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rli Lukas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Senses of Cinema
（2005年7月）
迈克尔·鲍威尔和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的电影丰富而古怪。杰作或拙作，惊人或扫兴，它们总是有奇怪的角度，勾人人们的兴趣或戏弄人们的思想。
——英国电影评论家雷蒙德·杜尔纳特
我喜欢电影……我不是一个有个人风格的导演。我只是拍电影的人。
——迈克尔·鲍威尔
对我来说，以上两句话最好地概括了迈克尔·鲍威尔及其电影的巧妙和大胆。自从第一次在借来的录像带上观看《黑水仙》（1947）后，鲍威尔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
《黑水仙》（1947）
我喜欢他的电影是因为它们具有令人崇敬的视觉美感和诗意美；色彩或其他电影手段的运用在文本中创造出了心理破裂；影片中的强大女性以及她们所经历并最终超越的「旅程」（往往达到令人不安的目的）；对场所的生动描绘；明显的怀旧时刻；鲍威尔（当然也包括普莱斯伯格）的俏皮幽默感通过视觉上的双关和简洁、机智的对话表现出来。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鲍威尔的电影是因为它们笃定的风格和对片中人物世界的「想象」的巧妙尝试。《红菱艳》也不例外。
《红菱艳》（1948）
作为导演，鲍威尔的职业生涯是多产且长青的，正是因为他从来不怯于尝试不同的类型、电影风格和技术，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是，他愿意接受挑战——在有限的制作预算下与不同的制片人合作，以完成拍摄，但同时，还能在成片上留下他独一无二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的职业生涯横跨50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那迷人的、极其英式的电影开始被美国的「电影小子」——斯科塞斯、科波拉、斯皮尔伯格和德·帕尔马——以及英国的影评人和学者，如雷蒙德·杜尔纳特和伊恩·克里斯蒂重新评价。这样的赞誉导致了对他所有作品的重新发行和回顾，最终使鲍威尔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导演的神殿。
《红菱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舞蹈片，因为它是第一部超越舞蹈的戏剧性，进入「纯电影」层面的舞蹈片。作为一部「戏中戏」，这部电影的结构和制作，为关于舞蹈的电影如何被诠释得更具启发性，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它影响了无数的歌舞片，最著名的是吉恩·凯利、文森特·明奈利、斯坦利·多南等人的歌舞片：《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951），《雨中曲》（1952）和《篷车队》（由弗雷德·阿斯泰尔主演，1953）。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951）
正如伊恩·克里斯蒂所说，「在《红菱艳》之前，有一些包含舞蹈表演的电影。在那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介，它把舞蹈、设计和音乐结合在一起，构成梦幻般的景象。」为了让《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顺利上映，吉恩·凯利为米高梅公司的高管们多次放映《红菱艳》——这证明了它的精彩绝伦。
然而，在第一次内部放映时，《红鞋》遭到兰克影业公司（Rank Organisation）高管们的鄙视，但由于当时英国政府对美国电影实施了引进禁令，以致对英国电影的配额需求空前地高，高管们最终还是给予了这部电影大力支持。
这部改编自安徒生童话的电影，超出了预算一倍之多，而且在经历着战后配给和粗糙的现实主义电影大行其道的刻板时代，结局过于可怕和虚无主义；简而言之，它是非英国式的、非童话式的东西。和《百战将军》（1943）一样，该片被认为是「对良好举止和良好品味的持续攻击」。
《百战将军》（1943）
据出席了那场内部放映的剧组人员称，高管们并没有掩饰他们对该片的鄙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从座位上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由于预计会引发公众的强烈抵制，兰克影业公司取消了《红菱艳》的首映式，而且也没有为其制作首次公映的影院海报。这部电影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影院放映了10天之后，才进行了短暂的小规模公映。
然而，这部电影在英国以及后来在国外的大部分积极评论表明，兰克影业公司的高管们对其产品及其独立制作公司射手影业（The Archers）的看法是短视的、极端保守的。例如，《影迷》杂志（Picturegoer）称它为「一部非常美的电影……绝对不该错过，即使你是那些所谓『对芭蕾无感』的人。
锐意进取的射手影业又一次开辟了新的天地……特艺彩色的运用十分敏锐——只不过片尾场景中血迹的涂抹有些过度，影片总体上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美和有着精湛表演的盛宴。」据说，王室成员也非常欣赏这部电影，除了它的结局。
在亚历山大·柯达位于伦敦的家中举行的一场私人放映会后，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据说「都被这部影片的结局震惊了……她们泪流满面地感谢他为她们放映了『一部如此美妙的——（哭声）——电影』」。
此后，《红菱艳》多次重映，它作为经典电影经久不衰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纽约百老汇外一家200座的小电影院「宝石剧院」（The Bijou）的奇迹般的放映季。这家电影院最初与兰克影业公司协商了6个月的影院放映权，但由于观众的需求，他们续约了一季，总共延长了两年，并获得了与兰克影业公司在这部影片上的总支出相等的票房。
正如前文所述，这部电影（以及迈克尔·鲍威尔）在美国的声誉因此而提升，尽管评价褒贬不一，但它还是激发了好莱坞在彩色歌舞片制作方面的复兴。《纽约时报》称其为「必看」影片：「一部不受限制的浪漫电影……从视觉和情感上诠释了芭蕾的优雅、节奏和力量。舞蹈生活的色彩、兴奋和奇异的陶醉随处可见。还有只有充满热情和挚爱的人才能体会到的狂喜和心碎。」
然而，也许正是《红菱艳》中对「情感」和「激情」的电影化演绎，让观众产生了分歧。那些要么缺乏浪漫精神，要么对芭蕾这门「高雅艺术」及其背景更为熟悉的人，似乎把这部电影视为一系列无知的伪装，与舞蹈或生活的准则没有现实性的相似之处。宝琳·凯尔是这一派的著名人物，她认为这部电影是「由高级媚俗的供应者们所创作的，煽人落泪且自我意识不强的作品」。
以这种方式贬低这部电影，就完全忽视了它的意图和制作背景，因为鲍威尔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他认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十年来，不管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我们都被告知要为自由和民主而献身，而现在战争结束了，《红菱艳》告诉我们走出门，去为艺术献身」。
影片中的舞蹈团团长鲍里斯·莱蒙托夫的问题重重的形象，在鲍威尔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反映，这也激发了包括科波拉和斯科塞斯在内的未来导演们，让他们拥有了同样着魔式的抱负——他们小时候都看过《红菱艳》。
说到底，是鲍威尔在电影中专注于对莫伊拉·希勒饰演的芭蕾舞演员、女儿和贤惠钟情的妻子等多重身份的展现，让我深深着迷且难以忘怀。这些崇高而又令人不安的时刻在整部电影中随处可见，它们也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的厄运，因而显得更加细腻。
今天，《红菱艳》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艺术、野心和性欲的，有着震撼视觉和结构复杂的电影，它也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探索，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现代」女性可能意味着什么——夹在个人主义的事业野心和作为妻子/母亲对满足家庭生活的渴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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