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网上爆出消息，在北京香山景区里，突然冒出来一座墓。
很多人跑去围观，还有人拍了照片。
墓主人叫金无怠，八十年代，因被美国政府判间谍罪轰动一时。
金无怠在美国中情局工作37年，是亚洲部负责人，还差点成为中情局的副局长。
美国关于中国的情报，全部都由他挑选分析后，才会送上美国总统的办公桌。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潜伏者？
直到他被捕后，和他同床共枕20多年的妻子周瑾予，才惊觉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竟然都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1985年11月22日，我坐在沙发上似睡非睡间，突然一声门铃：叮咚。
来者是两位不相识的人，他们给我出示了美国联邦调査局（FBI）的证件。
其中一位男青年用中国话说：“我们想跟你谈谈金无怠的事。”
随后，一个走进无怠的书房，一个要求看我和无怠的护照。
我突然意识到，一定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我有些不安，问他能不能给无怠打电话，被拒绝了。
大约十点钟，电话铃又响了。青年主动接起电话，看了我一眼，低声说：“她很镇定……”
随即，他放下电话，转身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金无怠现在已经被捕了。”
我听后，全身冰凉，两手麻木，一点不能动弹。
我那时并不知道，无怠为什么被捕。
当天晚上我还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他语气轻松地和我说，自己在拘留所里，别那么紧张。
他告诉我，这只是一场误会，有一个人从大陆逃了出来，要求政治庇护，对方说无怠是中国间谍，所以被关了起来。
间谍？我完全没想过他会有这个身份。
第二天是星期六，有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无怠被捕了。
朋友还告诉我，他从新闻上得知，无怠的案子今天下午两点就开庭。一般案子不会刚把人逮捕就开庭，更不会把开庭时间选在周六。
所有迹象都在昭示着这场案件的不同寻常。
一夜之间，此事经媒体报道，已成为轰动的新闻，记者们正伫立在法院正门的石阶上，四面张望，生怕有关人士从他们眼底遗漏。
在律师的安排下，我充当他的秘书，从旁门混入了法庭。
这是一座地方法院，面积很小，旁听席不过五六排，我来时还没有人，坐在角落里，不想别人注意到我。
两点钟左右，无怠由两名警官带进了法庭。
他面容消瘦，显然是一夜无眠，身上穿着昨天下午离开家时的深色西服。几乎目不斜视地走到被吿席上。
探员报吿了昨天的情况，用英语述说，在必要时，用中文。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三个探员均操令人难忘的流利中文。
探员指控无怠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为中国提供了大量与美国国防有关的文件、照片及资料，还曾接受中方酬金十五万美元。
探员认为，金无怠犯有间谍罪和阴谋出售国家情报罪。
我和无怠二十多年朝夕相处，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检察官控诉的这些，根本没有一点蛛丝马迹。
散庭后，警官把无怠带了出去，我眼巴巴看着他，他却看都没看我一眼。
他只低着头，面无表情。
我真恨不得冲上前去，问一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在电话里将详情吿诉我？甚至还说事情没那么严重？
我和无怠虽不是青梅竹马，但我们二十年婚姻生活，我对他知根知底，十分了解。
中国间谍之说，根本是无稽之谈。
我还记1951年5月，在日本冲绳，我们俩的第一次相遇。
我那时还是台湾广播电台驻日本的播音员，主要任务是对在韩国战俘营的中国士兵广播，争取他们战争结束后，能选择去台湾。
一个晩上，我和广播处的同事们正在俱乐部聚餐，只见一个身材修长瘦削的男子，一直站在倶乐部的门外徘徊。
他虽非修饰过分，但也显得潇洒有度。同事告诉我，他叫金无怠，在服务处工作。
金无怠曾在韩国战俘营替美军做翻译，后由韩国返回香港，考上美国的“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也由此来到冲绳。
他的任务是收听中国大陆广播，选择重要信息翻译后，编辑成稿，递交美国国务院做参考资料。
我们一个播送，一个收听，工作方式相反，但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算是同事。
1953年金无怠在冲绳新年晚会中表演空竹
后来在俱乐部相遇，大家围桌畅谈，不知怎么闲谈话题中提起燕京大学，无怠说，他就是燕大的。
我三姐也是燕大毕业，一聊，竟然还是他同学。
他流利的北京话，使我们一见如故。我们都出生在北京，我家住在卢沟桥旁的后辛店，他家就住香山。
我们抢着道出孩童时代在古都北京的有趣的事儿，快速而顺口溜似的京腔，讲得我们好像早已相识，如同一起逗乐和斗嘴的北京孩子。
我记不得和无怠又聊了什么，彼此有兴趣的往事和相识的友人，也许还谈到紫金城、景山、风筝 和吃食。
我们家从父辈就在铁局工作，父亲做过铁路车站站长，而金家祖上原是姓爱新觉罗，是真正的皇族后裔。
无怠小时侯，家住的四合院里外有三进。为了方便照顾，家中还请了女佣和厨师。
无怠曾和我说过，金家当年亲戚满堂，可惜那时人多印象模糊，只有叔伯家的兄弟姊妹还有些印象。
他在香山旁的碧云寺小学毕业以后，考进了大同中学。在抗战前夕，他立志要考上燕京大学，可惜名落孙山，就先进了辅仁大学。
无怠在辅仁只念了一年，这一年，他父亲去世，家境中落，在开明能干的母亲的鼓励下，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无怠离别了母亲，只身由北京逃难到了四川成都，继续燕大学业。
那时我刚上完小学，为了躲避日军轰炸，哥哥带着我从北京逃离，辗转到武汉、上海等地，一家人流离失所。
我虽然年幼，但也是热血少年，视困难如粟米，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抗日。于是离开家人，参加了抗日华北宣传队。
宣传队是义务，每天有两毛钱餐费，也无交通工具，一路步行从武汉到了雾都重庆。
我和无怠除了同在北京出生，抗战时期，又都在巴山蜀水旳重庆和成都，此后我们只要相聚，没有一次不谈北京和重庆的。
无怠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更是身无分文，当时只能靠在成都做家教，坚持把书念下去，日子过得特别辛苦。
在燕大同学的印象里，无怠看上去很土，从来没见过他穿西装，几乎都是长袍大褂的打扮，也从没见过他穿皮鞋，穿的都是布鞋。
他本来就长得高，又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更瘦得活脱是一只蚂蚱。样子有点寒酸。
但接触以后就发现，无怠有非凡的记忆力，功课相当棒，样子虽然土，但英文极好，喜欢写作，非常爱国。
在读大学这几年，为了把握学习时间，他课外活动几乎全部参加，包括交女友，对他来说这些都太奢侈了。
那时和无怠形影不离的朋友是个进步青年，刚入大学便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同学们都觉得，像无怠这样的青年，在毕业后会第一时间奔赴抗战前线，可谁都没有想到，他去了繁华的上海。
还应聘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从事翻译工作。
抗战八年，我都在重庆度过，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国际广播电台，做播音主持。
为抗战，我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当时国际台设在巴县中学内，曾被日机轰炸全部夷为平地。
我除身上的衣物一无所有，是蒋夫人来到现场慰问大家，给我们发放救济金渡过难关。
我后来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因努力工作被上司重视，派驻到了日本。但也因长期两地分居，认识无怠时，我正在办理协议离婚。
为安顿在台北的孩子，我焦头烂额，无怠对我十分同情，常开导我。
我很感激他的友谊，也常向他倾诉我的困境，和思念孩子的心情。
后来，无怠也经历婚变，与妻子劳燕分飞，两个伤心人互相安慰，我们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无怠因工作被调往美国圣塔罗沙分部工作，我放弃了冲绳的播音工作，随他而来，成了家庭主妇。
1963年，无怠加入了美国籍。与此同时，我们结婚了。
63年结婚宴客合影
夫妻相爱，经济宽裕，无怠的事业蒸蒸日上，居所周围的景色美不胜收，那段时光几乎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
当然，幸福中也偶有摩擦，无怠与前妻有两子一女，尤其女儿，一直对我心存芥蒂，连婚礼都不允许我出席。
五年后，在圣塔罗莎的服务处分部将要撤消，全部人员调往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总部去。
但是，在该处工作的外国僱员，必须入籍成为美国的公民五年，才有资格调往华盛顿总部继续工作。
无怠还差半年才到期，本要自寻出路，好在服务处为留住无怠，竟决定延期半年搬家。
半年后，我们随服务处一起搬到了华盛顿，并买下房子，彻底扎根下来。
自从成为家庭主妇，理财之类的事项便全然依赖无怠，只觉无怠按月给我的家用，已是足够宽裕，不思后想。
我手上一直没有余钱，现在为无怠所请的律师声望显赫，之前承办的案件均有胜诉，但律师费价格不菲，足足有十万美金，并要求我们在二月二号开庭前交出。
我们只剩二十多天时间。
最后不得已，即将分娩的女儿抵押了房产，才将律师费筹措好。
十二月五日，律师通知我，无怠已转移到维州威廉王子成人拘留所。自此，我每周两次，在规定的家属探视之日，可以和无怠见面。
探视者先进一道门，然后由狱警点名，凡点到者，随着进去，每次十二人，可探视半小时。
我进了室内后，立即扫视玻璃房的窗口，寻找无怠在哪一个窗口，恨不得分秒必争，尽可能快地一个箭步奔到窗前，因为才有三十分钟。
无怠也看到了我。
我们被玻璃阻隔，几乎是不约而同，张开五指，对贴在冷冰冰的玻璃上。
我看无怠身穿蓝色的囚服，脸色苍白，神情憔悴，难以自控地泪如雨下。他也双眼噙着泪水，我们只能用电话筒交谈，相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缓缓坐了下来。
一想到我们只有半小时，昨天想到要说的话就无影无踪了。
我第一次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看到警卫森严，空气那么凝重而压抑，一时感到紧张又害怕。
经他一再提醒，我嗫嗫嚅嚅，几乎语无伦次，又想问他如何度日，想吿诉他家里如何，自己又怎么样……
总之，我也不知说了什么，还一直看着手表，心中生怕时间分分钟过去，慌到东一句西一句。
“无怠，你怎样？”我几乎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
无怠吿诉我他的起居情况、一日三餐很不错，有商店，可以买东西等等，我一直担心他能否把自己安排得好。
“小鱼，我先吿诉你一个好消息，这里规定，自己的卧室自己打扫得好，就可以每周增加一次家属探视。我为了多见你一次，每天都把卧室打扫得一干二净，连被子都垒得有稜角，东西放得整整齐齐。”
我破涕而笑，这才知道，之所以有两次探视，原来是如此。
这次探望，无怠全是用惯常幽默的口气在安慰我，像被囚禁的人是我。
走出拘留所，十二月的雪夜，寒风犹如刀割，雪地又硬又滑，我裹紧大衣好不容易来到车前，坐上车。
稍事平静后，我先在拘留所建筑物的四周绕了一圈，黑夜茫茫，小雪花打在车窗上，虽然雨刮不停地摆动，我睁大眼睛，仔细搜寻，过往车灯刺得双眼发痛。
突然间，我“呀”地一声，叫了起来。
果然有树、有野餐桌，幸好，这条路上车辆稀疏，我赶忙寻找拘留所建筑的六楼，那里灯光明亮，但我一时分辨不出走廊哪一边的尽头。
我左右张望多时，急中生智， 闪三次车灯。也不去考虑路上别的驾车人怎么想了。
刚刚无怠告诉我，他的囚室在这幢房的六层，在走廊尽头能看到下面的野餐桌。
我开车在野餐桌这里绕一圈，他就能多看见我一次。
对于我这种只求居家度日的女子，这种原始低级的小把戏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惊险小说的情节了。
但是，也因为此，我总算感觉到了一点虚幻的温暖。
之前生活琐碎的怨怼好像也消失在茫茫雪夜，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在冲绳时与无怠度过的那些欢乐岁月。
我本以为，被迫困在拘留所中的无怠会郁郁寡欢，恰恰相反，无怠居然十分享受在拘留所中的日子。
在拘留所中，可以与家属书信往来，无怠常在信中说他的生活环境十分不错，空气恒温，每日三餐十分丰富，让我尤其担心的他的糖尿病，有女护士每天按时送药给他吃。
他对重获自由十分有信心，拘留所中有一份自白书，是水门事件的高级政府官员入狱后所写，他打算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
他还在信中说，要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与《飘》媲美的巨著，再拍成长篇电影，轰动美国以至全球。
我担心这该不会是无怠强颜欢笑，后来逐渐发现，他确实乐在其中。
在狱中又是练字又是写诗，不仅经常催促子女给他送诗书进去，还偶尔因为忙着和室友打牌，而来不及把信写完。
以至于最开始和他通信的两个月，我们书信往来中讲得最多的是他在拘留所的生活，而很少涉及到案件的具体案情。
我被无怠的情绪影响，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有朝一日间谍罪成真，我该如何自处？
也许，他的真实情绪，从不会轻易显露。
金无怠被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
1986年2月4日下午二时正式开始审判。在法官宣布开庭后，检察官发言。
检察官先介绍了无怠的身份，都是一些我熟知的，比如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任情报分析员，同时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部的负责人。
毋庸置疑，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无怠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
他在美国政府里能接触的文件范围极广，包括军事、政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连前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所看到的中国情报，都是由他筛选处理，之后呈递到总统办公桌上。
如果他传给中国领导机密文件，将会对美造成巨大损失。
而接下来，检察官的发言让我瞠目结舌。几乎让我觉得这个躺在我身侧二十余年的男人是个彻彻底底的陌生人。
检察官所指控的罪状，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非但连想都想不到，甚至连听都听不明白。
金无怠是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共间谍，并且已经潜伏37年之久。
检方指控的第一条，就是朝韩之战期间，作为美军翻译的无怠将战俘营的地址透露给中方，导致韩战延迟。
检方指控，金无怠看着中国同胞被韩国军人严刑拷打，十分痛心，但为了隐藏身份，他一直表现得事不关己，为了获取美国人的信任，甚至亲自拿着烙铁往同胞身上烫。
这种行为的效果卓著，骗取了美方的信任，但金无怠的内心十分痛苦，最后，他决定为中国情报部门发了一封信函。
他将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透露给中国的情报人员，并在信中深刻忏悔自己伤害中国同胞的行径，除此之外，信中还夹带了一份志愿军战俘的"反共"名单。
金无怠提供的情报，为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提供了便利，中方向美方要求遣返全部战俘。
除此之外，检方还指控无怠借助在美国中情局工作便利，将接触到的机密文件传送回中国，对美国国防部造成危害。
让我意外的是，无怠对此没有否认。
他不认为自己为中国传递情报是犯罪，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为推动中美合作做出了最大贡献。
他在法庭上说：“中国人民太苦了，我希望能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
无怠在自述中也提到，自新中国成立，中美关系势同水火，之后中国与苏联决裂，导致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顿。
无怠想到，如果有一条直达中国最高领导的专线，那就可帮助中美两国消除无谓的极端猜忌。
而他当时在中央情报局只是个普通情报员，职位不高，无法接触到机密情报，只能把这个想法长埋心底。
直到七十年代初，他被调往美国中情局总部，成为情报局亚太地区的负责人，才有参阅机密文件的权限。
在这些文件中，他发现了一份当时美总统尼克松给国会的特别报吿，里面竟然把中国人民说成是“伟大而有生命力的人民”。
此时越战正在焦灼，美国最反共的总统忽然发表这种论调，实在是不可思议。
无怠通过分析认为，这份报吿如能直接送到中国最高领导手中，一定会给中美和好打开大门。
在他把情报送出几个月后，中美之间关系果然亲密起来，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几乎堪称奇迹。
70年代尼克松访华
为中方传递情报，随之后的文革而搁置，但等文革结束后，他再次联系上邓小平，推动中美合作，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使十亿人口能初步改善了他们多年以来的贫乏生活。倘因此而我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这个代价是小之又小的了。”
但这一切的说辞，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检察官在结论陈述完成的时候，忽然提高音量对陪审团大喊：
“在座的你们的丈夫和兄弟，成千上万地在韩战战场上死去，都是这个人杀死的，这个人就是他。”
他转身指着无怠：“就是他杀死了你们的亲人！”
全场鸦雀无声，气氛相当冷凝。
毫无意外，检察官指控的十七项罪状，全部宣判有罪。
我看见无怠面无表情，眼睛直勾勾地僵立在那里。法警将手铐拷上他的双手，带他离开法庭。
他走到出口处时，突然止步，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着我，然后随着法警离去。
一天的旁听，让我心力交瘁，但我此时才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无怠确实是个间谍。
他骗了我。
生活中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在瞬间，汹涌地奔入脑海。
想起平日里，无怠曾吿诉我，他的书房除了吸尘，不要随便收拾他桌面东西。
有天一早，我在他屋子里吸尘的时候，想将地毯上的东西挪开，椅边有一只手提箱，我刚一提，箱子原来未锁，“咔”的一声打开了。
我一看有些类似文件或信函似的纸头，也没仔细多看，下意识地赶忙再“咔”的一声把箱子合上，放回原处。
晩上，无怠回来了，他进了书房，不一会儿，他来了厨房。
“你动了我的箱子了吗？”我背对他，正在炒菜，没有转过身来，不知他的表情如何。
“我说过，不要收拾我的东西，不然，我该找的东西反而找不到了，可能桌子上很乱，没关系，我知道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儿。”
“房间不脏，用不着勤收拾。”他又加一句。
我知道，他平时十分仔细，账也算得极有条不紊，连外出旅行，他收拾的行囊比我周到得多，我十分欣赏他的细致，相较之下，自愧弗如。
我什么也没说，心想他又该说我，违反结婚时互不干涉通讯交往的默契。
可是，他这次什么也没有多说，只补充了 一句：“赶明儿，别再动我的东西，我找不到了，你也累得慌。”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去检査他的书房，翻过他的东西。
后来我们因婚姻分歧闹分居，他跟我说，想在楼下公寓另一幢楼里租间房子做书房。
我也从没有问过那书房在何处，他也没有吿诉过我，直到他被捕后，我才点点滴滴回忆起许多疑点。
记得无怠是1981年从“服务处”退休的，他已整整工作三十年。
退休后他突然热衷于投资贷款，一天，他吿诉我，最近联系贷款的事有些进展，中国银行希望派个人去北京再进一步谈谈，他想回大陆去。
我一听，喜出望外，以为自己也能同去。
周瑾予小时候常在真光电影院旁边买糖炒栗子
北京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太兴奋了，设想着回北京后去找胡同里的老宅子，再去找找老同学，还要去看看小时候常去的电影院……
可是，我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
“我此行并不是去旅行，主要是谈贷款，也待不了几天，恐怕不能带你去，咱们以后专程回去一趟，再好好看看。”无怠低着头，轻轻地说。
除了谈贷款，他还要谈燕大复校的事，言下之意怕我玩不痛快，索性就不要去了。
我大吃一惊，既然这样，我能说什么昵？
无怠是首次去中国大陆，我们曾听说过不少有关大陆的情况，家中也有亲戚在文革中遭受严酷的迫害，我多少有些不放心，亲自驾车送无怠到机场。
航班只有五位乘客，机组人员和服务人员却比乘客多两倍。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连无怠的脸上都露出少有的紧张表情，十分忐忑不安。
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们没有通过信息和电话，我认为中国大陆通讯不便，也算正常。无怠回美国后，还给我捎了一块翡翠项链和戒指。
那是他第一次送我礼物，兴奋之下，也没有再去深究他在北京的行程。
这件事发生在1982年的2月。
在法庭上，检察官的话提醒了我，1982年2月，无怠前往北京，除了会晤中共情报人员，还接受了公安部的宴请，并接受了该部的“副局长”职衔。
从北京回来后，无怠性情大变。
无怠北京归来后，就张罗起要接他在广州堂姐的女儿黄小姐来美，安排她学习及工作。
黄小姐到来后，我也尽力照顾，因为她是无怠的外甥女，当然是一家人。无怠和她一起说广东话，十分投缘，我不谙广东话，听不懂。
让我奇怪的是，无怠他原本性格温和，连说话都轻声细语，从不高声，哪怕有不同观点，也极少见他与人争辩。
黄小姐的到来，无怠居然判若两人，情况大变了，他神不守舍，常常前言不搭后语，有时独坐沉默，踱来踱去。
后来竟锁上他的书房，不允许我进去，每天晩上等黄小姐来电话，也坐立不安。
只要我提他的不是，他一反常态，竟然大发雷霆，粗话不离口，有时还摆出要动手的架势，气势汹汹，令人莫名其妙，他变得让人不知所措了。
我们相处如同陌路，开始了冷战。
更可怕的是，有一天我回家，发现无怠和黄小姐竟然关在卧室里，看成人录像。我愤怒至极，准备和无怠离婚。
无怠之前也有沾花惹草之事，但似乎这一次，他和黄小姐的关系是认真的。
有一次为了去见黄小姐，无怠甚至想开车撞我。
在离婚案开庭前夕，无怠不知为何去了香港，他用电话对我狂轰滥炸，第一次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称有急事暂时无法回来，要我推迟开庭时间。
后来我们和好，去欧洲旅游，他竟去拜访了几家房地产公司，并突然跟我说，想带我一起离开美国。
我们的子女都在美国，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开。
算算时间，无怠身上种种异常行动，差不多就是北京回来，联邦调查局开始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
难道无怠所闹的绯闻和与我分居、复合等等都是从事间谍的烟幕，还是别有用心？
金无怠（第二排右三）和朋友在一起
之前去见律师，他们谈的我没法全懂，后来律师问我：你们结婚多少年？
我说二十二年。
他说，结婚二十二年，对你丈夫懂了多少？
他的问话，叫我傻了。
我说：我对他一点也不懂，真的。我忽然发现真的对无怠太不懂了。
我只好对律师说：我是爱他的。
现在我连这份爱也质疑起来。
审判后我去探视无怠时，忍不住问他，他是不是认为我是来自台湾，曾为国民政府服务的广播事业人员，可以利用我来掩护他？
无怠表示，他与我结婚时，并没有与中共来往。
我不知道无怠说的是不是谎言。
我还记得听无怠宣判时，心头紧缩得像一个石块。
听到每一条罪状所涉及的刑期，我再也控制不住，终于失声痛哭，倒在座席上。
特别是看到无怠戴上手铐，被带了出去时，我的痛苦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禁不住失声呼叫：
“你们还给我的无怠，还给我……还给我……！”
我知道，我将永远失去我的丈夫，这个谜一样的男人。
无怠宣判后，曾经请求我去一趟北京，设法去求见邓小平，他说只要邓小平能给里根总统通一次电话，就有可能得到释放。
我听了以后，想了很久，没法回答。
很快，新闻替我做了回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和无怠毫无关系。
等我再去探望无怠，他不再提及让我去北京求见邓小平了。
金无怠和周瑾予刚恋爱时的合照
不久，无怠就写信告诉我，他要接受媒体采访。
他说，如有华裔观众看后，写信给美总统要求特赦放他回中国，则他可以继续恢复燕大的工作，又可以做一番事业了。
我听到这消息，心中十分紧张。
自从无怠被捕后，许多新闻媒体不断来电话要求采访，我们都婉拒了，他却突然说要接受记者采访。
我们这些家人束手无策，期待他自己运筹帷幄了。
无怠除了撰写问题回答的提纲外，还做了些心理准备，尤其华文《中报》的记者，还拿到了无怠16页的自白书。
节目午夜两点播出，时钟敲过午夜一时，我已严阵以待坐在电视机前。
记者和无怠分坐在一张长桌的两侧。无怠身着蓝色囚衣，神色镇定自若，摄影机在他们两人前来回转移。
记者的提问与法庭上所涉及的问题大致相似。
无怠在回答中表示：他既爱美国也爱中国，他的作为导致美中两国改善了关系，最后终于建交。如同一个孩子即爱父亲，也爱母亲一样。
他又以司马光击破水缸以救落水之孩童为例，为了使中国走上民主道路，他本人被判多少个终身监禁均在所不惜。个人牺牲也是值得的，他无悔无怨。
从荧屛上看来，记者也颇咄咄逼人，无怠一直保持稳定神情轻声回答，画外音的介入和画面的转换，看来许多问题还未完全回答完毕，又进入另一问题，给人以支离破碎的印象。
我看完以后，在电视机前呆坐了很久，说不出心中是酸是苦还是辣，只觉全身僵硬，室内骤冷下来。
不知无怠看了这次采访是何感想？
我自无怠被捕后，六神无主，不服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1986年2月21日清晨，床头柜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心想一定是催命鬼般的新闻记者。
“你的丈夫金无怠今天早上已在拘留所自杀了。”
我的脑际“嗡”的一声，完全空白了。一句话说不出来。等我回过神来，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电话是报社记者打来的，消息可能真假掺半。 我立刻给无怠的拘留所打电话，可一连三个人接电话，没有一个告诉我无怠的情况。
最后，我打了电话到律师事务楼。又问了一遍“我丈夫是不是自杀了”，每说一遍，犹如铁矛刺在心头。
“金太太，对不起，你的两位侄媳已经正在往你的寓所的路上了。”
一阵门铃作响，我赶紧挂上电话，一个箭步奔去开门，以为侄媳们来了。
门开处，是三位警官。他们站在门外，表情十分严肃。
三双深深的眼睛直视着我，什么话都还没有来得及说，我一开门看见他们，立即眼前一片漆黑，胸腔挤得疼痛，很想呕吐，我控制着自己。
什么都不必多说，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就成为真实了。
前几天收到的信里，无怠还约好今晚给我打电话。
他总是骗我。他又失约了。
拘留所告知，无怠自杀是用塑料袋套头，拿鞋带系上，窒息而死。
我们在教堂为无怠举办了追思会，记者们倾盆大雨般的提问，让我们难以招架：“金太太，你相信金先生是自杀吗？”
我到医院去认尸时，无怠除了在鼻孔处残留一些秽物外，状态很是平静，如同睡着了一样，如果因窒息而死，一定有挣扎过的迹象，不致如此平静安详。
无怠有糖尿病，并不十分严重，因为他的孩子是医生，他服的药是按孩子开的处方，每天服一粒药丸，效果很好，不知为什么，自杀的当天给他改为注射胰岛素。
在退还的遗物中，有一双十二号的球鞋，无怠穿九号鞋，平时，他因脚有湿气，最不愿穿球鞋，所方说，这双球鞋是无怠拘留所里，自己订购的。
他每天都写家信，连买一块糖都吿诉我，从来没提及他买了一双比他原来的鞋大三号的球鞋。
因经济状况不佳，关于丈夫的死，我无法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无怠的一生将永不会为人所知晓，他留在人间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段，像一本残缺不全的书。
得知金无怠的衣冠冢出现在北京香山后，一位96岁的老人，在家人的带领下，找到了他的墓。
老人叫蔡公期，是金无怠在燕大的同学，金无怠在燕大唯一参加的团契活动，即由他组织。
面对墓碑，蔡公期说：“老同学，我看你来了！你是一个独特的燕大学人，是我们燕京大学独特的代表，我作为你的老同学将长久地怀念你。你的一生，后人将逐渐加深了解。”
大家不知道的是，蔡公期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中国桥协会荣誉大师，早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曾和邓小平打过15年的桥牌。
在金无怠的墓前，蔡公期还说：“你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以独特的方式，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为中美两国首脑间的互相了解奉献了自己一生。”
香山一行，车多拥堵，得上下步行穿过果园，蔡公期回家后，休养了相当一段日子才缓过来。
这也许不仅只是燕京同学情谊。
【本文节选自《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周瑾予，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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