“海权国家不断激起专制大陆军事政权的仇恨和恐惧，这不是因为它们的海军力量或船只，而是因为它们的政治结构对其他那些包容性较差的政府形式的合法性构成了重大挑战。当海权广泛宣传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时，它们的目的主要是确保内部的凝聚力，对那种嘲笑它们商业价值观、懦弱和不可靠的宣传进行反击。拿破仑那句‘店主之国’不过是长期以来对海权侮辱中的最后一个，这种侮辱可以一直回溯到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嘲讽。”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里的这段话，诠释了“海权”一词的真正内涵。如果简单地将它理解为“海洋的军事控制权”，或是将之视为国家发展与扩张的战略，都失之于表面。它其实意味着一种文明形态，本质是包容、开放与自由。
被拿破仑嘲讽的是英法战争时期的英国，可他的判断显然错了，英国才是那个时代真正成功的国家。
在英国之前，海权属于海上马车夫荷兰。这个低地之国有近1/4的国土面积低于海平面，还有1/3的面积仅仅高于海平面一米左右。千百年来，尼德兰人筑坝围堤，向海争地，终于造就了今日荷兰。
即使放眼世界文明史，荷兰共和国的成立都值得大书一笔。按照史学界的说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尼德兰地区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急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568年，为了反抗西班牙王国的中央集权和对新教加尔文派的迫害，尼德兰北方省开始了反抗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
1579年，北方省中的七省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被认为现代荷兰的开始。1587年，新生的荷兰与英国一起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七省联合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也是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
这是荷兰称霸世界的真正开始。几十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竟然占据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一万多艘荷兰商船游弋在五大洋之上，比其他欧洲国家商船的总数还多。
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荷兰已达到了商业繁荣顶点，被称作“海上马车夫”。
荷兰能够成为“海上马车夫”，最关键的是商业意识和自由意识。荷兰的经济奇迹贯穿了整个17世纪，也被学界视为欧洲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对海权的利用几近最大化，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制运作确保了海上贸易的顺利，它所雇佣的冒险家和雇佣兵，则先后击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抢了不少地盘，在全世界设立商行。
在荷兰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曾主宰海上霸权。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霸权被荷兰颠覆后，二者都步入没落之路。时至今日，伊比利亚半岛二国已是不折不扣的二流国家，仅有旖旎风光和宜居环境可供慰藉，经济在欧洲仅属中游，在发达国家里排名中下游。而荷兰的海上霸权在被英国颠覆后，虽也出现没落，但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健康度始终是世界一流，直至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之所以有此区别，与荷兰人对商业的重视有关。在当时西班牙的商业体系中，国家是最大的商人，国王和贵族依靠海外贸易的财富享乐，并不关心商业本身。可荷兰不一样，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地理上的大发现必然需要武力支撑，掠夺也成就了海洋国家的第一桶金。荷兰的发迹史当然也少不了血腥暗面，比如17世纪20年代，荷兰人就通过血腥屠杀独占班达群岛，获取肉豆蔻的生产和销售权。但相比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一味掠夺，荷兰人更喜欢做生意。
也正是通过做生意，荷兰人实现原始积累，进而又将原始积累用于国内工商业发展，进而实现商业的良性循环。
换言之，荷兰对“海权”的诠释，恰恰体现了商业社会包容与自由的重要性。
《海洋与权力》一书出自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兰伯特之手，讲述海权国家曾经的辉煌时代与未来方向，剖析海陆文明的根本冲突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过程。他选择了五个海权政权作为例子：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与英国，探讨其与生俱来的独特海权文化如何使得它们获得了超越自身疆域规模的成功，成为盛极一时的“海洋霸主”。
书名：《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作者：[英] 安德鲁·兰伯特
译者：龚昊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88元
正如书中所言：
“本书的主旨是把‘海权’（seapower）和‘制海权’（sea power）两个词区分开来，我用前者来形容海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后者则是由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1890年创造的，马汉用它来描述出于战略目的对海洋的控制。”
海权国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先天条件不佳，其中一些甚至弱小，因而希望改变自身局势，同时注重贸易，商业发达。比如威尼斯，在1204年之前为获得贸易权而战，1204年后则为了保住贸易而战，主要收入来自关税而非土地税。它们所营造的海权，超越了军事范畴，推崇相对开明的政体形式，将权力赋予商业精英，强调开放与包容。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这种开放与包容都被强大政权所警惕。安德鲁·兰伯特写道：
强大的大陆国家“害怕海权那具有包容性的、开明的意识形态，想要用它们在陆地上和海上的武装力量来摧毁这一文化挑战”
“它们的开明制度挑战了君主专制政体以及与它们同时代的大陆国家中的社会精英僭主。这种具有包容性的模式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政治包容来调动所有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弱小国家才有希望与规模更大、军事更强的对手竞争。这种政治现实使帝国式的国家惊慌失措，这些国家是用军事力量、所占领的土地和所控制的人口来衡量实力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包容性的政治，不论它是寡头共和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是混乱和变革的可怕先兆。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只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
所以，罗马帝国“对海权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不是战略力量感到震惊”，它“摧毁的是海权文化，而不是战略性制海权”。所以，“是文化而不是军力导致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忧虑和对汉尼拔的迫害”。
时至今日，“海权”似乎显得不再重要，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但正如安德鲁·兰伯特所言：
“当代海洋国家共同维护着使海权变得伟大的愿景——在经济、政治和知识上不断取得进步的意图。如果没有海洋国家，世界会变得更加灰暗，会丧失维持创造力的文化多样性和交流。路易十四痛恨它们，拿破仑消灭了它们，但我们应该庆幸它们依然存在着。”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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