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狼

《酒精计划》是继《巴贝特的盛宴》《征服者佩尔》《更好的世界》之后第四部斩获某外奖的丹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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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计划》

《酒精计划》像一个「异类」,因为它看起来既不思考政治,也不带有其他影片的悲观情绪,甚至连酗酒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都被引向了积极正面的方向——这在美国电影里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从《失去的周末》到《大门》,酒精要么是家庭社会的撕裂因素,要么是毁灭个体的邪灵;就连《宿醉》系列这样荒腔走板的脱线喜剧,也仍要以吃一堑长一智的态度呼唤一颗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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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醉》

清醒的头脑,自然是奖项鼓励的风向,它意味着对现实有一种精确的反应,因此就出现了种族、社群、女性议题泛滥的情形。奖项的庸俗化,就在于头脑清醒,它只知道电影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却不认为高级的艺术并非对现实的反应,而是对复杂的文化状态做出深刻的重估。

正因如此,拉斯·冯·提尔的渎神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宏观的价值重估,而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实验则可以被视为一场微观的价值重估,它的前提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0.5‰,才能获得好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当社会太过清醒而极度教条化的时候,酒精就可能重新注入积极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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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酒精计划》的故事选择在教育机构中展开——既然清醒的头脑是教育的产物,重估的试验场就必须回归教育。

事实上,在这群教师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酒精实验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已经放肆地进行湖边赛跑了。换句话说,相比于学生的放肆痛饮,这些教师不仅是后知后觉的,而且是审慎的、计量的,中年人已经落在了年轻人的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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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酒精能恢复教育的活力,或者恢复社会的活力。在历史课堂上,马丁拿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对照,言外之意就是清醒的头脑会通向罪恶和极权;在历史课堂上,彼得让学生们手拉手感知对方的声音,就能将脱衣舞娘式的声音转为灵魂的吟唱;在体育课堂上,汤米的醉酒后的呼喊,让人见人欺的近视男孩变成球场英雄;而在心理学考试中,一口烈酒能让紧张涣散的学生洞彻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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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实教育中的奇迹,都可以视为酒精赋予的灵感——或者说新的秩序,它有助于打破旧的框架,创造崭新的感觉。在托马斯·温特伯格26岁的时候,他已经洞悉了其中的原理:Dogma 95就是一套极其严苛的实验条款,而《家宴》中疯狂晃动的手持摄影、忽高忽低的角度以及广角变形镜头,就无疑是醉汉视觉的变体——他正是借助于这样一套镜头语汇,开创了Dogma的典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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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宴》(1998)

然而无论对温特伯格还是冯·提尔来说,他们所注重的仍然是「主题」而非「风格」,DV美学或许只是权宜之计,而其背后的一套「酒精计划」,或者说一种美学乃至价值观的重估(这种重估承自卡尔·德莱叶和英格玛·伯格曼),才是斯堪的纳维亚电影的一贯精神传统。

《酒精计划》的主题是:酒精对于历史中的丹麦人,是一种怎样的媒介。为什么古老的维京人会变成中年的犬儒、丧失社会情感的废柴以及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者?而在美国化(全球化)的时代,丹麦这个国家又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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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三段学生合唱:音乐教室的《我出生在丹麦》、教堂里的《有一处好地方》(丹麦国歌)以及毕业时的《在寒冷中休憩》像一根隐线串联着丹麦的历史。按照人们对丹麦人的理解,这些维京人的后裔应该像俄国人那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但吊诡的是,今时今日的丹麦人已经变成了在酒吧里低头细抿、精确计量,能够绝对守住自己酒量底线的绝对头脑清醒者。

绝对清醒,就是西欧化、美国化、理性化、计量化,这是西方文明和发达国家的走向(就这一点来说丹麦人和俄国人已经泾渭分明),也构成了丹麦乃至丹麦人的危机(这也是为何关于这个国家的歌曲一直被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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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连温特伯格本人,也经历过片中四位主角的中年历程——他在拍完《家宴》后移师好莱坞,从《爱情疑云》到《远离尘嚣》,他不仅接受了类型电影,也放弃了生猛的手持镜头。

这一时段的温特伯格灵光尽失,所执导的外语片皆为平庸之作,只有到了母语电影,尤其是2012年的《狩猎》中,这种主题上的生命力才得以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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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2012)

《狩猎》可以视为《圣女贞德蒙难记》的现代重演,这种悲剧是由整个小镇的「绝对头脑清醒」所造成的。在这部影片中,清醒意味着相信小女孩的证词、相信舆论的真实以及相信坏人必须被清理,这很容易导向纳粹式的思维,就如《家宴》中的家庭本身就存在一种纳粹暴力(包括宴席上小儿子一唱种族主义歌曲就能一呼百应)。

相反,《酒精计划》中的行动,则是试图用酒精消除这种现实的头脑清醒,并恢复人的绝对感知力。醉酒狂徒所言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这个道理。

「酒精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血液内的酒精浓度维持在0.5‰,即所谓的激活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将浓度控制在个人状态的最佳值(对马丁是1.2‰),是全面爆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将摄入量放到最大值(对汤米来说是1.28‰),是失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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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无心插柳、循序渐进乃至一发不可收的校园社会学实验,似乎可以和2008年的德国电影《浪潮》进行横向对比。后者同样是一个重估现代文化的题材,意在验证纳粹精神在文明时代仍然萦绕不绝,但在具体的处理上,它显得单线条且粗暴无比,结尾也不免落入了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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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2008)

但《酒精计划》中的主题和叙事构思更为学理化,酒精计划的三个阶段呼应着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感性阶段是向外追逐的享乐阶段,伦理阶段是向内要求的内省阶段,而宗教阶段则是自我皈依的虔诚阶段。

在跨越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人唯有借助「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才能完成,而这「一跃」就被诠释为片中酒精浓度的激增。事实上,当酒精度到达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人的行动就有了宗教的意义。

在最典型的一个段落中,四个醉汉因为没有在超市里买到新鲜的鳕鱼,就集体跑到码头上抓鳕鱼——这一行动、这一情景,从某种程度上于无意识之中恢复了维京人的渔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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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捕捞的最后,汤米跳进了海中(第一次信仰之跃),成为第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人,随后是酒吧里的狂欢,早已残废的维京人似乎醒了过来,开始融入远古部落式的沸腾文化之中。

很多观众会质疑之后的故事发展:酗酒的糟糕后果、狼狈的处境、家庭关系的再度破解等等。如果故事止于此,那么它无疑只能算是一个俗套劣质的说教电影,但奇妙的是,后来的剧情毫无征兆地走出了酗酒题材的俗套。

这里的转折仍然发生在汤米身上,当他一个人喝醉酒,扔掉救生衣出海的时候,就是一个宗教献祭的过程——镜头中的船自右向左行驶,也宣告了他的宿命,或者说,是他通过自己的纵身一跃,直达了酒神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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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米的死不同于《浪潮》中蒂姆之死,蒂姆是被法西斯主义洗脑的忠仆,他的死是为了敲响历史警钟;而汤米似乎成了他所在的那个群体的守护神,几个人各自的家庭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尼古拉和家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彼得有了自己的约会对象,马丁也和妻子破镜重圆。这种恍如神迹的庇佑,似乎暗示着一群人、一个国家能够从头脑清醒的现代萎靡中解放出来,重返古代部落化的光辉。

这也是为何三人在酒吧坐定的时候,学生们的毕业花车突然驶来,这些年轻人戴着整齐的海军帽,犹如千年之前的海盗祖先,肆意飞扬。他们放空一切、大口喝酒,他们的合唱,仿佛是献给狄奥尼索斯的赞美诗。

也在这忽然之间,马丁的双脚也情不自禁融入了狄奥尼索斯的舞步,这是一种降临、一种化身。当他坐定凝望,镜头中的小船再次驶过,不是从右向左,而是从左向右,献祭已经完成,此时应是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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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米克尔森的舞步让观众如痴如醉,事实上他本人便是一位专业的舞者出身,这种自由式舞蹈是团体操的反面,后者需要清醒的头脑来完成整齐划一的动作,而前者则需要放空所有的头脑来展现完整的自我。随后,他飞身一跃,这一跃,跃向了绝对的宗教阶段,也赋予这场戏绝对的宗教意义。

以此回溯,酒精计划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校园社会实验(如《浪潮》),而是一种跨越人生三阶段的加量飞跃过程,是告别清醒头脑走向热切自我的过程,是告别西方化而回归历史记忆的过程,是以身体血液来对抗畸形现代化的过程。这种个性和风采,连今天的德国人都不具备了,似乎已是北欧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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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酒精计划》堪称去年的珍稀之物,也同样是这个头脑冷静之另类疫病时代的一剂潜在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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