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一代,西南、华南设立了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

这个地方官,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土皇帝”,官职世袭,对所管理的土地有世袭所有权,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有世袭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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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间内,土司们和中央的关系还是蛮和谐的。这其实就是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制衡的结果,那时这些“边远”地区的经济相对差些,人口也没有那么多。不过,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有些土司就有想法了,对中央开始抗拒,想自己真正说了算。

不过,在中央实力尚可时,他们还是敛着性子,只敢在自己的辖区内颐气指使,但是,还是有人想试一试。明朝中后期,朝廷已经察觉出了土司的“不服管”,出台了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司制度为流官制度。于是,就有人跳出来了,他就是播州土司杨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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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官制度意味着朝廷直接管理地方,等于完全夺去了土司的利益,杨应龙决定叛乱。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他自觉有把握:

一、明朝对西南卫所的建设一直不重视,到了后来,都是直接征用土司军队作战,杨应龙的军队就被征调过数次,这给了杨应龙一个信号:明朝军队已经不能打了;

二、播州境内的军事防御工事修筑完善,俨然就像一个国家;

三、这一点很关键,杨家在播州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极具实力,振臂一呼时,响应很多。

但是,那时的明朝虽然问题多多,不过解决一个地方叛乱还真不算啥难事。万历刚刚在朝鲜战场上完败倭军,直接就将这支部队派去镇压了。十三省兵力一共24万人,114天平息了一场土司叛乱。但是,整个事件贯穿的时间却长达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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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影响大么?

用了二百多万两银子,据说,几乎耗光了国库。

调用这么多兵力去西南,等于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国家又没钱,战斗力又下降,会迎来什么结局就是不言而喻之事了。这场土司叛乱其实已经暴露出了明朝的很多顽疾,但是,朝廷并不想放软身段,只想进一步固权,于是,其他土司也有了自立的想法。

历史上的事件绝不会孤独存在。后金的虎视眈眈、农民起义气势如虹,明朝军队疲于应付,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看在眼中,心生反心。这时,朝廷募兵援辽,他的女婿樊龙带着人马来到重庆,言之凿凿的说去支援辽东,重庆守城官员哪知这是谎言,于是,开城门迎接,结果被斩了。很快遵义、成都先后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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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贵州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也起兵了,奢氏和安氏是互通婚姻,两家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崇祯二年,奢崇明自称“大梁王”,安延邦则自称“四裔大长老”。朝廷前后用了十七年的时间,才平了“奢安之乱”,影响的省份有贵州、四川、云南、广东等。至于军费呢,光天启六年这一年,就从四百万两增加到了五百万两。

最终,奢崇明兵败被杀,奢家几乎没剩什么人了,其儿子隐姓埋名(余保善)。(大屯土司庄园是余(奢)家十一代苦心经营的建筑物)。至于水西的安氏,虽兵败但实力还在,明朝也没再对安氏强制执行改土归流。直到清朝取代明朝后,安氏才表示臣服。但是,吴三桂入主云南后,下决心要占了水西,为他日后称霸做准备。

于是,吴三桂对水西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大屠杀,按照地方志的说法,最后只剩下了三十八户水西彝民,他们可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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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在镇压奢、安之乱时,征用了大量云南土司兵,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练兵机会。果然,崇祯四年,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叛乱,次年普名声死了,他的妻子万氏继续带着大家和明朝作对。

万氏的做法和普名声不同,一边接受招抚,一边暗地里烧杀抢掠。后来,安南土司沙定洲成了万氏女婿,沙普合流乘着明朝亡国继续作乱。这股势力持续时间长达36年,直到康熙四年,残余势力才被吴三桂完全清除。

这时,西南土司的军事力量几乎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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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上位后,留给他的就是一个战火不断的国家,这么打仗国库还能有银子么?国家被大小战争拖垮了。等到西南叛乱稍微消停时,明朝已经财力耗尽,国家气数也就尽了。清朝吸取明朝的经验,坚决不搞什么土官治土民,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专设云贵总督,有意识加强对边疆的治理,这才强化了国家的统一状态。

参考资料: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蛮司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