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停战谈判期间，中央为何急令伍修权接手李克农主持谈判工作|乔冠华|伍修权

▲1951年12月，伍修权（右）赴朝与李克农、柯柏年合影

朝鲜战争进行到1951年初夏，双方军队都已难以向前推进，战线被基本固定在战争爆发之初的“三八线”一带，呈胶着和对峙状态。在与中、朝两国军队反反复复的较量中，美国当局终于长了一智，明白再打会再吃亏，大打会大吃亏。身临战场的美国将领认识尤为深刻。继麦克阿瑟之后担任侵朝美军总司令的李奇微认为，如继续北犯，“取得那种胜利同付出的代价（人员损失）相比，它的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从1951年7月11日起，以“联合国军”为一方，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一方，在“三八线”南侧中朝军队占领的开城，开始了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马拉松式停战谈判。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作为助手的乔冠华等人，奉命秘密来到朝鲜坐镇，具体负责中朝军队谈判代表团的工作。谈判进行到冬季时，伍修权忽然接到命令，要他赶去开城接替李克农的谈判领导工作。

原来，李克农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一到天冷就发病。中共中央考虑到他的工作担子太重，想让他休息一下，便决定派伍修权接手主持谈判工作，并派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为助手，一同前往开城。

行前，周恩来同他们谈话，对下一阶段的停战谈判事项作了交待、部署。伍修权突击研读了大批与谈判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将要接手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1951年11月中旬，他们从北京出发，同行的还有李克农的秘书叶成章和一位医务人员。考虑到处在朝鲜斗争第一线的人员生活都很艰苦，还采购了一批水果、食品，准备带去慰劳前方的将士。他们到安东后，分乘两辆东北军区派出的吉普车通过鸭绿江大桥直奔朝鲜中部。

当时，美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对我后方补给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进行所谓“绞杀战”。整个朝鲜北部已是一片焦土，公路被炸得坑坑凹凹，桥梁大多被炸断。行人、车辆就从附近水面下用石头垫起的“水下桥”上往返。白天根本无法行车。伍修权一行所乘的吉普车，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行进：因美国空军不断出动夜航飞机在朝鲜北部上空侦察骚扰，发现目标即猛烈轰炸，即使是夜间行车也不能开灯，只能摸黑行驶。防空哨兵一听到美军的战机飞近就鸣枪报警，所以一路上枪声不断，轰炸声和燃烧的火光此起彼伏。

他们星夜兼程，终于如期到达朝鲜首都平壤。只见昔日的繁华都市，只剩断壁残垣。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朝鲜政府及其军事指挥中心，虽然名义上是在平壤，实际上隐蔽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山沟里。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大使馆也在附近。

伍修权他们找到中国大使馆，见到了红军时期的战友、驻朝大使倪志亮。在他陪同下，通过层层岗哨，来到一座巨大的地下掩体内，见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金日成。

伍修权和金日成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认识并多有交往，老朋友相见也很亲切。伍修权按照周总理的交代，将自己此行的任务向金日成作了说明，并请示他的意见。金日成直接用东北口音的汉语向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表示:美方企图凭借海、空优势，将停战线划到中朝军队的后方，美国的这种无理要求是不能接受的。他希望在开城谈判代表团中并肩工作的中朝两国人员，紧密团结、通力合作，在谈判桌上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共同战胜美国侵略者。

与金日成会见后，伍修权与柯柏年等乘车前往开城。开城地处两军交锋的前线北侧，由于正在举行停战谈判，那里成了前线唯一没有硝烟的一片净土。但是它的周围以及通向开城的道路沿线，仍然处于战火之中。车越向南开路越难走，在美军飞机、大炮无数次的狂轰滥炸之下，道路早已百孔千疮。加上往返前线的车辆很多，又都是闭灯行驶，他们的吉普车发生了一次不小的事故。坐在吉普车前座的伍修权，正被颠得歪歪倒倒时，忽见前方有个巨大的黑影压过来。司机一看，是从对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因为都没开灯，所以双方事先谁也没有发现对方。就在两车即将相撞的时刻，小车司机慌忙猛打方向盘，车一头栽进路边水坑里，反扣过来。伍修权被甩出车外，后座上的人也都被摔到水沟里。被冰水浸透的伍修权很快清醒过来，大家相互搀扶着爬起来，确认无一受伤。更令人惊喜的是，经大家帮忙，把吉普车翻转过来推到路上，发现车辆还能继续行驶。他们拖着被泥水浸湿的大衣，重新坐进车里，继续前进。开车后，湿透的衣服被寒风一吹冻得人瑟瑟发抖。此时恰好经过一处志愿军驻地，伍修权便让大家下车去找地方烤烤衣服，再检修一下车子。

第二天太阳一落山，趁美军白天的飞机已经返回，夜航飞机还没有出动，一行人继续赶路，直奔开城。按照交战双方协议，为保证停战谈判安全进行，美、韩军队的炮火、飞机不得侵袭中朝部队占领的开城地区，所以进了开城也就保险了。不久他们到达设在开城来凤庄的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团驻地，与李克农、乔冠华和志愿军代表邓华、边章五等见了面。

伍修权他们的来意，中共中央已经通知李克农。伍修权见李克农病得确实不轻，对他忘我工作的精神十分钦佩，但劝他接受中共中央对他的关心爱护，把工作交给他们来接着干。李克农听后摇摇头说，他很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但再三考虑后，认为自己在这里工作了近半年时间，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斗争规律，都已摸得很透，如果现在换人，一切又要从头做起，就可能耽误时间甚至造成失误。他说临阵不换将，自己的身体还没到完全不能坚持的地步。

伍修权了解这里的工作情况后，也感到李克农确已干得十分顺当，自己在斗争经验和应变决策上，也不及这位老上级。如果马上接手，未必能像他那么挥洒自如，也就同意了李克农的意见。

李克农建议伍修权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下朝鲜前线和谈判工作的情况，对今后的工作会有好处。伍修权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们经过商量，由伍修权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李克农的意见，建议让李克农继续主持谈判工作，他自己则作为预备队在这里见习一段时间，以便了解和熟悉情况。如果李克农病情加重难以支撑，他就马上顶替上去。中共中央收到电报后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从1951年7月起的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公开出面的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大将（首席代表）、李相朝中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等，伍修权到时又加上了边章五。他们这几位直接出席谈判，被称为“第一线”或“前方”，同美国人正面交锋。在他们后面有一个“中间站”或叫“第二线”，那里是乔冠华和柴成文等人，负责为第一线的谈判代表提供会谈发言稿并随时出谋划策。再后面是第三线，即后方指挥部，由李克农坐镇，掌握和领导整个谈判工作，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和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联系。但他对外从不露面，只在幕后负责指挥。为了保密，李克农被叫作“李队长”，乔冠华被叫作“乔指导员”，这成了他们的外号。

当时的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程序，通常是白天由南日、邓华等第一线的人员去与美国代表面对面谈判。当天谈判结束后，邓华等立即向第二线的乔冠华和第三线的李克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和问题，研究下一步的初步对策。由李克农归纳小结，乔冠华执笔写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请示，经李克农阅改签署后，立即给北京发电。毛泽东、周恩来收到报告后，立即据此研究并制定出新的指导方针和任务要求复电开城。电报一到，李克农、乔冠华他们马上遵照指示制订实施方案，再将中共中央复电和他们的方案电告金日成和彭德怀，既征求意见又通报情况。一待金日成、彭德怀复电同意，乔冠华就拟出次日谈判的发言稿和具体计划。等这一切完成，天已大亮。乔冠华马上向南日、邓华等传达相关指示和意见，将当天的发言稿和斗争方案交给他们。第二天的战斗又开始了。

李克农为了让伍修权了解谈判情况，除让他旁听代表团讨论问题外，又安排他到开城及周围地区作访问调查。入朝以来，尤其是在“三八线”一带的所见所闻，无不令人发指：“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许多城市、集镇和村庄都成了废墟。他看到，中朝军队和居民大多过着半穴居的战地生活，志愿军部队打坑道、钻山洞，借此保存自己。他看到，1951年冬志愿军的生活条件虽比刚刚入朝时有所改善，但由于运输困难，生活还是十分艰苦。前线部队就是依托这些坑道，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靠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顶住并战胜了所谓“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

当时中朝军队和所谓“联合国军”的交锋接触线，实际上已偏离了原来的“三八线”。战线东北一端斜进了“三八线”北方大片地区，但西南一端斜向了“三八线”南侧。北朝鲜方面原想将停战线划回到“三八线”，以便完全收复失地，但美军凭借其空、海优势要将停战线再向北推。后来中方提出折中方案，即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停火线，看起来朝鲜北方丟的地方多一些，但是原属南朝鲜的一些比较富饶的半岛地区，特别是文化古都开城一带，都可以划归北朝鲜，相比之下并不吃亏，这才使北朝鲜和美方接受了这一方案，成为停战谈判的实际成果之一。地处“三八线”南侧的开城，被定为停战谈判地点后，受到的战争破坏大大减少，基本保持了城市的原貌，一批古老建筑设施也被保存下来。伍修权到开城时，这里是朝鲜仅有的一块和平绿洲。为了制止美军飞机和炮火的侵扰，在开城四周角上，每到夜晚就亮起四盏探照灯，以其直上夜空的光柱作为标志，白天则是四个巨大的气球飘浮在四角上空，不分日夜老远就能看到。从南侧过来的美、韩代表，车上必须覆盖用以识别的白旗，才能驶人中朝方占区的谈判地点。中朝方对他们以礼相待，负责他们的安全。但美、韩常搞破坏活动，后来就将谈判地点挪到位于军事分界线的板门店了。伍修权曾回忆说:“在开城谈判中，双方一直在进行无休止的扯皮。我们的原则是，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别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敌人想通过军事压力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撑腰，所以前线的一举一动无不反映到谈判桌上来。谈判桌上的紧张斗争，密切配合着前线的激烈战斗。”

伍修权在开城住了一个来月，见李克农的病情基本稳定，精神也越来越好，还忙里偷闲同大家开开玩笑。在朝鲜紧张的停战谈判中，他仍以乐观、幽默为这个战斗集体营造出活泼愉快的氛围。伍修权考虑到再待下去没有多大必要，国内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就同李克农商量后又请示北京，经中共中央批准，伍修权和柯柏年于1951年12月中旬启程回国。

(作者系伍修权之女，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原副部长)

——摘自《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王太和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