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亲政后鼓励广开言路,有人却予以批评,他是如何处理的?

2021-05-11 21:00:02 孤寡老人讲历史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加上当太上皇的4年,合计执政64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驾崩,其继任者,已经当了近四年皇帝的嘉庆皇帝得以开始掌握权力。

乾隆驾崩后,嘉庆面临的问题很多,内部国库空虚、权臣当道、官员腐败,外部则是湖北、四川、陕西等数省陷入到白莲教起义的动荡中,形势十分严峻。

为此,希望有所作为的嘉庆打出了“咸与维新(除旧更新)”的旗号,试图革除一切乾隆朝遗留下来的弊端。

为了自己的新政能顺顺利利,嘉庆将去“壅弊(隔绝蒙蔽)”放在了首位。

嘉庆把乾隆朝晚期开始的清朝衰退现象,归咎于以和珅为首的乾隆亲信宠臣们上下“壅弊”,使得真实下情不能完全展现在皇帝面前,导致皇帝决策失误。

比如,在赐死和珅后的第二天,嘉庆就专门发出上谕,表示干掉和珅,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和珅隔绝圣听,至于他其余的罪状,都是小事:

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

不仅如此,隔天后,嘉庆再次发出上谕,把白莲教一直未彻底剿灭的责任也归咎于和珅蒙蔽圣听:

教匪滋事以来,今已三载,尚未荡平。揆厥所由,总因和珅压搁军报,诸事擅专,于军务每多掣肘。以致各路军营不敢以实入奏,观望迁延,日久不能蒇事。

连续两道上谕,着重说明和珅“壅弊”皇帝的行为,这或许是帮乾隆甩锅,也或许事实就是如此。

总之,嘉庆以此作为和珅最重要的罪状公布天下,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去“壅弊”运动。

要去“壅弊”,最方便快捷的方式,自然是广开言路,并且,让言论直接通到皇帝的耳边和眼中。

在清朝,下面上呈的奏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明奏,还有一种是密封奏折(非皇帝对其亲信臣子特许的那种必须直达皇帝面前的密折奏事,是一定级别以上官员本就有的,公开的一种上奏权力)

密封奏折都是汇报比较重要的大事,上奏官员认为应该减少获知群体,其中包括检举同僚或上司等,一般来说,密封奏折都是直接呈报给皇帝。

但至乾隆朝后期,地方或低级官员上奏的密封折子,却是先递到所属的有司部门,或到军机处,然后才到皇帝跟前。

这大概是因为乾隆皇帝年纪太大,精力不如以前,也或许是乾隆皇帝信任军机大臣,如和珅等,经乾隆特许后导致的现象。

特别是和珅主掌军机处时,更是专门规定,任何奏折,包括密封奏折,必须先以“副封”关会军机处。

这就给了下面蒙蔽皇帝的可能,有不利于本部门或上司的折子,下面会先压下来,私下运作后,再决定是否给皇帝看。

因此,皇帝看到的奏折,大多是各部门及军机处筛选后的奏折,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就有所偏差。

即使皇帝还是通过密封奏折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时间上,也落后于下面,要处理时,下面也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故而,嘉庆坚定地认为“封章言事,原以兼听并观,理宜直达朕前,用资采纳”,并对此引发的弊端,大加批判:

若先经拆阅,安知封内非有关系要事。或即告讦本人,亦未可定。如系本人被讦,即可私行压搁,不为呈递。或系告讦督抚,而遇有素相交好者,亦可代为隐匿。似此扶同蒙蔽,岂不又为和珅之续乎?

嘉庆为此特别要求:“嗣后遇有呈控事件……系本人自行缄封,即应将原封呈览,不许私自拆阅。即所递封章内或有违悖词语,亦与转奏之人无涉,以杜壅弊而昭慎密。”

之后,嘉庆为削弱军机处的权力,防止军机处如和珅主掌时那样蒙蔽圣听,强化皇权,还特别强调:“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

嘉庆最终是把蒙蔽皇帝视为自己治天下之道的大敌:“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弊。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厘,下情无不上达。”

在嘉庆的重点关注下,言路大开,嘉庆亲政之初的政治风气焕然一新,《啸亭杂录》中就写道:“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

但言路大开,特别是在皇帝的鼓励下,也意味着官员们想说啥就说啥,想给皇帝说什么就说什么。

部分官员为让皇帝记住自己,“往往不为国计民生起见”,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经常递到皇帝跟前,还有部分低级官员“身居卑贱,逞意渎陈”

因此,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赞同嘉庆广开言路的举措。

当时,有一位叫洪亮吉的翰林院编修就专门上了一封奏折,即著名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

在这份奏折中,洪亮吉对嘉庆的广开言路政策予以批评,认为嘉庆对密封奏事的赏罚不明: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迫矣......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洪亮吉在其奏折中还认为,嘉庆“自具封章,直达朕前”的广开言路形式,会导致“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应该将密封奏折上书恢复到以前的“各处(各部门或军机处)投递”的方式。

这是对嘉庆引以自豪的大开言路及勤劳理政的最直接反驳,洪亮吉的奏折因直接批评皇帝,即“匡及朕躬”,触怒了嘉庆,被刑部判定斩决。

但嘉庆不能真杀掉洪亮吉,因为官员上书言事,是嘉庆自己鼓励的,不论对错,或指责的是谁,都在许可的规则以内,所以,嘉庆不得不把刑部判定的斩决,从宽改为发配伊犁。

不过,即使嘉庆没有杀掉洪亮吉,他毕竟还是在嘉庆鼓励广开言路时,成为“因言获罪”的官员,对嘉庆广开言路的革新,打击颇大。

至洪亮吉被处理后:“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之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

官员们争相上书言事的势头,因洪亮吉案戛然而止,嘉庆不得不再次更改对洪亮吉的处理,在其被发配到伊犁仅三个月后,就把他放回原籍。

至此后,嘉庆虽然依旧坚持言路畅通的行为,但会经常对“科道中每有条奏失当”的情形降旨驳斥,强调官员上奏要“权衡事理”,也算是对无节制的广开言路,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纠正。

至于嘉庆的广开言路,及之后的纠正,是否能真正挽救清朝的衰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清朝的积弊绝非仅仅是广开言路所能救,嘉庆最终也没能止住清朝的继续衰退。

参考文献:《嘉庆实录》《嘉庆朝上谕档》《洪亮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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