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带着自己的“立体狙击理论”四处出击,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巨大的金融风暴。

1992年,索罗斯第一次出手狙击,就击垮了英格兰银行,从中获利10亿美元,由此声名大噪。随后,索罗斯四处出击,攻陷了墨西哥、泰国、印尼、菲律宾等诸多国家,导致多国金融体系崩溃,经济损失巨大,而索罗斯自己净赚则超过了100亿美元。

不过,大家都知道,无往而不利的索罗斯在做空香港时“失手”了,他曾雄心壮志想把香港当成自己的“提款机”,但最终却是“血亏离场”,其中,北京支持、港府下场是香港取得胜利的原因,回首当年,朱镕基是怎么打败索罗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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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

金融大鳄索罗斯,盯上了香港

索罗斯是著名的金融大鳄,在上世纪90年代,他带着他的立体狙击理论横扫了南美、东亚诸国,战无不胜,获利超过100亿美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索罗斯是让许多人“闻风丧胆”的,因为当时似乎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战胜索罗斯的立体狙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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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索罗斯下场做空泰铢,通过不断抵押借出泰铢、兑换美元的操作,造成了泰国市场上美元大热,而泰铢被大量抛售的景象。

这一现象很快造成了市场和民众的恐慌,泰铢很快遭到当地,民众的疯狂抛售,泰国原本就脆弱的金融体系被击溃,泰国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转而采取了浮动汇率制。

这就落入了索罗斯的陷阱的之中,在泰国采取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暴跌,索罗斯则趁此机会兑换泰铢、偿还抵押借款,并从中大赚汇率差价。这一套理论在当时简直攻无不克,而胃口逐渐膨胀的索罗斯就将目光瞄准了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香港。

也许香港并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因为当时香港的经济结构相对健康,通胀率已经连续3年下降,且外汇储备位居全球第三,高达1000亿美元,同时当时的香港采取的联系汇率制,这种制度相对来说比固定汇率制更难攻破。

但大概索罗斯已经赢了太多次,他想要挑战更高的难度,香港仍旧成为了他下一个目标。在索罗斯的眼里,尽管香港更难攻破,但只要能够搞垮香港的房地产和股市,就能搞垮香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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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为香港准备的方案是“挤兑”。因为当时港币的汇率是以7.8:1钉死美元的,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增发1美元,香港也会对应地增发7.8元港币,因而索罗斯大量拆借港币,企图引发民众挤兑、逼迫港府增发港币应对。

一旦港府真的在美元没有增发的情况下,增发了港币,那么联系汇率制就会被攻破,香港就真的会成为国际资本的提款机。

索罗斯在香港大量拆借,并同时做空恒指,为攻击香港做准备。而当时香港金管局局长任志刚只用一招——提高银行拆借利率——来应对,只是这一招对于索罗斯这样手握巨额财富的国际大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而影响,受到影响更大的反而是香港市民。

因为银行拆借利率不断提高,香港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大幅减少,大量借钱炒房、炒股的香港市民破产跳楼,香港社会一片哀嚎。

1997年10月23日起,索罗斯开始对香港金融市场发起疯狂的进攻,他在当天抛售400亿港币,导致恒指暴跌超过10%,到了1998年5月,在国际炒家的做空之下,恒指几乎腰斩,仅有6000多点。

随之而来是香港房价腰斩、民众排队挤兑美元,而西方则洋洋得意地声称,香港是资本大鳄的提款机,让国际炒家们赚得盆满钵满。

这更坚定了索罗斯要击溃香港的决心,他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下一次进攻,他计划一举击溃香港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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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支持,港府下场,决战香江

趾高气昂的索罗斯,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叫嚣“港府必败”,并调集国际炒家砸盘做空。而香港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顶不住国际炒家的攻击,香港即将万劫不复。

不过,香港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港府背后,是北京的支持。实际上,索罗斯看起来是在和港府斗,但在其背后,却是朱镕基与索罗斯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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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在1997年索罗斯第一次狙击香港时,港府高官就已经秘密进京,并得到了中央将不遗余力支持香港的承诺,这成为了港府维持联系汇率制的底气来源。

而后,朱镕基和索罗斯同时受邀参加世界银行的年会,朱镕基当场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朱镕基在向索罗斯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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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1998年3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海内外媒体面前宣告了一件事,那就是“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并且我们也将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在这场索罗斯制造的金融危机当中,中央政府始终都与香港站在一起,中央政府对于这场金融战争,曾经有过一段简短的表态,称一贯支持港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维护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

按照中国人含蓄的性格、从不把话说得太明白的特征,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假使香港的外汇储备用完了,中央政府会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救市。

但是似乎索罗斯并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押宝给了中央政府和港府都不会大规模入市,毕竟香港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自由市场,从来都没有政府大规模干预资本市场的先例。况且,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们手握千亿资金,足以打垮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体。

在那个时间点上,谁都没想到的是,港府决定下场救市,与国际炒家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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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14日,港府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入市大举吸纳,当天就让恒指反弹560多点,在港府持续操作下,恒指止住了疯狂下跌的势头,开始进入震荡状态,甚至在1998年8月27日,恒指还迎来了近1年以来的最高点:7922点。

而这个夜晚,香港人注定无法入睡,因为8月28日,是恒指期货的结算日,也是这场金融大战的决战日,是输是赢就在此一举。

为了这一天,中央派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两位副行长带着600亿港元资金亲赴香港坐镇指挥,与之同行的,还有140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支配权,一旦有需要,国家外汇储备也将下场救市。

虽然在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与现在无法相提并论,但那时这1400亿美元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况且,在决战时刻,这1400亿给予港府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信心,因为真正下场救市的还有中船重工、中石油、中国邮政等一大批国企资金。

开弓没有回头箭,1998年8月28日上午10时,港股一开盘国际炒家就疯狂抛盘,而港府则寸土不让、大举吸纳,午市收市成交额高达409亿港元。

而下午开市后战况更为激烈,因为这是国际资本赚钱的最后机会,港府几乎动用全部外汇储备吸纳抛盘,平均每分钟有3.5亿的股票易手,直到下午4点恒指收盘,全天交易额报790亿港币,创造港股的最高纪录。

激战一天,恒指报收7829点,恒指期货的最终结算价格是7851点,这个数字放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平平无奇,唯独是在那一天,这个数字意味着港府成功保住了香港经济、意味着索罗斯将巨亏离场,也意味着立体狙击理论并非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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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软着陆是决战的底气

每每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似乎都着眼于港府激战索罗斯的战况,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决定救市时说的那一句“保不住香港,我们以死谢罪”被永载史册,可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港府决战背后的真正底气。

我们说,港府决战的底气来自于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底气又来源于何处呢?

那毕竟是1998年,那时候虽然改革已经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但与今天的成就相比,当时的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是“弱国”,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敢于与身怀千亿级资金的国际炒家叫板呢?

是因为在朱镕基的带领下,我国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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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1993年,有人比喻称,当时的中国经济就仿佛是一匹吃了兴奋剂的瘦弱小马在拉着大车飞奔,如果不能尽快让小马稳稳当当地停下来,只要“药劲”过去,就一定是“人仰马翻”。

但是到底怎么让这匹小马安全地停下来呢?似乎国内并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往前看,1988年底的一场整顿让通胀率从18.8%跌到了3.1%,但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1993年我国的通胀率是14.7%,并且还在继续上涨,当时我国刚刚开始宣布要搞“市场经济”,朱镕基就是那个抛弃行政命令、开始采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朱镕基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制定了“经济软着陆”的明确方针,希望既能控制泡沫,又能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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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镕基的指挥下,紧缩把一些“投机倒把”以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切断了,将沿海地区过热的资金返流到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正常生产中去,降低了通胀,又保持了经济增长。

调控逐步在进行,但一开始的效果似乎令人吃惊,因为1994年的时候,我国的通胀率飙升到24.1%,刷新了1988年创下的记录,不过朱镕基倒是不太在乎这个,他在1994年底的总结中表示,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是恰到好处的。

随后,朱镕基继续指挥用市场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并适时微调,始终抓住经济软着陆的主线,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成功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

199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8.3%,而经济增长率只是从11.6%回落到了9.7%,这让我国经济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朱镕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理论失灵,滞涨的难题一直在困扰着各个发达国家。

而正是因为朱镕基带领着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中央政府才会“弹药储备充足”,足以应付索罗斯发起的这场金融战争。也正是因为我国经济软着陆、并在朱镕基的带领下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我们才有信心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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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朱镕基接任国务院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给予了亚洲乃至全球重要的信心,阻止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爆发。

因为当时,索罗斯带来的金融危机恐慌蔓延,导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在抛售本币、买入美元,亚洲国家本币贬值、资本大量外逃,整个亚洲“风雨飘摇”,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正是亚洲的信心锚,阻止了危机走向更深的漩涡。

一场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的是港府激战资本大鳄,没有看到的却是朱镕基带领国家经济转型,给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亚洲带来的巨大信心和底气,而这才是危机来临时,胜于一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