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后厂村灯火辉煌。
有的人排队60多人在等网约车接自己回家，也有的人还在工位上苦思冥想一会要给领导汇报的方案，9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加班，甚至可能是“提前下班”。
在这个创造了全中国最多市值的土地上，后厂村的灯光一方面意味着财富和辉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汗水和辛酸。
可是，难道创新和生产力就一定和996划上等号吗？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群“不996的另类后厂村人”，他们之中：
有的人会在9点以后翻看期刊，以工作沉淀的内容申请评奖，一举帮团队和公司闯入决赛圈，成为中国首家入围Franz Edelman奖的IT企业；
有的人会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带员工去打桌球、去4S店看车，从法拉利等超级跑车中获得灵感，为电竞手机设计出独具一格的中置架构的散热结构；
还有的人在陪孩子上完网课后，找到了一体机的设计灵感，带领整个团队设计出跳出PC电脑窠臼的一体机新形态Yoga 27一举拿下CES 7项奖项。
在他们的工作里，后厂村和996不应该划上等号，工作时长和创新效率也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小北
编辑 | 常新
9点的后厂村人满为患
21:02，张颜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打车回家。
结果，约车软件上显示她前方已经排了61个人，按以往经验，这意味着她大概率需要在办公室再等上1个小时左右才可能坐上回回龙观的车。
晚上九点，大概是所有后厂村工作的互联网人心中的痛。
在这片位于北京五环开外的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互联网公司而闻名，百度、腾讯、网易、新浪……创造了中国互联网数千亿元市值。
在那一扇又一扇深夜还亮着的窗户背后，隐藏着这些财富的密码，无数个彻夜工作的互联网人牺牲了时间、生活，缔造出了庞大的互联网帝国。
图 | 夜幕下的后厂村街道
可张颜觉得，这一切到底值得吗？
她在国内市值前五的某互联网大厂工作5年，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公司对外宣称的18:30下班时间准时回家。
哪怕把手头的工作提早完成了，她也必须在工位等上1小时，才有机会坐上车，敲开她租在回龙观的小单间的门。
也是在21:02分，在联想研究院工作的孙赞已经洗漱完毕，躺在家中的床上开始翻看Elon Mask的传记，在感动之处拿出笔标注出来；
做产品研发的陈金山，则正陪着他家孩子上网课，他家孩子今年5岁，已经开始需要进行一些学习和知识上的辅导；
做设计的井旭东刚哄睡了孩子，穿上了运动服，准备到楼下去夜跑。
图 | 晚上9点，联想员工早已下班，办公楼停车场车位十分充沛
和张颜相比，这些后厂村人似乎过得太过于“佛系”，但也着实让张颜羡慕不已。
在张颜家的书柜上，摆满了还未拆塑封的新书。她总想每天睡前能有时间翻看一下，可每次下车回家已接近11点，洗漱、收拾折腾下来，她一碰枕头就能马上睡着，根本没空“思考人生”。
孙赞特别喜欢睡前看书，尤其看到Elon Musk的无数次创新、下决断时的果断时，他总庆幸自己能在一个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企业工作。
“人在极度疲惫时是绝对不会仰望星空的，他们只会想好好睡一觉”，孙赞说。
有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已成为讨论“996工作制”最热烈的区域，由于这些地方互联网企业发达，生活成本高、节奏快，加班已成为常态，和996密切相关的新闻也充斥着“过劳”、“亚健康”等词汇。
对此，张颜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她觉得人就该趁年轻奋斗、拼搏，否则沦为“35岁职场中年”想要奋斗也没有机会了。
但另一方面，这几年她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加班迟、到家晚，回家后还总感觉饥肠辘辘而点上一顿夜宵，久而久之，变成了大家口中所说的“过劳肥”。
张颜睡前有看朋友圈的习惯，“每个人只会在夜里吐露心声”，张颜说。
夜里的朋友圈里仿佛有两个平行世界，后厂村的人在晒自己的打车排队时间，而老家的朋友则在晒自己看的书、转发一些有意思的小文章。
“如果在后厂村继续干下去，人生就真的只有疲惫这一种底色吗？”张颜心想。
“工作与生活，不应该是反义词”
同在后厂村工作的95后北大博士孙赞却从未后悔来到这个地方。
孙赞目前在联想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做机器学习和运筹学技术结合的研究，听起来这是一个相当费脑、费时间、必须加班才能创新的工作，但孙赞却很少在9点后离开公司。
每晚7点左右，孙赞就在家附近解决了晚饭，溜达回家看书、看期刊，顺便梳理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
“期刊往往能体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成功，做技术的人必须有时间去看期刊，这样才不会落伍”，孙赞说。
前段时间，孙赞就在期刊中发现被业内誉为运筹学应用领域的“奥斯卡”的Franz Edelman奖正在申报中，他第一时间和领导汇报，参与了该奖的评比。
最终，联想顺利入围决赛圈，成为该奖1972年设立以来，中国首家入围Franz Edelman奖的IT企业。
孙赞感慨，“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工作任务，没有leader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去争夺这样一个奖项，但获奖也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切实的、正面的作用。”
“但如果我晚上9点才能下班，我可能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力去做这些事了。”
加入联想10年、做硬件研发的陈金山，也是相似的感受。
陈金山最近在陪着孩子上网课，看得多了，研发的创意就不自然地涌上心头，他想把网课需求和联想的产品相结合，做一个方便办公、上课的电脑。
正逢那段时间，陈金山团队也接到类似的产品需求，需要做一款突破现有PC电脑的条条框框、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陪孩子上完网课，陈金山就在群里和团队成员讨论，“笔记本的形态基本已经定型了，台式这样一个铁盒子，怎么能做得灵活有趣？”
大家想到了旋转一体机——一体机所占空间小，屏幕大，用以设计和做展示的效果非常好，与此匹配的则是一体机的屏幕旋转功能。但一体机旋转也存在一个Bug：步骤太多，体验不好。
为了减少一体机旋转的步骤，陈金山和团队成员在日常生活里看到什么就引申到产品上，然后在群内讨论实现的可能性。
图 | 陈金山和团队在调试产品
比如，一只手就可以轻松旋转屏幕，画面随屏幕旋转适配；一根Type C线连接笔记本，就能共享4K大屏、JBL音响等外接设备；无限投屏，横屏刷剧，竖屏玩抖音等等。
这些点子后来被团队成员一一实现，做出了一体机全新的产品形态——联想Yoga 27，在产品发布后不久的CES展会上，Yoga 27一举拿下7项大奖，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陈金山说，“我们的团队从没有强制加班，但这也不妨碍我们有持续创新的能力”。他认为，人要平衡好工作、生活、家庭三个方面，才更有利于工作上的专注，
“三者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人的思维和想法也很难处于最佳状态。”
图 | 联想办公环境
做工业设计的井旭东也认可陈金山的说法，他认为，尤其是涉及灵感、创意的部门，则更需要弹性的工作制度和环境。
他最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待着，井旭东说，“办公室的环境非常固化，很难给人灵感上的刺激”。
有时候，他会选择带团队成员去打桌球，玩得开心了，再一聊天，反而会想起某些忽略的东西，迸出某些很有趣的点子。也有些时候，他会带大家去汽车4S店，
“汽车是产品设计里最大的形态，看看车，聊聊车，有时候也能脑暴出一些很有趣的想法。”
有次，井旭东接到了个做电竞手机的需求，需要续航强、散热快、充电快等方便游戏使用的功能。
他忽然就从之前看过的跑车里找到了灵感：像法拉利、兰博基尼和保时捷之类的超级跑车会用到发动机中置的概念，发动机是一台跑车的魂，CPU则是手机的“魂”，那是不是可以仿照发动机中置的结构，中置CPU呢？
这样一来，CPU中置，两侧为电池，发热的地方处于中间，不会影响玩游戏时的手感，也不会手挡散热口，这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中置架构的布局。
图 | 井旭东带着团队玩游戏做体验
经过几天的论证，井旭东果断把这一架构融入了手机之中，制造出了联想第一代拯救者手机，且整个设计获得2020年度“当代好设计奖”。
“工作和生活从来不应该是反义词”，井旭东说，如果没有生活上所提供的创意和灵感，他是绝不可能坐在办公室想出那些设计方案的。
“因为这里不加班，我自发996”
井旭东之所以这么说，来自于他曾先后对比过同一家企业的工作制度变化给员工带来的影响。
大学毕业时，井旭东从清华美院加入联想。当时的联想还是一派“老国企作风”，
“大家特别看重时间，到底你是8:59，还是9:01上班，一分钟之差，这一天的考勤记录就会完全不同。”
2004年，联想宣布并购IBM，公司一下涌入了许多外国员工，也促使联想内部开始讨论哪种工作制度更适合全球员工的工作习惯。
“一开始，大家都很担心一旦不打卡上班，就会出现迟到早退的情况，大家无心工作”，井旭东说，当时他们还准备了一些“预案”：如果某些员工迟到早退现象特别严重，就单独要求个人打卡，严格规定上班时间。
没想到的是，公司开始执行弹性工作制后，井旭东和其他管理层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大家反而因不再关注上下班打卡时间，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本身和提升工作效率上。
“强制性的束缚减少并没有降低效率，相对的宽松，反而能带来效率的提升”，井旭东说。
空闲的时候，他经常会带孩子出国旅游、看展，当他看到那些有趣的、与日常接触的内容不同的内容时，他不免会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去想，这些新的、有趣的内容，能怎么用到工作上。
生活和工作对他来说从来不是割裂的，他的很多设计的想法都来自于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得，他的生活和工作是彼此联系、一同向前的正向状态。
通过给员工一个更信任舒适的环境，反而强化了员工的自主性，这也是97年出生的王婧晗选择联想的原因。
王婧晗和丈夫原先有个不成文的约定：
“不去互联网大厂，去互联网大厂就离婚”。
他们不想被工作裹挟生活，被无意义的内耗、内卷而带偏了人生轨道，顾此失彼丧失了工作的初心。王婧晗说她选择联想80%的原因是因为“不加班”。
联想集团全球人才学习与发展高级总监李煌展（Hwang Jann Lee，以下简称Lee）进一步修正了这种“不加班”的概念。
Lee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他曾先后在友邦寿险、美国国际集团任职，2011年加入联想。
图 | Lee在给团队成员做分享
Lee还记得第一次来联想面试时，他还以为这是一家非常中国化的民营企业，面试他的都会是中国人。
然而，在他的6轮面试里，有三个老外面孔来面试，其中一个甚至是黑人。
他感到非常惊讶。他在美国公司时，大业务的leader一般是美国当地人，非美地区的高管也都通常是由美国本土人派出。
更让Lee惊讶的是联想的工作环境，和他所以为的传统中国企业完全不同。这里不需要打卡、弹性工作、员工富有激情和创意，也成为他留在联想多年不肯离开的主要原因。
Lee经常需要和在美国、欧洲的海外同事沟通，而亚洲的晚上是最适合全球沟通的时间节点，所以他常常晚上回到家之后与其他的同事沟通，相对应的则是，他下午往往会早一些离开公司，回家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工作。
“‘不加班’不意味着不工作，只是你不需要规定在一个工位上工作”，Lee解释，联想一贯采用弹性工作时间，不强求员工这8小时一定要在公司、在工位上完成工作。
“有些家中有孩子的员工，往往很难早上9点准时到公司，但这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往往会自发上满8小时，晚上7点再离开”，Lee说道。
这种弹性工作的状态，也是联想希望塑造的轻松舒适的办公氛围：当员工来公司时，他们是带着兴奋的心情来的，有着饱满的精气神；当他们下班离开时，他们也是开心、快乐地回去，回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喜欢自己所做的工作，联想研发部的文辉甚至“自发996”。
文辉通常会在8点之前到公司，他想利用这些时间自我学习。晚上吃过饭之后，他还会处理一下邮件，想想明天的工作，有时甚至11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工位。
图 | 文辉带着 “青柠小分队”一起团建， 衣服上的小标识是创新日志团队的青色柠檬标志。
他在联想已工作5年时间，成为了一个18人团队的管理者。职位的责任意味着他必须每天耗费很多时间在跨部门沟通、团队人员培养上，“每人花费半小时，一天也就过去了”，文辉说。
但他还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和其他企业的996相比，我自发的996是为了给自己充电，而不是因为流程、低效的工作而导致不得不留在工位上内耗”。
他喜欢用空余的时间研究产品功能，在他看到或想到有趣的、有价值的、趋势性的产品功能时，文辉就直接做一个模型出来，这种习惯被他称为“记录创新日志”。
去年11月，联想中国区的市场团队希望文辉为Motorola面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定制“商务场景”的相机功能。
在Motorola的体系里，要实现这样一个新的功能，要经过用户调研、研究方案、反复测试等复杂步骤后才能做出原型向NPI（新品导入）提交审核，需要4～6个月的时间。但当时已临近上市，时间很赶。
文辉打开他的创新日志，从里面调出了他原来做的初步的原型资料，在一周的时间内，做出这一模型，并最终将其作为Motorola新品 edge S 的产品亮点之一而上线。
“当员工处于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时，他的状态就不会受不重要的事情的干扰”。
文辉有很多同龄的朋友，目前正处于35岁的关键节点，一方面担心年纪大被优化，另一方面又身体状态确实不允许继续996工作。
“大家每天关注的事情都是我今天待够时间了么，晚来了一个小时会不会被看见”，文辉说，“但我一直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们以结果为导向，事情做好了，和时间花了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创新的最优解，绝不是996
张颜考虑过很长一段时间要不要离职，但她唯恐跳槽到下一个单位，依然逃不过996的桎梏。
“很多企业虽然说自己不996，但你去了以后会发现，你即便呆满了996，也完成不了任务”，张颜说。
为了能给自己喘息的时间，她总是在公司找各种“摸鱼”的时间，比如晚上6点去吃饭，8点多回来，然后再等到9点打卡下班。
“摸鱼”久了，张颜难免质疑自己，工作时长或许够了，但自己的一生都要用在“摸鱼”这件事吗？
孙赞见过太多质疑自己996意义而频繁跳槽，最终依然一无所获的年轻人。
“无论做运营、销售、还是研发技术，只有工种的不同，但人的生活是不变的”，孙赞说，如果没有找对团队、找对合适的企业制度，无论几次跳槽，都可能被内耗掉自己的梦想。
井旭东说自己之所以会在联想工作20年，在于这里满足了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所追求的“微妙的平衡点”。
图 | 4月1日，联想新财年首日照常举办了升国旗、迎新跑步、攀岩等迎新活动
4月1日，联想新财年首日照常举办了迎新跑步、攀岩、现场绘画等公益活动。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的带领下，高管和员工一起晨跑，迎接新财年的到来。
孙赞、井旭东、陈金山、文辉、Lee等人均参与了这场全体迎新活动。
“每年最期待这一天，今年股价也持续增长，大家觉得跑步都更加振奋士气，也有利于新一年调整更积极的工作状态”，陈金山说道。
在20/21财年第三财季，联想集团营业额达到114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53.1%，集团所有主营业务全部实现了营业额与盈利能力的提升。
正如杨元庆在上一财年首日内部信中所说的，“那些没能摧毁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说过，“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然而，对于很多强制996的企业来说，人却被企业化作成一枚保证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还曾说过，管理者必须尊重每一个员工，尊重并不单单是一种礼貌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员工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
在联想，有许多工作超过10年甚至和井旭东一样超过20多年的员工。年份的增加，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创新动力，相反，在信任舒适的环境下，员工的自主性、创新力被激发出来，不断带给个人和企业更多的惊喜。
孙赞、陈金山、井旭东等后厂村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996并不是企业创新的唯一答案，也绝不是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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