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宁:中国消费报复性反弹阶段已经过了

2021-04-21 19:30:10 时代周报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晓添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21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开局良好。不过,居民消费领域的恢复和增长仍相对缓慢,其中,房租几格连续一年多没有出现正增长,与房价上涨势头“背道而驰”。

为此,时代周报记者于近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他认为,房租上涨乏力背后可能说明经济尚未完全从疫情中恢复,尤其是就业市场尚需一定时间才能充分恢复。

朱宁还认为,接下来中国可能不会出现“报复性消费”,因为大量的消费需求已经在去年年中到下半年逐渐释放。“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消费已经过了报复性反弹的那个阶段,”他说,相比之下,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和疫苗接种更可能带来报复性消费。

朱宁同时呼吁,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加大对医疗、教育和养老等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提升并加强居民基本的“安全垫”设施。在他看来,这不但能够提升上述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能让大家敢于把现在的资金和收入拿出来消费。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中国可能不会出现报复性消费

时代周报: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已经发布,其中,70城房价从去年以来同比增长一直维持在正区间,但是CPI中的房租价格同比涨幅连续13个月未出现正增长(今年3月同比涨幅为0)。如何看待这种分化?是否说明当前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态势仍然偏低迷?

朱宁:CPI当中计入的不是房价的涨跌,而是整个房租的变化。房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有明显上涨,我觉得可能反映了两个因素:一是这段时间整个就业市场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新租人群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第二,续租人群的房租并没有上涨,说明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租房群体的收入水平仍难以支撑房租上涨。

虽然总体的经济恢复趋势比较好,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传导到具体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个地区。

时代周报: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动能仍集中在出口部门和房地产投资领域,你对接下来居民消费复苏势头有何预期?

朱宁: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消费增长的速度没有赶上整体经济复苏的速度。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在这段时间整个经济还处在恢复期,其中就业市场仍未完全恢复。第二,即使就业市场复苏,随着物价上涨和购买力下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可能会有所调整。第三,在疫情冲击之后,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会相对有所收缩,这一点在经济复苏之后可能会逐渐改善。

时代周报:评级机构穆迪的最新预估数据显示,自疫情开始以来,全球消费者手上的储蓄大幅增加了5.4万亿美元,超额储蓄相当于全球产出的6%。其中,美国的家庭额外储蓄就增加了超过2万亿美元。你认为中国在此次疫情下的储蓄情况有何不同?国内是否也会因“被动储蓄”而出现报复性消费?

朱宁:我并不认为我们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西方国家出现报复性消费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大量的财政刺激,尤其像美国不止一轮直接发放现金。第二,西方国家受到疫情冲击比较大,所以它的消费场景其实比我们受到的影响要大很多,比如旅游、餐饮等。随着这些国家疫苗投放进度加快,在实现全民免疫之后,既有收入又有消费场景,同时还有前期消费需求被压抑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报复性消费。

反观中国的报复性消费需求,其实在去年年中到下半年已经逐渐地释放了,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机票“秒光”,或者奢侈品门店前排起长龙等等。我认为我们已经过了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消费报复性反弹的那个阶段。

居民债务快速增长,但没有进入消费环节

时代周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从2015年的7.4%波动下滑到2019年的5.8%。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指标的近两年平均实际增速为4.5%。在你看来,导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近年来呈下滑趋势的原因有哪些?

朱宁: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减税降负”改革。我觉得改革方式和方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实有不少人反而发现自己的税负压力变大了,尤其是部分中高收入的人群。这其实会对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造成影响。

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房价。对于房价上涨的强烈预期导致越来越多人的购房意愿增强,包括原来不想买房的人现在也想买房。实际上,相对于居民收入来讲,房价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水平,因此出现了所谓“六个钱包买房”的现象,也就是大家一起透支当前收入来购房。人们固然可以通过这种透支行为来支付首付,但之后的月供其实对消费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占用。

时代周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表明,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过去十几年增幅较高——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不到5%的水平,但是现在已达到了62.2%。同时,居民所有债务里,中长期消费贷款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其中主要是住房贷款。当前这一债务水平和房贷负担是否影响到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朱宁:这是我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居民家庭债务与GDP的比率从2015年的41%,增长到现在的62%。这样的增长速度,过去几十年里在主要经济体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基本上,中国居民家庭的债务在过去的五年里增长了约50%。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令人担忧。首先,这些债务主要转化成了资产,那么一旦资产价格出现调整或者下跌,将会对整个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状况形成很大的冲击。

第二,这些债务若是用于购房首付或者是还房贷的话,那么其实没有进入到消费环节,无法对于经济进一步的转型和发展形成很大的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房产价格维护到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也是为了让居民家庭有更高的能力和信心去消费。

消费出现了明显分化

时代周报:疫情期间,中国高端消费品、奢侈品市场反而较快增长。理论上,收入差距因素对一个经济体消费增长有何种影响?

朱宁:最近两年我们经常讲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存在分化现象,我认为消费其实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我们看到,越是奢侈品、越是高端的餐饮或者高端旅游,在这段时间不但没有出现下降,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旅游受到限制,大量的高端消费都要在国内进行。

同时我们也看到,此前出现了关于所谓“消费降级”的讨论。仍然有不少群体市场消费品的价格在下降,而且需求仍然在减弱。我觉得这依然体现出了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以及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

时代周报:总体而言,你认为现阶段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何在?除了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中国要想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还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朱宁: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推动一个新的说法——新民生。我认为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应该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提升居民基本的“安全垫”设施,也就是医疗、教育和养老三个方面。

这不但能够提升这些方面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能让大家敢于把现在的资金和收入拿出来消费。如果人们担心自己今后的养老,或者担心就医看病、担心子女入学等问题,那么这些压力其实会对当期消费形成巨大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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