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男，湖北荆门人，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成员。
农村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
文/ 贺雪峰
当前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其他方面。分别列举如下。
消费层面：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初步摆脱贫困。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
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 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 元左右，人情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
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严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
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
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
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
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
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的资金压力。
3、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不断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
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并不全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
4、治理结构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
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
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
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5、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
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
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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