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余秋雨，小到中小学生，大到名师名家，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教授学者，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余秋雨是当代著名作家，很多人阅读过一本内容丰富，堪称奇书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该书出版于1992年，一面世便受到追捧。
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书里书外的余秋雨成了八十年代末以来影响超越了文学界的重要作家之一。
余光中先生评价余秋雨说：“中国散文，在钱钟书和朱自清之后，出了余秋雨。”这样的评价可谓至高。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散文大家”，在上个世纪末在文坛内引起了广泛争议，甚至在新世纪以来，对余秋雨的批判成为了一种“学术正确”。
其中不乏众多学术和媒体评论人的评价：知名学者易中天评价道：“我对余秋雨心存一份敬意，但更多的是不以为然。‘’著名媒体评论人说他“虚伪至极”。
现在的他，似乎已然从文学泰斗的位置跌落神坛，然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或者应该是这样的吗？
余秋雨的辉煌之路
说到余秋雨，其实很多人只知道他的一本《文化苦旅》，却对他的生平缺乏了解，似乎就是这一本散文集让他扬名立万，其实不然。早在本书出版之前，他已经在学术上有了相当的成就。
在1971-1985年，他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经过辛勤的磨砺，他撰写了《艺术创造工程》等四部颇为扎实的纯学术性史论专著，获得了学界内同行的普遍认可，并因此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甚至在80年代末，经过民意选举，仅仅40岁的他当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成为最年轻的高校校长。
不可不提的是他的文学成就。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界是意识形态话语、学术精英话语和都市通俗话语三分天下，并立争雄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语境中，超越单一话语类型的局限，能在三个领域内有头有脸者，余秋雨当然名列前茅。
以精英文化为基础，在扎实的学术理论之上，他辞去了院长的职务，开始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的遗址，开启了一段独特的人生旅程，随后产生了融文化触摸和生命感慨于一体的新型散文《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部作品，充分体现出一种向民族文化辉煌状态冲刺的高视点、大境界、深体验，和初看起来似乎与之相匹配的功力与学养，创立了 “文化散文” 一体，使中国当代散文的面貌为之一新，因而骤然间在中华文化圈产生巨大的惊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且不说苦旅一书运用了怎样高超的手法和多么深邃的语言，光看它的目录就不得不让人心生感慨，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取名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这种精神视野的大展开，文化资源的大汇集，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本人对于文化的广泛包容态度和广阔的视野。
另一方面，余秋雨虽然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行政职务，却又成为诸多大都市现代化 建设的 “文化顾问”，以学术权威、城市文化蓝图设计者的身份四处提供 “指导性意见”。
而且，他还通过演讲和就各种人生问题答读者问等形式，扮演着 “青年导师” 的角色。在电视文化领域，余秋雨也呼风唤雨，既把电视文化作为自己 “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学术主业”，又参与电视运作，首开湖南 “千年书院” 文化讲座，搞 “千禧之旅”，做着学术和历史文化化高深为通俗的工作，累累引起褒贬不一的轰动性反响，俨然一个步入通俗文化领域的雅文化代表与明星。
这样，余秋雨无疑内心希望、似乎也确实成为了一个无所不精的 “文化全能冠军”、一个时代文化的 “品牌”。
“余秋雨批判”让他跌落神坛？
作为文坛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对余秋雨的批判可谓。其内容虽然从文学作品起，但到现在为止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畴，引申到了其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上。
不一而止
从1992年《文化苦旅》出版大热起，对余秋雨的批判就风起云涌。最早对他的批判始于散文集本身的“硬伤”，所谓 “硬伤”就是文学作品中不符合事实的常识性错误。
例如，关于天柱山有没有出版过独立的志书？安史之乱时期，李白是否在天柱山隐居过？金圣叹是否真是因为哭明王而遭处死？另有硬伤诸如本是舜的妃子的娥皇、女英被误当作舜的女儿，把钱玄同做的事当作刘半农做的事。
这些本该谨慎考察的事实，成为了一个文化大家书中的错误，这直接导致诸多学者对这本大热之书产生批判，将其斥为引证粗疏、态度轻率的行为，进而贬低其学养素质和才情本身。
对余秋雨散文的另一类批判在于斥责其以一己的揣摩和虚拟取代史实本身，将不可能亲见的历史场景艺术化和形象化，这甚至是一种无视历史的肆意构想。或者将其散文说成是史料的堆砌和铺排，并没有很深的学术创见，仅仅是体现了文化精英的哀叹和不满。
要言之，其散文不过是轻率卖弄的“浅学术、雅散文”，远远不能与他作为学术家的地位相匹配，甚至从文章情感出发批判其主题传统陈腐，从根本上对其构文根基进行拆解。
其次是对余秋雨介入电视传媒和大众文化圈所引发的纷纷议论。他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搞文化讲座引起最初的骚动；到深圳发表关于 “深圳文化” 的演说，导致了对新兴商业城市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地位的异议；设坛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 “忠孝廉节” 堂，则惹得湖南学界哗然，对他的演讲形式、设坛资格大加嘲讽和谴责。
其实，余秋雨自身也时不时或在书中，或在演讲中隐约炫耀，譬如在一次演讲中他直言：“我的演讲使全场观众掌声雷动。”这无疑使得讲求低调的中国广大民众看不下去。
更有甚者抓住了余秋雨个人生活不放，斥责其背叛妻子。这是因为其前妻李红陪伴余十三年，在其落魄时期鼎力相助，支持其写作和工作，最后换得的是一封寄给情人的信件。
尽管至今为止余秋雨和现在的妻子马兰相处融洽，但一张张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合影，仍然会让批判者斥责其为“感情上的伪君子”。
批判与回应的背后
对于种种批判，余秋雨先生当然不是毫无察觉，但是对于自身的正名他其实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精力。对于学者斥责的“硬伤”，他说道：“这种事如扫落叶，扫来扫去总有遗漏，因此凡有读者指出我记忆不确之处我总是十分开心。”
对于更有甚者赤膊上阵的对骂，他也笑而不语，仅仅称其为“伪贵族心态”。尽管确实是一种承认，但这其中态度不够诚恳，学养成就乃至名位的潜在优越感时不时浮现出来，再次成为许多人指责的对象。
抛开对余秋雨各种个人生活和情感经历的批判，单纯从其散文硬伤上看，其实有大可不必之嫌。本来“硬伤”是有关学术规范的通俗说法，强调的是细枝末节，但是细节对于整体来说毕竟是局部，对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本来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
但是众口一词，往往形成一种话语权力，吹毛求疵，不及其余，只能导致理性的丧失，水平的降低。有些批评者口口声声责备余秋雨缺乏“学术理性”，而自己却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语言和逻辑进行文学评论，陷入了悖论而不自知，实在令人嗟叹。
在这种非理性的批判之下，有关余秋雨的批评性话题，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一种“滚雪球”的发展态势，这实际上是思维懒惰、盲目从众、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在作祟，也表明我们的文化精神视野并未真正开阔起来。
就学界而言，借由社会文化批判之名将人物上纲上线，实际上是战争文化的一种遗留，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主流是相悖的。如果说学界内部是如此状态，那么社会中媒体和大众又有多少批评是有理有据的呢？且不说对余秋雨其人有多少了解，单说一本《文化苦旅》是否真正深入地读过，就让很多批评者心里发虚。
结语
在这个浮华的时代，我们嘴上都说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个人，但是实际上有多少人能够将情感和事实分开，在客观的标准下说话做事呢？余秋雨其文学成就的确远高于大众，但也不过是我们这一特定时代某些方面卓越一点的凡俗之人，只是他的自我感觉和做派略微张扬一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余秋雨批判热”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出于众，众必毁之。再杰出的人物也会有缺点，但如果仅仅拿缺点说事，甚至诋毁，那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损失。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苏东坡突围》，讲苏轼因其富有才华而遭嫉妒捆扎，其实“突围”一词不仅隐喻自己，或许也是众多知识分子们面对质疑的慨叹。泱泱大国，若容不下一个余秋雨，又怎能容得下深厚的过往与浩瀚的未来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