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看到的这一本小书《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是我2019年出版的《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的姊妹篇。
为什么会想到给女儿写一部谈宋朝历史的书呢？其实是出于个人的一点私心：我的大女儿吴桐同学从小读双语学校，接受的是双语教育，高中计划读国际学校，不准备参加国内高考，直接申请海外大学。也就是说，以我女儿接下来的教育规划，优势是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但在中文的读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方面，可能会是短板。我不愿意看到她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缺乏了解与理解，所以动了念头想给女儿写一部关于宋朝的历史读物，希望她能够以一种温情与敬意看待历史与传统。
写《知宋》，同时又是出于公心——希望现在的年轻读者能够改变对于宋代中国的成见与偏见，发现华夏传统文化演化至宋代时所取得的文明成就，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斥之为“皇权专制高峰”、“积贫积弱”云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期待和欢迎更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来读读《知宋》。
这些年，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觉得我们的政治史、法学史、制度史叙述，基本上都是以对待“他者”的笔调来讲述本国传统，不管是自由主义者的叙述，还是正统派人士的叙述。这构成了一百年来中国的一道比较奇特的文化景观。这样的偏见与成见需要扭转过来。看完《知宋》，我相信会刷新您对宋朝制度与传统文化的认识。
我当然也知道，在今天的中文图书市场中，关于宋朝历史的书籍非常多，既有严肃的学术论著，也有通俗的大众读物，但是，学术论著太枯燥，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大众读物虽然亲民，但龙蛇杂混、泥沙俱下，胡编乱造的书并不鲜见。因此，我希望自己可以给对宋朝史感兴趣的朋友提供一套内容严肃、文字生动的历史读物，这也是写作《知宋》的初衷之一。
刚开始写《知宋》时，女儿才读初二。我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完稿后，将书稿打印出来，要求她读完全部打印稿，同时帮我校对文中的错漏之处。这时候，我女儿刚读高一，没有高考的压力，有读书的时间，她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书稿，并帮我绘制了书里的一张插图《宋朝诏敕流程示意图》，还写了一篇文章，谈她校对文稿的感想，这篇文章以“女儿序”的形式收入书稿中。等到这本《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时，她自己亦快要高中毕业，并且已申请到满意的大学了。
时光匆匆过，回想起来，却恍如昨天。
现在，《知宋》的姊妹篇《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也完稿了。同前作一样，这也是一本跟女儿谈论宋朝的历史读物，但区别也是明显的，《知宋》的内容是讲述宋朝的政治与司法制度，它们具体是如何运行的；表达形式则是讲故事，通过讲故事介绍宋朝的制度文明。至于为什么要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主要是基于两个考虑：
第一，我相信对大众来说，阅读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要比阅读干巴巴的论文更有兴趣与热情，换句话说，我希望这本书更有可读性与吸引力。
第二，故事其实也是“活的制度”，以前我写过不少介绍宋代政治、司法成就的文章，引来了一些反驳，反驳者质问：纸面上的规定都是很动听的，执行起来呢？那么，现在我讲述发生在故事里（而不是写在纸面上）、已经被执行起来的制度及其运作过程，是不是更有说服力一些呢？
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新书，讲述的内容不限于宋朝的政治与司法制度，还涉及宋朝的市政制度、文化制度、商业制度、军事制度等，虽然看起来似乎有点庞杂，但具体选择讲述哪些宋制，我给自己设了一条标准：讲述宋时最昌盛甚至是宋代独有的制度，而在宋亡之后，这些制度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体会到历史的沧桑与宋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而我这一次的表达方式，也不再是讲故事，因为没有一个故事可以完整地体现一项宋朝制度的兴起、运转过程及消亡结局，我需要以鸟瞰的叙事视角来综述制度的来龙去脉，需要捕捉更多的细节来填充历史的骨架。
我将本书内容分为五辑，第一辑讲宋朝市政，第二辑讲宋朝人文，第三辑讲宋朝经济，第四辑讲宋朝政制，第五辑讲宋朝法制。每一辑都由六篇文章组成，文章的标题均取自唐宋诗文，这么处理无关宏旨，只是为了显示一种整齐感。
同我之前的作品一样，本书也引用了大量文言文，这是我有意为之，因为我坚持认为，今天的读者应该学会无障碍地阅读文言文，我也要求我女儿能够阅读文言文，因为我觉得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都是用文言文记录的，如果读不懂文言文，就如同走到一座宝库的大门口，却找不到钥匙。不过，我反对今人写文言文，因为没有必要。坦率地说，这些年，媒体、自媒体极力吹捧、赞叹的几篇今人写的文言文（包括高考作文、辞职信等），实际上都写得极为矫揉造作，如同东施效颦，而且模仿还是台阁体之类不讲人话的文言文末流。总而言之，文言文值得多读，但仿写就不必了。
迄今为止，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了“吴钩说宋”系列五册，包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以及您正在看的这一本。各册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主旨是一以贯之的：讲好中国故事，重新发现大宋文明。
记得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说：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我写此书，用意亦同。虽然钱穆先生对宋代制度的评价相当低，我不敢苟同，但他主张以一种温情与敬意看待本国历史的倡言，我铭刻在心，并想时时拿出来与朋友分享。
本书付梓时，我的大女儿已经在读大学一年级。这一次，我同样让她给书稿校对一遍，并写一篇《前言》。如果您问我，先后专门给女儿写了两本书，对你女儿的成长与学习有什么受益？我会这么回答：
很难说阅读一本书对女儿的学习与成长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收益，但家庭的阅读环境与氛围，确实会给孩子的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女儿从小就喜欢阅读，读的书很庞杂，视野与知识面都比较开阔，从小学开始，学校举行的课外知识竞赛，她基本上都是拿第一。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求她读书，只是家里到处都是书籍，父母都是读书人，孩子自然而然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我女儿读高三时能拿到大学预录取的offer，我想，这可能也是得益于她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
我的妻子杨娜也帮我校对了一遍书稿，她很喜欢这一本书——毕竟是写给我们女儿的书，所以她也乐滋滋地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
我的小女儿吴歌正在读幼儿园，还不能阅读爸爸写的书，但我相信，等她长大了，应该也会喜欢。
这本书献给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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