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跳舞坠楼女子:“她的红衣和遗书”,为何会成为人们的谈资?

2021-05-06 23:26:05 姬鹏

一名红衣女子在25层阳台外跳舞坠亡,“前前后后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事情发生在三亚),在经过媒体舆论“第一波”狐疑之后,警方给出通报,但是最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是性别女,姓氏史,年龄41岁,房间内留有一份遗书

不过有一段9秒的视频中显示,曾有人在门外制止其行为,但红衣女子表示,自己正在拍视频,随后开始驱赶劝说者。而另有一段7秒的视频显示,红衣女子从楼上坠落。到此为止,公域层面之于红衣女子坠楼信息也就这么多。

只是当遗书的信息释出后,红衣女子匪夷所思的行为又被打上“鬼魅色彩”。要知道,阳台跳舞坠楼和遗书勾连在一起,这分明就是“自杀剧本”。可当“自杀剧本”遇上红衣扮相后,“自杀剧本”又会立马升级为“惊悚剧本”。

并且事情也就不再只是红衣女子“一人自杀一人悲”的氛围,而是会将具体的“鬼魅色彩”延伸到她坠楼的周遭四处。就比如隔壁的邻居还敢不敢继续住下去,同一楼层的人还能不能待下去,以此延伸到同一栋楼的居民,同一社区的居民等。

说到底,在“凶宅”的可怖感中,不管人们信不信“鬼魅色彩”,总还是觉得这事儿挺玄。在这个问题上,即便人们依然会说“逝者安息”,但是在舆论的洪流里,红衣和遗书所构建起的“鬼魅色彩”幻境,却成为这件事情当前的大背景。

这导致自杀行为并没有回到自杀本身的注解上,而是被更为道德化的氛围强势淹没。甚至从遗书信息释出后,舆论上给红衣女子的“自杀行为”打上“负罪的标签”,也就是她的自杀行为已经干扰到周遭人的“正常生活”,所以不是个“完美自杀者”。

在一定程度上,“完美自杀者”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弥漫着对自杀的鄙夷,混杂着侮辱、恐惧以及不认同。但是对于既定的自杀者来讲,只要不太影响周遭人的生活,人们多半还是会生发悲悯之心。

只是在绝大多数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自杀者在去死之前是理性状态,所以对于悲悯的看待,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惋惜,也有批判,所以自杀行为很容易被道德化。当然具体的道德化也并非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希冀道德的约束让人们远离自杀行为。

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挽救部分非理性的自杀者,但是对于理性的自杀者却是不公平的。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之于生命景观中那些赤子而言的,在他(她)们的世界里,俗世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于此理解那些“天才们”(哲学家、艺术家等)的自杀行为,才能更容易一些。

另外红衣和遗书已经有“鬼魅色彩”,再加上坠楼前的女子的跳舞行为,这更让人觉得充满“仪式感”。并且“这一切”随着可怖感的加强,终将会被指责淹没,即便她的家人再怎么悲痛欲绝,依然无法消解来自民间审视的恶评。

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真是以“自杀行为”去探讨,那么可能真是不值一提,起码对于当事人而言,她都打算抛弃这个世界,怎么还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呢?如果真是考虑影响现实的自杀者,想必也不会搞得“兴师动众”。

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说“红衣女子就是非理性的自杀者”,因为对于一个人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只有他(她)自己清楚,甚至用语言也是无法讲全面的。这使得自杀行为之外,所谓的因果关系,也都只是强势弥合,并非绝对弥合。

所以回到自杀的问题上,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可能确实不值一过,自杀也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这种观念终究是边缘性的。因为它默认放弃了重归美好生活的机会,然而能思考清楚“这一点”的绝望者往往并不多,所以自杀行为始终存在,而我们只能盯着统计学数据去揣测外因,至于背后的具体人,根本无法触及到。

因此就死亡的合理性讨论,永远都是被“悬搁”着,并且多数时候是学理性质的。甚至就算有人私下谈论,也都是鬼魅脚本,就比如女子、跳舞、红衣、遗书这些元素掺杂在一起,很容易构建出惊悚气氛,即便言说者也都是半信半疑。

而且回谈到自杀行为,人们多数时候是不会跟自己或亲密关系者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他(她)者的自杀,就是跟自己毫无关系的生命陨落。于此在悲悯和围观之间,人们总是切换自如,就如同看惊悚电影之后的观感一样无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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