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不可能生4234万人,数据有假?你不知道人口普查有多复杂!

2021-05-14 11:03:13 关注幼儿

2020年11月1日进行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在5月11日通报了初步结果,这也是近期最重要的国内新闻。

在数据公布前,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就已经引发坊间热议。这是在中国人口进入拐点前的普查,也是第一次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普查。

人口普查为什么重要,因为当前人口规模和未来人口预估,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展开的基础。

这才是大事啊,其他那些国际破事、社会杂谈,比起这都不值一提了。

数据公布后,质疑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了“0-14岁人口25338万人”上。

无论在网络问答平台,还是各种个人公号,充满了对“25338万人”的质疑。

质疑者们认为,将历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相加,2007到2019年的出生人口应为21104万人。

“这要么说明2020年生了不可能的4234万人,就是数据造假”。

当被人指出“0-14岁”就意味着周岁,因此包含了2006年甚至2005年最后两个月的人口之后。

质疑者改口,称即使加入2006年出生人口1584万,以及2020年初步公布的人口1200万,依然存在1650万人的缺口,无法解释。

唉,光会一个加法就来质疑,这仅仅是停留在第〇层而已,基本上与胡思乱想差不多。

可知道,现实社会的调查统计工作,是多么复杂多维的一件事?可知道事件的多层真相是什么?

【统计年报】

统计年报的数据从哪来的?

年度统计公报,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国家统计局调查发布。

早年间,统计公报都会这样写:

“根据1992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人口出生率18.24‰,死亡率6.64‰,自然增长率11.6‰。以此推算……”

说明得很清楚,是根据抽样调查获得的变动率,进行数学推算的结果。

更早年份,还会说明抽样调查的情况:

“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对所属312个县(市)、1057个人民公社(街道)、3503个生产队(居民小组)、556188人的随机抽样调查,1982年人口出生率为21.09‰,死亡率为6.60‰,自然增长率为14.49‰。”

但到1997年之后,统计公报开始改成直接给出每年的人口出生数、死亡数的万人数字。

这才让很多人以为,这就是精确普遍统计的数据了。

当然不是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上门入户的人口普查。

现在,逢“0”的年份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在逢“5”的年份进行1%人口抽样调查;其余年份进行全省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其样本量约占总人口的 1%~5%左右。

而在全国、各省的每年统计年鉴中,在人口一章,都要不厌其烦地放入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以每一次人口普查为基准,其间每一年的年度数据,都是基于历史追溯调整的结果。

而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之后的年报数据,则都是基于抽样调查获得的变动率,进行推算的结果。

一句话,年报数据是估的,是估的,是估的!

【人口普查的挑战】

不要说统计年报是基于抽样估测的测算,就连人口普查本身,也受到数据调查精确度的挑战。

1953、1964和1982年的前三次人口普查,可以说是准确度极高的。

在几乎没有流动人口,也没有计划生育要求、统一管制的静态化社会,中国的前三次人口普查以很小的成本获得了极高的准确性。

1980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流动人口。少数获得国家指令迁徙的人群,也必须带着户籍、粮食等关系的转移。

因此,公安部的户籍系统档案,几乎就等于人口统计资料。人口普查只需做少量的查缺补漏、细化确认工作即可。

而随着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的到来,时代的巨大变迁,给人口统计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两大挑战就是:

一、流动人口的出现、剧增与常态化。

二、计生管理下对“超生”儿童的瞒报。

本篇先重点说二。

【重大的“90年代出生人口之谜”】

计划生育历史的重大节点,其实并不止80年代初。还有一个为人忽略的影响时点,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当时发现,从上一次的1982年三普,短短八年,人口就增长了1.25亿人。

之前八年的历年抽样估测,年均人口增长率平均为1.33%,而实际四普统计为1.48%,年均出生2000多万人,增长1250万人。

尤其是1986~1990年,新生人口突破2300甚至2600万,年净增在1600万以上,仅四年就新增人口7000万。

人口专家不禁纷纷感到压力山大,认为计生工作完全没有到位,若持续下去,人口控制工作无法完成。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80年代的人口高增长,这只不过是60年代灾后“婴儿潮”新生人口,在成年婚育后制造的又一个生育高峰。

尤其1986~1990年恰逢第二轮生育高峰的峰顶(上一次60年代的峰顶是近3000万),引发惊骇,是正常的。

但经过计生宣传与社会进步,无论城乡,新一代人口的生育数量相较60年代已经大幅下降,已经降入2.1的世代更替率。

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四普的结果影响下,90年代实施了更严格的计生政策,各地推行计生一票否决制。

而之后历年的年度人口增长估测,也一改风格,数值明显偏高,年均估测均在2100万以上。

结果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数据初步汇总后,众多人口专家又一次大为惊骇。

只是这次惊骇的方向完全反了过来——

前一年的出生人口怎么可能不到1150万?只有抽样预测的60%?达到了1961年来的最低值(至今2020年也尚未达到)?

怎么会整个90年代的出生人口,比这些年的估测数字差出那么多?

若按这些数字计算,整个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22甚至1.18,比日本还低得多!已经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这真实不真实呢?当然不真实。90年代的中国还远远不是今天的模样。

想一想就知道,肯定是众多“超生”家庭为了躲避高额罚款,自然对“超生”子女隐瞒不报。

近三次人口普查的年龄认定实际上是当年10.31~上年11.1,与自然年不同。但总体影响不大。

人口专家都在说,绝不可能!必然存在大量瞒报。

就是否要进行“调整”,学术界、普查办、计生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决定还是按数据原样公布。

但真实数字究竟是多少?各方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估测分析。而各方数字相差之大,互相谁也不服谁,成为21世纪头几年学术界颇为热门的一段“公案”。

有些“反计生”派,则最喜欢引用这个大有错漏的原始数据,声称中国生育率90年代就已经是世界最低,早就该放开生育。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还不明真相,误用00年五普数据,就真的以为,1999年只出生了1150万人、总和生育率已低过1.2。

【真相要过10年才揭晓】

相对真实的结果,一直要到10年后,也就是2010年的六普,才开始浮出水面。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知道,90年代的出生人口,既不像当时的年度抽样估测那么高,也不像2000年的五普结果那么低。

例如,1999年的出生人口,既不是当时年报估测的超过1900万,也不是2000年五普中低得离奇的不足1150万,真相应该是2010年六普登记到的近1400万。

2000年的五普中,大量“超生家庭”瞒报了自己的“超生”子女,总数超过1800万人。

而到了2010年六普,那些被“藏起来”的孩子,已经长到了十几岁,甚至接近十八岁成年,方方面面都必须要登记了。

2010年的六普,的确是更符合真实情况的数字。

但是对于当时10~20岁的孩子们而言,究竟2010年的六普还有没有遗漏未登记的“超生”人口呢?这就还得期待2020年的七普详细数字再进行一轮对比了。

研究中国人口与统计问题,不了解“90年代出生人口之谜”以及背后的复杂原因,那就是根本没入门。

海南省的统计年鉴。即使在放开之前,不要说二孩,就连三孩以上都一直照生不误。

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东北施行的比较好。而在其它农村大部分地区施行的效果则并没那么明显,平均下来,还是接近二胎。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

举几个再明显不过的地方为例:福建、江西、广东大部、广西大部、贵州、河南等等。

有些地方,普遍“超生”甚至在官方人口统计中也完全藏不住,不加掩饰。

【21世纪后的真实出生人口】

那么,21世纪后的真实出生人口,究竟最真实的数据又是多少呢?难道要等到2030年吗?

我们先把已有的数据都列出来,一项是年报抽样测算,一项是2010年六普的登记数据。

实在是看不出什么端倪。除了2010年六普时的儿童人口数据,低于之前的年报测算之外。

这时,就等引入另一个强力的“标尺”了。这就是教育部的在校学生数据。

90年代之后,义务教育尤其是小学阶段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9.9%以上。儿童长到6岁后,没重大疾病异常,都会去学校上学。

因此,一年级在校生人数,可以成为检测6年前新生儿童数量的重要标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对应年份的一年级学生人数,均明显高于6年前的出生人数——无论是年报测算,还是2010年的六普统计。

普遍呈现出就读人数>6年前年报测算>六普统计数据的状况。

这说明,不仅2010年的六普统计没能完整统计当时的低龄儿童(毕竟当时还有计生政策),就连年报根据抽样测算的人口出生率也偏低了。

有人认为,各地方教育部门为了多拿预算,有多报学籍数量的动机,不能拿学籍人数做依据。

这句话对于2014年前的统计数据是成立的。的确,一些地方对学籍的规定管理不够严谨,出现一人多籍、人籍分离、有人无籍等问题。

但2013年年底全国电子化学籍实现了联网,2014年初正式开通。

全国统一规范学籍管理制度,以身份证为基础,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代码,首次入园和入学的时候采集基本信息,这个号码终身不变

今后,一直读到博士,乃至工作后的档案、晋升职称等,不用干什么都填写一次表,因为基本信息都有,只需更新完善即可。

电子学籍全面推广后,虚报伪造身份、学生数量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电子学籍关联到的部门太多了,甚至部分承担了人口管理系统的职能。

即使只采信2014年后的电子学籍数据,依然是就读人数>6年前年报测算>六普统计当年数据的状况。

所以,把已经有一年级入学统计的6年可信数据加总,就会发现,年报测算9481万人,在学统计合计10645.6万人,差距1164.6万人。

可以确信,21世纪的年度采样测算又比实际偏低了,二胎放开前的2010年六普也没有完整反映当时新生儿童的数量。

因此,最新的2020年“0-14岁人口25338万人”的尽力统计结果是合理的,可能还略偏低一些。因为近年来还有极少数“超生”(三胎及以上)儿童。

只能说,10年后的八普,这个阶段的出生人口有可能还会继续提高,但幅度已经不大了

【结论】

从小学生都会的加法,到复杂社会的统计管理,再到探究现实的真相,可是差着太多层了。

“年度统计公报”提供的年度出生数据,仅基于抽样估测,偏差较大,只有不高的参考性。

总的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偏低,90年代又严重偏高,21世纪又偏低。

但即使是上门入户的全面人口普查,也会受到“超生”者瞒报的影响,尤其以2000年“五普”最为严重。

我们也看到,2005年,中国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数统计接近1700万人,即使排除水分也有1500万。

如果教育部门真的按照2000五普的1999年“1150万新生儿”来安排2005年的小学招生资源,那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1999年中国到底出生了多少新生儿?尽管这些孩子已经年满22岁、长大成人,但依然有待于2020年的七普来彻底揭秘。

统计调查,本来就是一个尽量接近真相的过程。

人口统计是个复杂的统计学工程,洞悉人口数据的真相是个更复杂的社会学问题。

关于这次人口普查,任何仅基于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得出的质疑、分析都不用看,没有意义。

当然,无需人口统计,大家都能看出来,中国的人口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历史性拐点,政策也需完成从抑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的历史性转型。

2020 年中国新出生人口粗测为 1200 万,生育率为 1.3,已经低于日本(1.4),远低于欧美(1.6);如果不出台足够的鼓励政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还会继续下降

社会现代化,必然带来生育意愿的降低,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实。而稳定与重新提升生育率,将会是一个更加空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这句64年前的讲话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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