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她是老狼 MV《恋恋风尘》中举着相机的青涩女孩，她是中国摇滚圈黄金十年群体的亲密朋友，当然她更是年轻有为的摄影师。
30年来，高原从来没有停止对摄影的追求，她不停地穿梭在世界各地用镜头记录着转瞬即逝的神态，在她的镜头里每个人都自然坦荡，满脸纯净。在她的镜头下，即使是再大的明星也回归到了“人”的本态。
关于过去的一些记忆，也许很多人已经模糊，但只要翻开她的作品，也总能清晰地回忆起，也会感慨，原来这些人也曾经年轻过。
陈羽凡、李亚鹏、老狼、黄觉、叶蓓、邓讴歌、陈辉、路路、高旗、郑钧、史雷、张杨、张楚、周宁这些人在讲述了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故事，就仿佛他们如今坐在你面前絮絮叨叨怀念的一无所有的自由，那个年代的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在生长。
摇滚乐最初的样子是什么？路路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这些人都活得自由而充沛，那个状态就像是飞翔的状态，脚不沾地。
北京最好玩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张杨说，能去的地方也就这些，能遇见的都是差不多的人，各种文学青年、摇滚青年，但他觉得那是北京最好玩的一段时间。
5月16日下午15:00，摄影师高原将携新书《返场》来到先锋书店，与导演张杨对谈，与读者分享那段最好玩的时光，欢迎届时参加。
最好玩的那段时光
高原《返场》新书分享会
嘉宾：
高原 张杨
时间：
2021年5月16日 （周日） 15:00
地点：
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73号）
嘉宾简介
高原
摄影师，《把青春唱完》、《红磡1994》、《返场》作者。
张杨
导演，《爱情麻辣烫》、《无人驾驶》、《落叶归根》、《冈仁波齐》。
相关图书
《返场》
东方出版社
1990年到1999年，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魔岩三杰”的影响力和传奇，崔健教父地位的奠定，都在这十年发生，而孕育这一切的土壤，是在北京，这是当时中国所有热爱艺术的年轻人的唯一选择。那十年，是北京文艺圈的“野生”年代，它自由、丰富、浪漫、奇幻，汇聚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灵魂，也写就了一篇又一篇传奇乐章。
高原作为摇滚这些年的核心见证人和参与者，以摄影师的身份用影像记录下了当时的人和事，日常与炫目，颓废与热血，青春与真挚。本书以高原拍摄的百余张未曾披露过的珍贵照片为线索，穿插老狼、张楚、郑钧等人的口述和采访，用影像和文字，全面展现了中国摇滚乐伊始不可复制也不会再有的传奇时代，她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北京故事”，也为我们了解20世纪90 年代的都市，以及大批理想化青年的文艺生存状态提供了珍贵资料。
书摘试读
自在生长
高原
我和我爸都姓高，我的名字高原是他起的，因为我出生在贵州，那里都是大山。
我爸叫高飞，上世纪80年代影坛帅哥，无数阿姨的梦中情人。那时候还没有靠脸吃饭一说，长得帅也不是什么优势，不然老高同志一定会是第一届的颜值担当。他帅，可从来不以此为傲，有时候还爱自嘲。他爱玩儿，摩托车汽车钓鱼打猎，样样不落。他爱交朋友，哥们儿很多，需要帮助时他一定随叫随到、两肋插刀。
我乐观开朗的性格，大多与少年时期总和他一起以天地为床、自然为家的那些日子有关。
那时候官厅水库还可以下水游泳，我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朋友们去野营，大人们忙上忙下，孩子们只需要玩得开心、吃饱睡好，无忧无虑大概就是那会儿学会的。
他是那么爱我，让我一直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自在生长着。在“北二外”进修外贸英语的日子里，我从英汉词典里学了一句“fuck you”，当时词典的译文是“去你的”。我自然相信了，于是不知深浅地在英语对话练习时脱口而出。那会儿，全班同学默默地看着我被轰出教室，那个和我练对话的老师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班上有个小伙子，忘了是哪个机关单位派来进修的，他当时介绍自己是研究条形码的专家，但那些根本看不出所以然的黑白条条，和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在说胡话，谁又能想到我们如今都沉浸在他的研究中呢？
80年代末，北京的年轻人中流行过很多新鲜事，从喇叭裤太阳镜那种华侨装扮、路边“茬琴”，一直到后来的摇滚乐、霹雳舞，好多事都处在萌芽状态。我弟高爽是总政大院的，他说院儿里有帮人会跳霹雳，我婶就跑去邻居邓讴歌家说：“讴歌他妈，我大侄女想看你儿子跳霹雳。”然后讴歌就出来了，花枝招展地给我跳了一段，后来我自然而然地和这个院儿里的讴歌、欧洋、周凤岭都认识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80年代末北京还流行过一阵健美操，我跟着朋友去月坛的“马华健美操班”办了卡。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人真是不讲究，来健美操班跳操的大姐阿姨们穿的都是绒裤秋裤，好像就是在那会儿，我认识了张炬的姐姐。
之后认识了张炬，才知道北京还有叫作“乐队”的物种。挺酷的，在认识他们之前，我只知道邓丽君。没过多久，我就在西单的一个歌厅里，看到了唐朝最早期的演出，印象到现在，已经变得模模糊糊的，只觉得他们像美国电影里的印第安人。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部片子就是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演的《与狼共舞》，片子里有个印第安人，头上戴着羽毛。我攒过几张他的照片，我当时就觉得丁武长得像这个人。
我自己在家的时候老看《鼹鼠的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花仙子》，到了朋友家就听枪花、平克、Metallica、U2，聊摇滚乐。后来他们带着我去五道口买打口带，慢慢地就和这些人了熟起来，我发现这个圈子还挺大的，北京玩音乐的人比想象的要多。除了张炬家，我们还常常去李季家、去新疆村聚会吃饭，我第一次看黑豹的演出好像就是在外交人员大酒家，后来也常常揣着瓶啤酒往马克西姆里面混。有一天，我把长发的男朋友领回家，我爸问我要干吗，我说：“这是我男朋友，我想跟他好。”我爸说：“我打折你的腿。”
我爸为了给我找点事儿干，就安排我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摄影，当时摄影系还没成立，只有个摄影教研室。我进去的时候，韩子善老师正在给学生拍毕业作品，我和王磊就成了那里的第一批学生。老师倒有四个人，一三五给我们上课，二四六我们俩学生就出去拍照，只要有空，我们就能在暗房里泡一整天。其实当时我已经喜欢上摄影了，但是脑子里还没有这个概念，只会一门心思地拍照片，老丁、高旗、面孔他们都给我当过模特。1993年11月我毕业了，随后摄影系也成立了，第二年来了荣荣，第三年来的是卢广。我的师弟们日后都出息了。
1994年，我买了台尼康FM2，有三个镜头，那时觉得好贵，挣的那点钱都换成了设备。为了生活得好一点，我就在魔岩唱片找了一份工作。就这样，慢慢开始有人找我拍照片了，从乐队到流行歌手、明星、演员，拍了不少，但因为当时他们需要保存底片，所以有些照片拍完之后我倒是再也没见到过。也没留个底什么的，现在觉得那时的自己太不专业了。
后来，我这才意识到摄影变成了我的工作。90年代初期，摄影师一般都是机关单位的人，很少有像我这样干摄影的。那时候我拍的都是黑白照片，一是因为胶片便宜，二来也是因为我发现黑白照片更能突出人的生动。
拍人物挺好玩的，你得“赋予”他们一些情绪，抓到些歌迷、读者看得惯的表情。有些人很难拍，比如张楚，除了傻乐他就没什么表情，有时候笑点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在拍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MV现场，当时真给我难住了，后来我们开始互拍，我拍他，他拍我，他的表情才变得有趣起来。
90年代初，真武庙二条那边有个大排面馆，老板是上海人，很多人都去那里吃过饭，有天我看见一个长头发年轻人因为抢座跟人打起来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老狼。1994年拍老狼的时候，我们开着我爸给我的切诺基，一路开向机场，沿途找到一片麦地。当时是下午，老狼穿着白色衬衣和牛仔裤，阳光很耀眼，拍出来的照片像是梦境，从照片里丝毫看不出他就是那个为了吃面都能跟人打起来的男孩。若干年后有一次开着车，我们聊天回忆着小时候，他说现在想干点什么也来不及啦，我说可不嘛！然后我俩哈哈大笑起来，那种温暖的默契就叫作友情吧。
不记得“大壮”这个外号是谁给何勇起的了，是因为有个“禾大壮”（化肥广告）吧，我对他的记忆都停留在了90年代，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冲突，他习惯用愤怒去表达他的哀伤情绪。在红磡的现场，我拍到的是一个来自北京的朋克男孩，一个人对于年轻的真实呈现。我很怀念这种真实。
90年代的时候，人和车都很少，如果站在桥头拍张照片，它不会像今天这般占据整个画面。那是一个有点空荡荡的城市，感觉还有很多等待被填满的空间，包括我们的内心。
中间搬过几次家，望京、四惠桥，搬走了又回来，对北京西边这一带特别有感情，从小在这里长大，觉得这边很安静，每次回到这边，心情就平静一些。是的，那些年份，就像伤疤一样。那段时间，我会强迫自己忘记些事情，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挺残忍的。爱和恨让人长大，青春不再，但那种疼痛久久不能消失……
等我彻底缓过来，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有些真实的东西，也慢慢浮了出来。胶片变成了数码磁盘，小院儿也长大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断怀疑有些故事的真实性，它像一段一段梦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当我再次翻找旧照片的时候，就跟破案似的，不断地在脑海里翻找线索。还好，我没有强迫症，这些杂乱的故事才没有把我折磨至死。幸好，这些照片印证着那些记忆。
90年代，浓缩了几代人的时光，几代人在彼时自在地生长，和根植于这个成长环境的种种艺术形态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短暂的青春期。很多年后，人们认为中国摇滚乐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它和那个时代、政治文化背景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所触碰到的，是这场文化变动中最柔软的部分，那是一段单纯的岁月，它曾是无数人的理想，是一个城市的更迭，是一段正在散落的十年记忆。
我不是一个善于写字的人，我一直觉得文字是会撒谎的。我却经常陷入回忆，虽然我知道，记忆也是会撒谎的……
以上文字摘自《返场》，作者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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