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姐姐,来不及与宿命和解

2021-04-11 16:41:37 首席人物观

作者:克瑞斯

编辑:尹 磊

《我的姐姐》的结局,像一面镜子,给每一个观影的人,都留下了不同的镜像。因“重男轻女”的设计捆绑在一起的姐弟,被戏剧化处理成极端的性别失衡后,两人的关系是否要达成和解,成为了影片的讨论议题。

开放式的电影结局,在最后一刻,给姐弟之间创造了和解的可能。影片戛然而止,更多的实际问题留给了现实中的“中国式姐姐”,他们有些依然被锁在重男轻女的困境当中。

囚笼,从弟弟一出生就已经出现。电影中两小时的愤怒和委屈,在现实的姐姐们身上,一生中如影随形。“和解”有时候不是解开了一个死结,而是给未来留下了更多复杂性。

义务

为了弟弟,王若楠在9岁才开始上小学,这成了她失去考大学机会的伏笔。

在她错过的那两年入学时间里,父母给她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照顾弟弟。

弟弟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从父母决定非要有一个儿子那一刻起,这个家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重心。

超生受到单位处分,举家搬迁,离开江苏,一家人到黑龙江鹤岗投奔亲戚。得子的时候,更大的两个女儿已经上学,王若楠6岁,处在从幼儿园到上小学的中间阶段,她开始第一次承担一个长辈的责任,被父母安排照顾弟弟。

一陪就是两年,上小学的时间被父母有计划的推迟了。她当时的年纪不理解上学意味着什么,一个6岁孩子的思维里,大姐二姐才是上学的,弟弟是需要照顾的,自己是负责照顾弟弟的,这就是年幼的王若楠最基本的逻辑。

弟弟每次哭,她就抱着哄,弟弟长得胖,四肢扑腾地特别有劲儿,那种婴儿的蛮力,是她对弟弟最早的印象之一。

在9岁上小学那一年,问题开始出现。

晚入学两年,让她成了班级里个头最大的孩子,同学给她起外号,叫“傻大个儿”,她不知道什么是歧视,也不理解自卑,她只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她放学后的责任:给弟弟洗澡、做饭、洗衣服。“那时候我不爱回家,宁愿在学校里,因为一回去就得做好多事。” 家里没有洗衣机,弟弟的衣服,靠手搓洗。

大量的信息都在传递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弟弟有新衣服穿,她穿的是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和弟弟的争吵,被指责的总是自己。仇视的情绪在她对弟弟的态度中出现,同时也出现在她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中,有两年,她不和弟弟说话。

“我后来就想,上中学就好了。上一个寄宿学校,不回家。”沉默、逃避,成了王若楠的应对方式。

大姐成了离家最早的人,父母对弟弟的偏爱不单单是王若楠的感受,家里的三个女儿,都有尽早离开家的念头。“他们的想法估计跟我一样,就觉得家里只稀罕我弟,我们去哪都行。”

王若楠成了第三个离开家的人,上高中后,她住在学校,一个月回一次家。

“没钱了我才会回去一次,回去找我爸妈要生活费,还有学费。”供四个孩子上学,家庭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每次回家要钱,父亲的脸上愁云密布。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父亲开始了劝她辍学的试探。她在高中时已经快20岁了,这成了父亲让她辍学甚至嫁人的理由。

“我因为照顾弟弟导致晚入学,现在让我辍学,然后早早嫁人。”一种“牺牲品”的宿命,在她从离开幼儿园那天,就已经被家人决定。

起跑线上的延迟,在王若楠随后的十年,开始产生连锁反应。

在中国式姐姐的现实案例中,其荒唐性,不比影视作品来的含蓄。

很多传统观念的家庭,对儿子的执着,是通过最直接的生育来试错。这种概率背后是女儿一生的损耗,而在他们的养育过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举家的“超生游击”,以及经济上的负债累累。

贫穷,延伸出来的是姐姐读大学的权利丧失。

选择

梓欣在初中毕业后,主动结束了读书的生涯,在她弟弟的回忆中,梓欣那时候至少是有机会去念一个专职学校的。一是她没有争取,二是父母没有坚持。

“我觉得她做了一个牺牲自己的选择,她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把机会让给了我。”在河北曲阳县的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念完初中就不再念书,女孩占了多数。

曲阳是雕刻之乡,走出校园,到石雕厂当学徒,成了一部分15岁的孩子的人生走向。一个老练的石雕工成了梓欣的师傅,跟两个同龄人一起当学徒,用一年的时间去切割一块块汉白玉。

每天她穿上一套迷彩服,戴着口罩,用切割机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操作,整个过程,粉尘四溅。每次回家,她摘掉口罩,抖下衣服上的粉尘,然后洗脸、洗头。从一个裹在迷彩服里的石雕工,变回一个15岁的少女。

“她其实挺爱干净的,但那时候也没听她有太多抱怨。”梓欣比弟弟大三岁,小时候他们牵着手放学回家,像一对同龄人,争抢一个冰棍。但走进厂子的梓欣,在弟弟眼里成了一个成年人,这种印象的转变,仿佛在一夜之间。

梓欣23岁结婚,找人给说的媒,五万的彩礼,一部分给弟弟交了学费,一部分给家里还了债。“我其实觉得她结婚,也是为了家。当时我上大学,学费不够,家里还有债,五万的彩礼,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弟弟印象中的梓欣,在他们班里是一个出众的女孩。12岁之前,梓欣在山西晋中长大,在城里生活,普通话标准,穿得也和村子里不一样,更洋气,爱唱歌,唱的也好。“他们班里有个男的追她,还托我给我姐送情书。”弟弟偷看了那封信,里面一句青涩的情话让他记到现在,“我爱上了你”。

直到结婚那一年,村子里都有人在追求梓欣,她冷冰冰回了一句,“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梓欣从来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做过解释,她只是后来跟弟弟说,如果自己当时以唱歌的特长生身份,也可以考上高中。嘀咕了一句,没有多说。在她弟弟眼里,梓欣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像一个大学生。

“我爸妈都是普通农民,但都是讲理的人,如果孩子提出什么明确要求,他们是愿意支持的,但尽管这样,我姐几乎没有要求家里为她做什么。”

相比之下,弟弟是在父母以及姐姐的支持中成长的,在笔记本电脑在大学宿舍里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弟弟买了电脑;在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北京,家人垫了首付,他在燕郊买了房。

一家人风平浪静,一杆天秤在无限地往弟弟身上加码。但仿佛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在弟弟的视角里,梓欣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阶段,都向后退了一步,留出来的那一步,给了自己。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该给自己争取更多。”在梓欣成长的村子里,牺牲自己是一种被默许的正确。“村子里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她是懂的。”

“我觉得她如果为自己的价值争取更多,她会特别痛苦,这种个人的观念在我们那里太弱小了,你没办法在农村的那种大环境中选择对抗。”

村子里传统的性别观念,在梓欣的身上有不容置疑的烙印,自卑都是慎重的,在梓欣心里,实现个人价值,是30多年没敢发芽的种子。

另一种人生

高考,像一块压在王若楠胸口的石头。压力的来源不是成绩,而是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念大学的权利。

“要是不读书,我就得留在家里,跟我爸妈,还有我弟在一起。”离开家是她长久的计划,上大学,是离开家最好的理由。

“我去求我妈,想让她帮我,她一直还挺心疼我的。”母亲去大姐二姐家借钱,两个大女儿刚结婚,都有自己的家庭,但在钱的问题上,做不了主。“感觉我姐夫挺不乐意的。”母亲也没勉强,她怕大姐二姐因为借钱的事,在家里受气。

为了王若楠上大学的钱,父母开始从商量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王若楠跑到家附近的一个土坡上,一个人哭,哭很久,太阳明晃晃的,晒在脸上,她心里想:“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吧。”

“我也不是觉得爸妈不爱我,就是觉得他们偏心。家里确实没钱,他们也挺可怜的。”父母一边争吵,一边四处借钱。看到父亲为钱发愁,唉声叹气,王若楠慢慢将问题归因到自己身上,他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自己不对。

父亲像突然想通了一样,说,“你放心去读吧,我就是卖血、卖肾,也供你读书。”王若楠一阵愧疚,“怎么能让我爸去卖血。”

矛盾最终的化解,来自于王若楠的让步,“那我就不上大学了,读书,就让我弟弟读吧,他学习好,将来读个博士啥的,我们家也算是光宗耀祖。”

20岁那年,她来到离家3000公里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我是独生女。”在新的城市里,遇到新的人,她总这样介绍自己。

在同事抱怨工作辛苦的时候,她没有什么感觉,她觉得开心,自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与家人的联系变得更少,但怨恨也在逐渐消弭。既不亲,也不恨,更多是麻木。

如今已经过了三十岁的王若楠,家庭温暖的缺失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在她的生活中光顾,她有时候会在梦里哭着醒过来,幻想着如果没有父母的偏爱,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

她甚至会想那个像“小魔王”一样的弟弟。学习累不累,生活顺不顺,钱够不够花……年龄在催化王若楠的成熟,放下怨念,理解、包容。

弟弟最终没有让家人失望,真的考上了博士,全家人都像押中了宝一样,某种方面,就连王若楠自己都觉得高三放弃大学,似乎是一个对的选择,这才让更多的资源,倾向了弟弟。

她在潜移默化地说服自己,牺牲似乎变得合理。

降服

更多的合理性,出现在河北曲阳县的梓欣身上。母亲的去世,让她开始在弟弟面前,自觉地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角色。

母亲在病危的时候,梓欣没有和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透露过半句,“她就觉得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她不想让我承担那种压力。”直到母亲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梓欣给弟弟打了电话,让他赶紧回家。

“我当时回到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姐。”

梓欣操办了母亲的一切身后事,所有丧礼的精力、物力、财力。除了偷偷难过,她得在弟弟面前,起到一个“定心丸”的作用。直到我们和梓欣的弟弟沟通到最后,他对姐姐的很多理解,才恍然大悟一般,让他意识到姐姐当时所做的一切,以及那背后给弟弟所带来的的意义。

“如果我是独生子,没有我姐,我想那段时间,天就要塌下来了。”

梓欣替母亲行使的责任,也包括给弟弟找老婆。找人说媒,给弟弟安排相亲。让弟弟结婚,对梓欣来说,是一种照顾的让渡,在她的观念里,在照顾弟弟这方面,母亲把责任交给了自己,而给弟弟找个媳妇,是另寻接班人。

弟弟抗拒相亲,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姐姐的责任感变得一厢情愿,甚至成为“爱的暴政”。

“我希望你结婚,但是你结完婚之后,跟我的关系就没有那么亲了。”这是梓欣和弟弟在相亲问题上,最缓和的一次交流。

在梓欣的成长环境中,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她的身上,而且不自觉地接受了一切。

“最悲哀的是她不知道自己在牺牲什么,她也没有能力反抗。”母亲走后,梓欣对快三十岁的弟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弟弟后来在老家买了房,房本上写的名字是梓欣,他说这房子自己并不住,他心里真正的主人,是自己的姐姐。

姐弟从没有走心的交流,弟弟的情感反馈细雨无声,他不希望和姐姐谈论什么姐弟情谊,对于一对三十多岁的姐弟来说,走心,带来的更多是尴尬。

“到了他们的后代的时候,他们的女儿也许会摆脱这种观念吧。”对于梓欣可能的另一种人生,他弟弟觉得,也许只能发生在她的下一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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