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翟晨旭
“生活是很苦，但还是有些小小微甜的事情在发生，你需要发现并抓住，你永远都值得最好的”。
“没有这个年龄该做的事，只有这个年龄想做的事”。
当我们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倘祥于诸多报刊亭中，翻开最新一期的《读者》，诸如以上心灵鸡汤式的语句依然不断活跃在字里行间。
假如文字能给人以鸡汤的温暖，那《读者》这锅鸡汤，已经在文火慢炖中滋养了四十年之久。在这个朋友圈文章和网络信息泛滥的时代，《读者》作为一本杂志，依然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大的读者群体。
有人甚至说，《读者》与“新闻联播”、“春晚小品”一样，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展现中国人众生百态的一面镜子。
那么，《读者》究竟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读者呢？
01
时间回溯到1980年的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决定做一份期刊，接受这个任务的是出版社科技室的编辑，36岁的胡亚权。
那是一个全国期刊遍地开花的时代，纯文学类的《花城》、《十月》和通俗类的《半月谈》、《青年文摘》等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要想在这片江湖里砍出一条血路，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胡亚权顶着压力，找到了文教室的编辑郑元绪，两人之前就已有过合作，事实证明，找对合作伙伴，永远是成功的第一步。
《读者》杂志早期负责人合影，左起郑元绪、胡亚权、彭长城。
多年后，胡亚权曾这样回忆道：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俩在性格上有些互补，我比较冒进，他比较沉稳；我比较粗心，他比较细心；我考虑事情喜欢创新，他考虑事情比较缜密。所以，在办杂志的时候，对于双方的分工互相都知道。”
而也正是郑元绪，给了胡亚权许多创刊的灵感。
两个人都是理科生出身，刚刚经历过文革动乱，对于办刊物这种事都是一头雾水慢慢摸索。直到有一天，胡亚权来到了郑元绪的家里，看到了郑元绪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三本《读者文摘》中文版，当时郑元绪还没过目，胡亚权就提出自己先借过去看看，没成想这一看就是三天找不到人。
《读者》编辑部早期工作场景
后来郑元绪回忆：“《读者文摘》平民化的风格，朴实的叙述，在平凡的事情中以小见大，反映人性的光彩，使我们很受启发。而且翻译完全本土化，就像一个中国老文人写的”，刊物的名字也就这么愉快地确定了下来，只是当时的两人还不清楚，这个名字将给这份杂志惹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当时俩人猫在一个只有六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完全没想这么多，确定了刊物名，郑元绪就马不停蹄地跑去了北京寻找各类资料，并联系了《光明日报》打广告，而胡亚权则忙着设计版式和栏目，最早一批的栏目，包括“文苑 ”、“人物 ”、“在国外 ”、“书摘 ”在内，总共二十余个，其中许多栏目至今依然在使用，成为了《读者》的“立身之本”。
封面也最终敲定了以影星娜仁花的侧颜作为杂志的封面，颇具时代气息。
即使是这样，期间也颇有波折，受限于时代原因，出版社总编辑在印刷前要求他们撤掉其中几篇敏感稿件，这导致原本的排版开了“天窗”，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们转载了张贤亮的小说《肉与灵》（后被改编为著名电影《牧马人》）。
几经周转，1981年4月，拿到刊号的《读者文摘》正式发布了创刊号。
第一期总共48页，定价三角，首印了30000册，其中新华书店系统包了一半，另外的15000册，则以邮寄形式赠送给了全国县级以上文化馆，各省市大学以及全国两千多个县邮局（当时的邮局负责杂志销售），并在邮寄的时候带上了杂志订单。
合理的栏目设计、雅俗共赏的内容以及正确的销售思路，《读者文摘》成为了八十年代期刊界一匹挡不住的“黑马”，销量从首印的三万册，到第七期的十三万册，再到两年后（1983年）的一百三十万册。
最终，销量在1984年初稳定在了一百八十万的数字上，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为了不起的事情。
02
迅猛发展之下，问题也伴随着《读者》。
正当《读者文摘》火爆全国的时候，美国的《读者文摘》不乐意了。这件事说起来，远远要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复杂。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与“国际版权组织”接轨，甚至国内连“商标法”都没有，这事怎么办，一下子变得棘手起来。
这件事情的争执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通过后，美国人抢先一步注册了中文版的《读者文摘》，导致当时的《读者》不得不用“读者文摘月刊”的名字注册并使用。
“改名”风波给了编辑部巨大的压力，郑元绪回忆道“对方很不客气，我们也很不客气，觉得不能向他们让步。中间，他们还通过我清华的校友斡旋，希望我让步……”
最后，实在是被这件事搞得头痛不已的编辑部决定：“还是改了吧，长痛不如短痛，以后刊物还要发展呢！”，并随即在之后两期刊登了“征名启示”。
“改名”最受伤的除了编辑，还有十几年来一直阅读《读者》的杂志。在那个纸质阅读的时代里，编辑部与读者的关系不亚于多年老友，许多读者甚至因此失声痛哭出来，最后，在所有的来信中，编辑部选择了得票率最高的“读者”。
1993年7月号，杂志开始正式启用了《读者》这一刊名，同一期杂志右下角还保留有“原《读者文摘》月刊”的标注。
对于读者而言，这在感情上也许是一件极难接受的事情，而对于《读者》来说，一个新的名字，何尝又不是新的开始。
03
而比起“改名”而言，更让《读者》难以抉择的，是刊物自身的定位问题。
1989年，对于全国的刊物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一年。站在八十年代的尽头上，人们开始不断探索着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选择正确的刊物将在九十年代更为势不可挡，选错的则被大浪淘沙，湮没于滚滚浪潮之下，许多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杂志均在这一年中遭到了打击。
《读者》的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围绕着做什么杂志，怎样定位的问题，郑元绪顶住了压力，并在会议上一锤定音。他放弃了那些无意义的歌颂和看似火热的新闻资讯，继续让《读者》沉浸在“清新、隽永、历久弥新”的风格中，用平实的文字娓娓诉说着那些令人感慨万千的道理。
事实证明，当你无法抗拒时代的时候，做好自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选定了方向的《读者》，在九十年代的康庄大道上一路狂飙，1993年，《读者》的销量比起八十年代翻了一番，来到了三百五十万。
《读者》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
在做好内容之余，《读者》的营销手段也在当时显得独树一帜。
首先，读者那些年一直坚持给全国各中小学以及部队官兵寄送刊物，这种行为不仅洗刷了其身上“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标签，也让《读者》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根深蒂固起来，几乎每个家庭的桌头，都会摆着几本《读者》。
再者，在创刊之初，《读者》编辑部就敢于“一掷千金”搞写作比赛，那时候的奖品是一部《辞海》，价值22元，对于今天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不亚于天文数字，正是这种对于写作事业的尊重与投入，让《读者》可以一路过河搭桥，并拥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体和写作群体。
04
时光荏苒，1981年那个六平米的“编辑部”，已经度过了四十年的光阴，物是人非，当初的“创刊”一代也已然各奔东西并垂垂老矣。只不过让我们庆幸的是，《读者》的初心似乎一直没变。
初心是什么？
曾有这样一个说法，《读者》作为一本从兰州走出的杂志，其刊物的定价，永远不会高于一碗兰州牛肉面的价格。
传言之真假，已然不可考，但《读者》的定价却是大家都能看的到的，确实是一如既往地亲民。从最早创刊时候三角涨到五角，再到后来著名的“九毛八”，然后在新世纪后一元、两元、三元慢慢往上调，最近的一次涨价大概在2015年，达到了六元的“天价”，其实这样的价格，早已与“兰州牛肉拉面”价格的增长速度拉开了差距。
只不过人心日渐浮躁的今天，还会有多少人舍弃一碗牛肉面，而拿起一本《读者》呢？
一份刊物的成功，机遇、内容、时代、受众，往往诸多因素缺一不可，杂志能做到《读者》这份上，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风华绝代”，那么，《读者》能够走向下一个时代吗？
也许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读者》主编彭长城的话回答。
当被问及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期刊”时，彭长城这样回答道：
“第一，能真正反映时代变迁，记录时代发展历程，深深印上时代烙印的期刊，肯定是好期刊；
第二，是能对社会产生一种影响的期刊，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更拥有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人文的东西；
第三，是那些对时代、对人类的发展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期刊。
我希望《读者》也能成为这样的期刊，在脉脉的人性关怀下，烛照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内心。”
作者丨翟晨旭，语文教师、文博刊物《陶泉文苑》创刊人、21世纪出版公司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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