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一
1923年的毕业季，对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织染科学生常书鸿来说，是双喜临门。
一是毕业典礼上，校长宣布，他作为成绩最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工作的难题解决了。二是母亲告诉他，他朝思暮想的姑娘要来做客，祖母已经同意让他们定亲。
一年前，嫁到诸暨的小姑回娘家，顺便带继女到亲戚家相亲。
这个不速之客，像一阵风，把常书鸿的心湖吹得涟漪四起。她身材婀娜，黑珍珠一样的眼睛向他瞥过来时，他立刻就被“摄魂夺魄”了。她走后，他画画时经常走神，母亲看出他的心思，为他提了亲。
谁能想到呢，她竟然答应了。她家境富裕，却倾心于他这个寒门之子，他唯有感激。
相见是欢悦的，她羞答答地说第一次见到他就像喝了迷魂药，“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醉人的情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枫叶流丹时，爱情也成熟了。
1925年，常书鸿迎来“洞房花烛夜”，雪肤花貌的新娘像一朵带露的玫瑰，灿然开放。
怀着难言的激动，他向她表示：“我这一辈子没向任何人发过誓，但我要向你发誓：陈芝秀，不管山崩海裂，我都会好好待你！”
连名带姓，他叫她“陈芝秀”，此时此刻，这个不会花言巧语的书呆子，是那么可爱，眼里噙着泪花，她甜蜜地笑了。
常书鸿与陈芝
红袖添香，指间时光醉美如画。常书鸿惊喜地发现，陈芝秀不仅会吹笛子，对于画画，也极有天赋。知音难觅，他深受鼓舞，当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时，他报了名。
1927年6月16日，常书鸿登上邮轮，离别前，陈芝秀珠泪纷纷，他动情地安慰她：“你放心，只要我学有所成，有了立足谋生之职，我就将你接出来！”
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常书鸿以优等的成绩从一年级跳班三年级，学业稳定后，他开始想念她。
他赴法后，她一刻也没有闲着，除了学画画，还去旁听法文课，信里的法语让朋友们大为赞赏，他真为她骄傲，接她的念头日渐强烈。
一年后，脸颊粉嫩有着娇媚笑容的她，出现在里昂车站的出口处。
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在塞纳河边的木头房子里，常书鸿自豪地搬出那些画作，满怀激情地说：“你来了，我会画得更快更好的，莫奈在有了卡蜜儿以后，就灵思涌动，佳作迭出……”
“假如你需要，我也会做你的首席模特儿的！”因为爱情，所以勇敢，她坚毅的眼神让他惊异无比又感动莫名。
有她相伴，果然灵感如泉涌，严厉的窦古特教授一次又一次露出温和的笑容。只是，那些以她为模特的画像，都被精心收起来了，不到必要的时候，这些展示她的胴体美的画，决不示人。
有了好客的女主人，常书鸿的家经常欢声笑语，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张小小的铁脚圆桌上，是陈芝秀自己做的烤肉、炖鸡、比萨饼，他们的恩爱，让朋友们万分羡慕。1931年3月，女儿出生，按“塞纳”的谐音，取名“沙娜”。
一家三口
二
不久，“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法国，仿佛侵略者的铁蹄在头顶踏过，常书鸿满腔义愤。
回到家中，他心乱如麻，让陈芝秀给他吹一曲笛子。换上他最喜欢的绛红色旗袍，她把笛子放到嘴边，眉尖若蹙难掩愁痕，凄婉之美格外楚楚动人。
思乡情被催动，常书鸿饱蘸感情，画笔如有神助，油画《怀乡曲》一气呵成，被教授推荐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展”时，引起轰动。
1932年，常书鸿参加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一幅《浴后梳妆》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选拔，没有人知道，画上的模特儿是谁，只有他自己知道，妻子为他点燃的灵感是多少奇妙。
来到巴黎，他们在第十六区安了家，陈芝秀进了一家美术学校学习雕塑。
和在里昂时一样，温馨可爱的家再度成为聚会的中心，美丽温婉的沙龙女主人用热情感染着来自祖国的画家、雕塑家们，他们组织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常家就是活动地点。
和朋友们
艺术与爱情兼得，常书鸿的创作源源不断。
陈芝秀就是他的灵感缪斯，晨雾茫茫的清晨，她坐在湖畔的石头上，四周静谧，天人合一，他下笔飞快完成了《湖畔》；
她高烧住院，他推开病房第一件事是展开画夹，凝神动手，“病西施”的模样，在他眼里别具风情，《病妇》一挥而就。
《湖畔》在沙龙展上获得银质奖，开第一次个人画展时，他郑重地把这幅画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们爱的结晶。
《病妇》更是成功，不仅参展获金质奖，展出后还被国家收购，收藏在里昂博物馆。
感情如胶似漆，事业蒸蒸日上，如果不出意外，巴黎将是他们永远的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人生没法精准计算，命运轨迹随时会改变。
在塞纳河边散步时，书摊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让常书鸿震惊了，他这个“言必称希腊罗马，行必以蒙巴拿斯画家自居”的中国人，对祖国的敦煌千佛洞，竟然一无所知，他深感惭愧！
对祖国的艺术瑰宝被法国人盗取，他感到心痛无比。敦煌壁画开始夜夜入梦，无数个香音神，从天上蹁跹飞来，她们在召唤他：“回国，回国！”
敦煌石窟图录（部分）
“我找到我的艺术之根了，我的根就在中国，在敦煌！”常书鸿的口气和眼神，绝无回旋的余地。
要放弃巴黎优越的生活，陈芝秀有百般不舍不愿，可爱情超越了一切，她同意了。他先回国，她带着孩子留在巴黎继续学业。
1936年深秋，常书鸿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可是时局混乱，敦煌根本去不了，他只能边在北平国立艺专教美术，边等待机会。
一年后，陈芝秀带着沙娜回国，洋派的打扮，精致的妆容，巴黎十年，她已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了，5岁的小沙娜，一口清脆的法语如珠落玉盘。
那时，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过一周。
没有团聚的快乐，只有战乱和离别，从安闲舒适到颠沛流离，巨大的反差让陈芝秀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住在贵阳时，旅馆遭到轰炸，她没命地抱着沙娜跑到附近一家教堂，这才幸免于难。
悲愤难抑，《日寇暴行录》等一批画作自常书鸿笔下流泻而出，回国后的第一次画展，意料之中反响热烈。
一个契机让敦煌之梦成为现实，因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盗卖，舆论四起，报纸开始呼吁保护敦煌艺术。
迫于压力，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
他要去敦煌“流放”，她自然不愿意，可冷战和恼怒都无济于事，他总能说服她。
1943年，历经一个多月，由飞机、破旧的敞篷卡车，再换骑骆驼，常书鸿一步步走入真正的荒凉。当朝思暮想的千佛洞惊现在眼前时，热泪夺眶而出。
在莫高窟前的大石头上，他给陈芝秀写信：“哪怕以后死在这里，也值！”他为她描述了宏大和绚烂，说她一定会爱上这里的雕塑，着迷于那些色彩和线条，只是没有提黄沙蔽日、水很咸、调料只有盐和醋，连咸菜都是奢侈。
教育部的汇款一直杳无音信，趁着回重庆交涉的机会，他要说服陈芝秀去敦煌。
对于常书鸿要把整个家都拖到那个“沙窝窝”里，陈芝秀非常难过，重庆的生活刚刚稳定，儿子嘉陵还不到两岁。
一家四口
可现实与爱情，只能选一样，当他动情地说“没有你们，日子是难以言说的苦”时，她答应了。
红唇、细眉，长筒袜、高跟鞋，她就这样踏上了敦煌之路。
到兰州时已是雪雨霏霏，为了御寒，不得不穿着他买来的羊皮大衣，羊膻味让她直反胃。无边的荒凉让她惊惧，到了敦煌，当地人又像看猴一样围观过来，鄙夷地叫她“妖精”。
她周身一阵寒冷，如此愚昧不开化，真要在这儿生活，太可怕了！
幸好艺术没有让她失望，初进千佛洞，高大的彩塑让她目眩神迷，她忘我地在洞窟临摹，满怀壮志要做飞天雕塑，向世人展示“敦煌的维纳斯”。
可当新鲜和激动过去，每天面对的现实是：日子清苦，常年不见荤腥，有时土豆当饭连吃三天；四十里荒无人烟，孩子们无学可上；还有她的信仰，身为天主教徒，却整天要面对佛像，被矛盾折磨，她痛苦不堪。
最无法忍受的，是常书鸿的改变，缺乏人力、经费不足，焦头烂额的事让他脾气暴躁，动辄冲她发火。口角成了日常，有一天他甚至把手里的盘子狠狠摔在地上。
所有的恩爱，都留在了昨日，谁能想到，昔日美丽的沙龙女主人，如今却如此糟糕、如此狼狈。
她的委屈和伤心，他视而不见，她想脱离这无边的苦海，带着孩子们到杭州上学，他也不允许。没有温情的雨露滋润，漫漫黄沙中，她一日日枯萎。
正绝望时，像救星一样，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赵忠清，是新来的总务总任。他一开口，地道的诸暨乡音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短短几天，陈芝秀变了，工作不再单调和寂寞，她在洞窟临摹地口干舌燥时，赵忠清会及时端上一碗红枣汤；
他会打猎，能给研究所改善伙食，看到嘉陵把头埋在碗里喝羊汤，她对他充满感激；
他还能像变戏法一样，为她搞到珍贵的驴皮胶。久违的体贴与呵护，让陈芝秀温暖而熨帖，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了。
那个下午，赵忠清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时，她没有拒绝。
“兵痞子”赵忠清却引起其他人的反感，一次工作失误后，常书鸿把他开除了。
不久，以去兰州看病为名，陈芝秀带着提前收拾好的行李，独自离开了。
她走后，视敦煌为生命的常书鸿专心临摹他最为醉心的《萨陲那本生》，直到学生董希文把从喇嘛那儿截获的一封信放在他面前。信是陈芝秀写给赵忠清的，他们私奔了！
愤怒的常书鸿不顾劝阻骑马去追，不幸摔下来昏倒在沙漠中，被人救醒时，只看到刊登在兰州报纸上的离婚声明。
极度痛苦之时，常书鸿想到了他未完成的临摹：《萨陲那太子舍身伺虎图》，莫高窟的命运正如饿虎一样危在旦夕，为了挚爱的敦煌艺术，他宁愿像萨陲那一样，选择牺牲和奉献。
敦煌故事画
第二天他又进了洞，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临摹，随着时间推移，巨大的创痛逐渐被信仰和理智抚平。
抗战胜利后，学生和助手相继提出离开，他全都同意了，他们需要家庭稳固，他不希望他的悲剧再次上演。
三
国民政府处在一片混乱中，资金无望，孤军奋战的常书鸿，只有冷清和孤寂相伴。
乖巧懂事的沙娜成了他最大的安慰，看到沙娜的临摹越来越精进时，他生出了开画展筹钱的想法。
1945年底，以敦煌为主题的“常书鸿父女画展”在兰州举办，沙娜临摹的40余幅壁画引起轰动，谁也没法相信，那些美丽精致的摹本，出自一个14岁的女孩之手。
兰州上空，赞扬声不断，开始有年轻人被敦煌艺术吸引，常书鸿决定招兵买马。
1946年，在重庆“敦煌艺术工作人员招聘处”，他披挂上阵亲自面试。几天后，迎来了22岁的李承仙。
李承仙在重庆国立艺专学西画，是好友王临乙的学生，画虽然稚嫩，但笔法很大胆，但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能吃得了敦煌的苦吗？面对他的疑问，她爽快地回答：“要怕苦，就不到你这儿报名来了！”
“常书鸿就是敦煌”，她崇拜他，尊重他，一年后，对敦煌的热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常书鸿与李承仙
敦煌研究所终于重振旗鼓，宏伟的计划在常书鸿心中奔涌，他满怀信心，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开始着手洞窟重新编号的工作。
他下决心要集中精锐力量，把敦煌石窟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全部临摹下来，他要带着这辉煌的“流动石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最丰富的文化遗产！
李承仙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不顾妊娠反应，她和大家一起进洞临摹，一手举个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一画就是一天。
晚上，她让常书鸿给她“开小灶”，所有的谈话都离不开临摹、壁画，共同的信仰，让他们靠得越来越紧，足以抵挡一切苦难。令常书鸿欣喜的是，两个孩子都接受了他们的新“妈咪”，他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了。
洞窟编号工作完成后，常书鸿到南京向教育部呈上了他的报告：“几经艰难周折，研究所全体人员多年心血所耗，《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等十几个专题的500多幅画，编选已就，敦煌艺术展已经筹备停当，万事齐备！”
1948年8月22日，“敦煌艺术展”的大横幅挂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一幅又一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前，人们驻足凝视，热烈议论。
人群中，美国的司徒雷登、法国大使戈斯默备受瞩目。
“除了洞窟，我对其它什么事都不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继续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收集文物，出版画册，撰写论文，抢修莫高窟，在世界各地举办敦煌文物展，为保护敦煌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
陈芝秀再无消息，她切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1963年，时隔18年后，沙娜才在大伯的安排下见到母亲，“她一直低着头，佝偻着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突起，我无法把她与时髦洋气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
“私奔”的名声令她千夫所指，才华俱废，解放后，赵忠清因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死在狱中，生存所迫，她又嫁给一个工人，靠洗衣为生。
爱情虽短，遗忘却长，因为“走错了一步”，她一直活在忏悔中。“文革”时，常书鸿成为敦煌第一反革命，“造反派”跑到杭州，逼迫她揭发他的罪行，她一句也没有说。
“上帝已经惩罚我。”1979年，因心脏病猝发，陈芝秀结束了不幸的命运。沙娜告诉父亲这个消息时，常书鸿沉默良久。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去世。他的床头，放着刚出版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在书中，他提到了当年陈芝秀的出走：
“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
回望过去，他已释然，为了敦煌，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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