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就是“纨绔”代名词?对不起,你被骗了很多年!

2021-03-08 21:29:10 凤凰WEEKLY

八旗子弟在清末是纨绔的代名词,却在每一次内忧外患中壮烈奋战。

文/班布尔汗

满清八旗军,恐怕是历史上给人留下最为“冰火两重天”印象的军队了。明末清初之际,八旗军可谓东亚第一强军,有着“不可敌”的名声,无论草原上的蒙古骑兵,还是明朝的关宁军、白杆兵、天雄军、浙兵等等劲旅,都是其手下败将。即使进入康熙朝,起兵云南的吴三桂之所以已经饮马长江而不北上,便是惧怕八旗军“骑射最不可当”“满兵如前骁勇”。横扫中亚的准噶尔军东进,在八旗军奋战下铩羽而归。在西伯利亚一路凯歌的俄国哥萨克,面对八旗军,也只能止步于雅克萨。

而到清末,八旗子弟是纨绔的代名词。在人们印象中,他们日常生活只有提笼架鸟、泡澡票戏。莫说打仗,他们一旦离了朝廷的“铁杆庄稼”,连生计都无法维持。

不过,若细查清末历史,在一次次内忧外患之中,八旗兵总是展现出悍勇死战的风骨。他们确实没有了祖先每战克捷的能力,但离纨绔懦弱相差甚远,壮烈程度与人们熟悉的一个个“民族英雄”相比并不逊色。在一次次明知必败的战斗中,他们绝望的奋战总让读史之人惊讶慨叹。

虽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但若纵向比较,已经过了盛世、百病缠身的清朝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武力入侵时,其官员的表现足以傲视前代任何朝代。英军的武力比清朝先进了近二百年,已经类似于“降维打击”,清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在战争过程中,清朝各级官员战死、自尽的多达百人,上至总督、提督,下至总兵、副将,涌现出一大批忠烈。

官员的忠勇与士兵的怯懦正好成对比。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战争伤亡极为微小,而与大量官员殉国相比,清军士兵的伤亡相当有限。

例如在很多影视剧中被浓墨重彩表现的虎门之战,1841年2月23日,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设置三道防线,部署兵勇8500人、火炮377门,正面迎战英军。战斗的结果是关天培战死,虎门失守,英军只有5人轻伤。清军近万大军,战死者不到300人。而且大多是在英军登岛作战从而无处可逃之下被杀,凡是能逃者均是被英军一触即溃。六旬老将关天培战死在自己的指挥部,身边与他一起战死的士兵不过20余人,其余的都被英军“驱散”了。

还有在鸦片战争中清方战死级别最高官员的镇海之战,1841年10月9日,两江总督裕谦督率4000清军和157门火炮与英军交战。当战争结束时,裕谦投水自尽,英军有3人战死、16人受伤,而清军完全溃散,战死者不过百人。

这样的战例在鸦片战争中比比皆是,往往都是主将死战殉国,麾下士兵则极容易鸟兽散,几千大军战死者很少超过三位数。在这样的大势之下,八旗军的表现就相当亮眼了。

1842年5月18日,英军兵临浙江乍浦。这里集结着八旗驻防兵、各地援军、绿营及招募的民团7000余人。清军认为英军不会攻打乍浦,因此兵虽多,防卫却很松懈,火炮更少。即使严阵以待,兵多炮广尚且不敌英军,乍浦之战的结局自然不会有意外。但在战斗中,当其他军队四散奔逃之际,乍浦的驻防八旗表现出了大出英军意料的顽强,死伤枕藉而奋战不休。

乍浦驻防八旗在雍正年间满员不过2000人,此时“协领、佐领、骁骑校、笔帖式等共四十二员,兵丁一千七百九十八名,家口男妇老幼三千八百六十五名”,却战死近300人,更有家属55人一同殉难。主要将官,如副都统长喜、协领英登、隆福等均战死。他们让英军付出9人阵亡、55人受伤的损失虽然微不足道,但可排在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三位。而英军阵亡人中还有中校军官汤林森,则更是极为罕见了。

身历其境的英国军官柏纳德,在写战况实录《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时,也对乍浦八旗给予了很高评价:“凡是亲眼看到中国的士兵,以那种顽强的斗志和决心来保卫他们阵地的人,没有一个能对中国的英勇,拒绝给予充分尊重的……迄乍浦战役为止,中国派来抵抗我们的军队,以这次为最精锐。”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英军攻打灯光山北麓的天尊庙。

到1842年7月21日,英军以四个旅计6905人的兵力攻打江苏镇江。镇江城外的2700名清军遭英军炮轰,仅死亡14人、受伤24人后便溃散了。而由副都统海龄率领的1600名驻防八旗兵死守城池,城墙被轰塌后又进行巷战。英军付出了39人阵亡、155人受伤、3人失踪的空前代价才攻陷镇江。在城陷后阖家自焚,八旗兵伤亡近500人,伤亡率超过了30%。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八旗兵用鲜血给清军挽回了一些脸面,为这场耻辱的战争画上了悲壮的休止符。英军记载道:“在这里,满兵做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接战而攻陷的。”在北京城中的道光皇帝听闻,也不禁感叹:“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

八旗军再次展现悍不畏死的风骨,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举事初期,各地八旗驻防兵虽被广为征调,但要么所防守之地未遭太平军攻打,要么人数太少而不能发挥作用,八旗军未能与太平军真正交手。当太平军攻陷武昌后大举沿江东下,势如破竹一路打到江宁城下,八旗军才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江宁是清朝驻防八旗军较早、规模较大的一处,额设官员123员、兵4700名。经清初至近代二百年的发展,全军连同家属也不过三万余人,面对城外号称五十万、实际也有十万之众且气势正盛的太平军,可说毫无胜算。

八旗兵再次展现了鸦片战争时的骁勇。驻防将军祥厚钦差大臣关防,死守危城,率不足五千的八旗兵硬是顶住数天强攻,甚至一度出城反击。最终,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北城,蜂拥而入。祥厚率部退入满城继续死守,战斗激烈异常,“枪炮之声与兵贼喊杀之声,震彻数里”。八旗军全民皆兵,甚至妇女都“亦娴枪箭,俱登城佐守”。

太平军不惜代价的猛攻,使得“城下尸积渐高,贼四面藉尸而上”,满城终于被攻破。将军祥厚“身受数十伤殒命”,副都统霍隆武“身受数伤,遇害亦惨”。其他“八旗协佐各官,或力竭捐躯,或临难自尽,同时阵亡殉难者,文武各官计三百余员,兵丁妇女不下三万余人”。突围而出的不过六百人,江宁八旗基本上全军覆没,所谓“全行殉节,所存无几”。

江宁陷落后,成为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定都之后,太平军很快便进行了北伐。1853年9月,北伐军攻打到河北沧州。沧州驻防八旗男女老幼不过2317人,在守尉德成的率领下,给了太平军“自入直(直隶)境以来,此其受创之最重”的打击。当沧州陷落后,沧州八旗及家属全员死难。

1860年,太平军十万大军包围杭州,此时杭州城中仅有守军2800余人,其中2000人是杭州驻防八旗。太平军轰塌城墙攻入城中,“惟见满营官兵接仗杀贼,其余兵勇纷纷溃散”。八旗军退入满城,死守六日之久,“妇女亦撚矛刺贼,贼愤,屡攻,死伤枕籍,终不能克”。旗营官兵撑到清军援军到达,“会同旗绿官兵,将城隍山校场等处屯聚逆匪,斩馘殆尽,遂将杭州省城克复”。

次年,太平军再次兵围杭州,并且切断城中对外联系,“坚筑木城数十里,使内外不能通气”,杭州成为孤城。在太平军再次攻陷外城后,八旗兵故技重施,退守满城,“复日夜叠出鏖战”。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写信劝降,保证可护送八旗官兵及家属去镇江,遭到拒绝。数日后,满城被攻破,将军瑞昌、副都统关福自杀,副都统杰纯及大批旗兵战死,剩余旗兵及家属“纵火自焚,烟焰蔽天,殉烈八千余人”。战后,杭州驻防八旗生还者不过46人,也是彻底覆灭。

时人评价江宁、杭州驻防八旗,认为:“两省之陷,满兵皆视死如饴,万众同命,虽妇人稚子,无一偷生草间者,忠义之气,上耀三光,下垂无竟,亦足见圣祖神宗股肱臣仆之报矣。”

攻陷杭州之前,太平军已经攻陷了浙江乍浦。乍浦驻防八旗此时兵丁家属合计只有1580余人,在副都统锡龄阿与其二子外郎荣辉、主事荣耀的率领下“昼夜巡警”,使得乍浦城防“守益固”。太平军最终用地道埋设火药、轰塌城墙,才得以攻入城内。锡龄阿与二子均在巷战中战死,乍浦八旗也随之全营死难。这支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军死战而遭过重创的八旗军,至此靡有孑遗。

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十八个省,经过之处凡有八旗者,均遭重创,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各城驻防八旗几乎全部被摧毁。而被摧毁的原因,便是各驻防八旗每每合营死战以至于所剩无几。

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在一片火海中陷落。几乎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北,另一场影响近代中国的动乱——新疆的回、维、汉大起义爆发。原本在太平军之乱中没有参与战斗的新疆八旗军,不得不陷入血战之中。

乾隆年间,清朝灭亡准噶尔汗国,收天山南北之地,以新辟疆土之意取名新疆。为了拱卫新疆,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年),清廷在新疆地区一共修建了六座驻防城,并迁八旗官兵驻防。伊犁建有惠远城、惠宁城,驻兵 14608 名;巴里坤建会宁城,驻兵1084名;乌鲁木齐建巩宁城,驻兵3376名;古城(今奇台县)建孚远城,驻兵1084名;吐鲁番建广安城,驻兵564名。这两万余名八旗兵,便是清朝安定新疆的主要力量。

1864年春,新疆大乱首先爆发于乌鲁木齐。起义军包围巩宁城,巩宁城都统平瑞率八旗兵死守城防80天,直到弹尽粮绝。援军不至,平瑞绝望之下与众官员在都统府点燃火药自爆。巩宁城陷落,旗兵与家眷“都统以下两万余人,同时殉难”。同年九月,起义军攻陷伊犁惠宁城,并包围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率旗兵固守到1866年正月,起义军用火药炸毁城墙,才将惠远城攻破。明绪自尽,阖城旗兵与家眷万余人死难。

在惠远城被围攻之时,古城的孚远城也被围攻,攻守双方反复角力。城墙多次被火药炸塌,“八旗老幼妇女多人,帮同运送甎土,乘间堵补完固”。待到城墙已无法修补,起义军攻入城内,领队大臣惠庆“合城官兵及妇女等舍死巷战,相持多时”,最终力不能支,除战死者,其余兵丁家眷倶纵火自焚。

新疆内乱不久,浩罕汗国趁机入侵,消灭各地起义势力,建立“洪福汗国”。俄罗斯也趁火打劫,出兵侵占伊犁。战火之下,各地驻防八旗兵先后与起义军、浩罕汗国军和俄军交战,各地驻防城相继陷落,八旗兵几乎被一扫而空。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各城驻防八旗兵,“所余仅一百五十人”。

一片城破军灭的惨景中,巴里坤的会宁城顶住了数次围攻,始终没有陷落,独树一帜。但新疆各地已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兵民病饿而死者甚多。

绝境之下,巴里坤会宁驻防城竟然坚持了十余年之久。直到1876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时,巴里坤仍打着清朝旗号苦苦支撑,成为阿古柏“洪福汗国”中的一块飞地。

左宗棠用一年多时间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巴里坤八旗才终于盼得生机,而此时加上老幼妇孺只剩数百人。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收集残余旗丁,规复营制,巴里坤八旗与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各地残存旗丁,合计不足千名,仅有原兵数的六分之一。

唐朝安史之乱后,在与唐廷中断联系的情形下,李元忠、郭昕率安西军残部“泣血相守”数十年,成为传奇。巴里坤会宁城八旗虽不如唐安西军苦守时间长,但人数更少,环境更为恶劣,且十余年间毫无外援,也足以算得一个传奇了。

虽有众多浴血奋战的例子,但清末八旗军的战斗孱弱是不争的事实。清中期以后,八旗军已经是“人人耽于安逸,武备渐觉废弛”。清代八旗军分为京师八旗劲旅和八旗驻防两大部分。驻防八旗军,又分为畿辅驻防兵、东三省驻防兵、各直省驻防兵和新疆驻防兵四类。京师八旗早已“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艳,毫无节制。以致数月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而各地驻防八旗,也就东三省八旗还保留一些骑射风骨,其余虽不如京师八旗腐败,也并无什么可称道的战力了。

就以镇压太平天国而言,虽然各省驻防八旗被大举调用,取得的战果却很不可观。八旗也好,绿营也好,都无力完成消灭太平军的重任,这才使得湘军、淮军等团练出身的新军大放异彩。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惊人,在于帅曾国藩懂得“天下事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的道理。湘军将帅掌握地方民政财政,并用收取“厘金”、经营盐茶甚至投资票号金融等手段广泛敛财,给湘军定出了极高的军饷标准。

据史料记载,普通湘军陆军士兵月饷为四两五钱,而在家乡做佣工工资折合银不过四钱一分,收入高出十几倍。至于湘军将领则以带兵多少发给开支费,陆营统领带兵千人者每月可以支取银两5800两,带兵万人可以支取58000两。正是有这样的收入,湘军才能作战奋勇,最终一步步将太平军逼到绝境。

相比而言,八旗军兵丁的军饷是一个月支银二两、米二斗五升,这已经比湘军少了不少。而清朝“祖宗家法”规定,八旗中人除了吃粮当兵,不得“从事工农商等其他技艺”。所以,他们除了军饷,毫无其他收入。这军饷是一个旗兵全家的生活之资,就更是捉襟见肘了。

到了清末,清廷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破产边缘。各地驻防八旗军将军、副都统等将领,均不理民事,也不能如湘淮军那样掌握地方民政事务权力,甚至开创“厘金”一类财源。两个原因加起来,导致驻防八旗军饷需困难远过于湘淮军及绿营兵。旗下兵丁一般只能领到三成至六成兵饷,其中又经过搭放铁制钱两成,还有银钱与铜、铁钱及纸钞兑换率的盘剥和发饷时“官钱辅”等的克扣,生活困顿不堪。有很多驻防八旗“衣敝屣穿形同乞丐”,甚至“月饷不继,饿殍相望”。

这也是八旗军在被征调作战时,往往战力孱弱的原因。饭都吃不饱,家人嗷嗷待哺,有何心思为国效力?那么,为何在守卫驻防城时,八旗军却能够勇悍无畏,死战到底呢?这就要“归功”于清朝的驻防制度了。

清朝建立后,除京师之外,将八旗军分散在各地紧要之处驻防,成立永久“军区”。而八旗军的驻防,往往在驻扎地修建单独的驻防城,将八旗官兵家属统一安置,这种驻防城一般被称为“满城”。驻防八旗并非全是满洲八旗,也有很多蒙古、汉军八旗。但清朝“不分满、汉,但问民、旗”,强调的是旗人和民人的区别,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都是旗人。

这些驻防城,相当于一个个管理严格的“军区大院”,都设置了有形的边界,或者是栅栏、界墙,或者干脆就是城墙。这一特征保证了军事禁地的严肃性,也方便管理,能够更有效规避军民之间的矛盾。城内的旗人“平时不允许离城二十里外,有事出城要告假,远出要注册,回城要销假。否则违限不归以逃旗论,要受到严厉处置”。

驻防城一旦建成,八旗军一旦迁入,便世代镇守,形成一个个小社会。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乃至新疆之乱时,各地驻防城的八旗军多则已经在本地生活二百年,少则也有近百年。驻防之地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当地民人也就是百姓,虽不能与他们融为一体,但也接受了他们,比如杭州“相对于在文化和习俗上极为陌生的太平军,已经在杭州居住了近两百年的旗人则被认为是与他们共命运的邻居”。

当面对外敌入侵时,其他军队可以逃走溃散,驻防八旗无路可退。正如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评价乍浦、镇江八旗军死战英军的事迹时所言,八旗兵“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经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

柏纳德的《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中便认为八旗兵之所以作战勇敢,是因为:“他们难以容忍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自己的家园。”他们不是身居高位、世受国恩的达官显宦,要用生命去向皇帝效忠,他们甚至未必会有士大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觉悟。他们的奋战是为了保卫家园,他们的死是与家园共存亡。

就如茅海建先生所言:“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个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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