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在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再次清理出了超过500件的珍贵文物，包括巨大的青铜器、青铜造像、玉器、象牙等。
三星堆遗址，作为西南地区时间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国遗址，上承古蜀国，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与现在备受瞩目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并不受重视，甚至险些被考古队放弃，幸好在关键时刻一位老专家站了出来，断定往下挖必有大发现，这才有了如今享誉世界的三星堆文化遗址。
那考古队为何要放弃发掘三星堆？这位老专家又是谁，为什么能断定遗址下必有大发现呢？这一切，还要从位于鸭子河南岸的三个大土堆说起……
在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自古耸立着三个巨大的黄土堆，远远望去，就好像是银河旁的星星，因此被古人称为“三星堆”。1929年，世代居住在三星堆旁边的农民燕道诚在田地中挖坑时，意外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和玉器，从而揭开了一个神秘古国的地下宝藏。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考古队就断断续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
当时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附近村民在三星堆旁建起了大型砖瓦厂，结果在烧砖取土的过程中，很多文化遗址遭到了破坏。时任广汉市文物干部的敖天照，眼看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心中焦急万分，多次向上级反映，希望尽快发掘和保护三星堆遗址。
鉴于这种情况，1980年，四川省成立了联合考古队，决定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初期勘探，考古队确定遗址面积为12平方千米，年代距今三千年至四千年。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考古队在遗址范围内，共清理出了房屋、墓葬、灰坑等生活遗迹几十处，出土了玉器、陶器、石器等70余件，以及数以十万计的陶器碎片。面对这些价值不高，数量庞大的陶器碎片，考古队根本没有人力物力去一一鉴定，只能将它们用筐装起来，运到博物馆的库房存放。
由于这次发掘，没有发现价值较高的玉器和青铜器，因此并未引起考古界和文物界的关注，考古队也颇为失望，便逐渐将人手调离了发掘现场，只留下少数人进行一些小规模发掘和善后工作。
转眼到了1984年，三星堆逐渐淡出了文物工作者的视线，之前出土的那些陶器碎片，一直被放在博物馆库房的角落，无人问津。直到有一天，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苏秉琦老先生到四川博物馆参观，无意中看到了被放在角落的那些陶器碎片。
在别人眼中毫无价值的“破烂”，却引起了苏秉琦的注意，当得知这是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后，老先生难掩激动，直接蹲在地上，一片片的仔细观察起来这些陶器碎片。
旁边的博物馆人员有些不解，这些陶器碎片数以万计，几乎都一个样子，上面也没有文字，老先生如此仔细的是在看什么呢？
苏秉琦，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办人，是“为历史而考古”学科的缔造人。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史前史，重构中国古史框架，对各种史前文明有着非常深的研究和见解。
在他看来，这些来自三千多年前的陶器碎片，能够深刻地反映出四千多年前古人的制造能力和生活场景，里面蕴含的历史信息和考古信息非常丰富，这些陶器碎片就好比古人留下来的一部记载古代文明的“天书”。
面对好像着了迷，一头扎进陶器碎片堆的苏秉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些摸不着头脑，就请来了馆长赵殿增。看到国内考古学的泰斗对这些陶器碎片如此重视，赵殿增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刻上前请教。
对此苏秉琦向他解释说：“这些陶器碎片表面看上去平平常常，实际上在器型和花纹上是有微弱变化的，这说明它们背后曾经存在着一个传承有序的文明。”
“可是前几年，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化遗址。现在，考古队大部分都撤了回来，只有少数队员还留在工地，进行善后工作，最近也打算撤回来呢！”赵殿增不解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苏秉琦连忙制止，考古队一定不要撤回来，要继续向下发掘，我断定一定还会有大发现。
作为国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苏秉琦的话很有分量，在不久后，四川省就再次派出考古队，在三星堆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发掘。果然，在两年后的1986年，发现了震惊世界的两个祭祀坑。
在里面，考古队清理出了从未见过的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黄金面罩、黄金权杖等一系列珍贵的文物。证明了苏秉琦老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在三星堆下，却是埋葬着一个传承有序的古国文明。
结束语：
考古工作是一项既枯燥乏味，又辛苦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也需要细心和耐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那些深埋地下的文化瑰宝，让中华文化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如果当年没有苏秉琦老先生的发现和坚持，恐怕就不会有今天震惊世界的发现了。
参考文献：《三星堆遗址：迷雾环绕的古蜀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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