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少贵，祖籍山东枣庄，幼时随父母迁徙至南京，十五岁时在珠江路一家车行中当学徒。日军攻打南京那年，他刚满十八岁。遭日军逮捕后，被胁迫至江边，与三千多人一并遭日军屠杀。几次死里逃生之后，被一位好心老人收留。战后以证人的身份在军事法庭上作证，指认日本士兵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其口述资料被留存至今，保存于南京大屠杀档案馆。
以下内容为田少贵自述：
说来真的不堪回首。我当时在车行当学徒，手艺好的很，东家也关照我，我寻思等将来也开一家车行，不但修车我还卖车，有了钱我就可以好好孝顺我爹娘了。然而我的梦想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彻底破碎了。
日本人攻打南京的时候，我跟我哥躲进了宝塔桥难民区，有个英国大胡子牧师负责保护我们。不断有逃难的人躲进来，他们说日本人已经进城了，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好些大姑娘被他们抓走，有人反抗当时就给一刀。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害怕，但一想有英国人保护我们，晾他小日本也不敢咋样。
日本人是十三日进的城，虽然外面枪声不断，时不时传来日本人叽里咕噜的说话声以及操着南京口音的男女们的哭喊声，但我们很安全，所以都觉着很幸运。
十五日上午，大约二十几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突然冲了进来。英国大胡子牧师拿着十字架比比划划地阻拦日本兵往里闯，但那些日本兵根本不理会他，一把将他扒拉开，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有个日本兵会说中国话，让人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所有人都吓住了，没人敢不听话，纷纷把洋钱、手表、金戒指、镯子啥的东西递到日本兵的手里。日本兵将那些好东西装进帆布口袋里，成了他们的私人战利品。有个老太太和一个妇女的耳朵上戴着耳环，日本兵用力一扯，连耳垂带耳环一下拽下来，老太太和那个妇女捂着耳朵哭，日本兵却哈哈大笑，还说什么“良心大大的坏了”这样的话。
那些日本兵抢完了东西，就扬长而去了。大家都认为躲过了一劫，自嘲这叫“破财消灾”。
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大家刚从忐忑不安中解脱出来，突然又闯进一帮日本兵。这一回来了起码有一百多个，全都扛着枪，枪上全都插着刺刀，有的还挂着膏药旗。还是那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他很大声地让人全都跪下。没人不敢不顺从，全都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
日本兵接着开始在人群中走动，朝着谁踢一脚或一揪袄领子，那个人就要站起来，谁要动作慢了，日本兵立即用枪托往头上打。有个四十岁的商人模样的胖男人，由于身子太笨一下没能站起来，日本兵朝着他的额头就是一枪托。那个胖男人就在我身边，我看了个满眼，他惨叫了一声，额头上的皮肉掉了一块，血止不住地往下流。
接着，日本兵把挑出来的人全部赶到外面，让四个人一排，面朝着墙跪下。我本想跟哥哥在一排，但我不敢过去，我怕我一动，日本兵就开枪，只得老老实实地跪着。
很快，院子里就传来女人们的哭喊声和厮打声，接着还响了几枪，可以听到院子里面立时乱了起来。日本兵想要对那些女人干什么，大家都清楚。有些跪在外面的男人的妻女就在院里，但他们不敢去救，也没有能力去救，只能呜呜地哭，还不敢大声哭，担心招来日本兵的毒打。
跪了足有两个多钟头，日本兵一批批的进院，又一批批的出来，女人们的哭喊声起初很大，听得人浑身发抖，后来渐渐消失了，要么是晕了要么是死了，要说还是死了好，不用遭罪。
等到日本兵全都完事了，这才命令我们都站起来。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三个钟头，两腿不听使唤，但依旧咬牙坚持着，有的人因为抽筋走不动，日本兵围上来就是一通乱打。
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了煤炭港的货物仓库里。机枪在两个门洞中堵着，还有三个日本兵在高处的窗户外朝里看着，没人敢跑，就连大声说话也不敢。
这一关就是三天三夜，一粒米一滴水都不给，大家饿的都没有劲了，有人说这是日本人诚心要把大伙儿饿死。到了第四天的早晨，大门被打开了，有个翻译官说：“你们都出去做工，十个人一组往外走，不许乱、不许跑、不许交头接耳，谁要不听话，谁就没有好下场！”
大家都吓破了胆，乖乖地顺从着翻译的话，每十个人主动组成一组，随着日本兵的吆喝往外走，我和哥哥在一组，寻思着兄弟俩在一起多少能有个照应。
我哥大我五岁，比我有经验，他拉着我悄悄往人群后面挤，还小声对我说：“先出去的没好果子吃。”
果然让我哥说中了，没多大工夫，外面就传来了枪声。我心说坏了坏了，外面就是江汊子，没有别的通道，这下要完了。
明知道出去就是一死，但所有人仍旧乖乖听话，日本人让十个人一组，就十个人一组。我和大家一样，心死了也就不反抗了，也省得死前挨顿揍。
等到我和哥哥随着人群走出去后，才看到江面上飘满了死尸，就跟一条血带子似的。江汊子两边站着几十个穿黑军装戴黑军帽的日本兵，我还是头一回见着这样的装束。等到离得近了，我看他们的帽子上有个铁锚的标记，我心想这应该是日本海军了。
等到我被赶到江汊子边上时，我哥偷偷拽了我一下，我马上明白了，我哥要我往江里跳。那些穿黑衣服的日本兵举起枪，还没等打，我一个猛子拱进了长江里去了，我哥也跳了下来。与此同时，枪声乱响，我什么也顾不得，在水里把棉袄棉裤脱了，拼命往对岸游。日本兵朝我开枪，子弹打在我身边溅起水花，但一点都没伤到我。
游到对岸，我朝着江面叫了两声哥，我哥没影了。我顾不得找他，看到有一截车皮翻倒在一旁，我躲在车皮下面，也顾不得冷，等着我哥上岸。这时候我看到对面的岸上，日本兵还在一批批地杀人，不但用枪，还有刀砍。一直杀到中午，还没杀完。日本兵开始轮流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杀人。一直杀到下午四五点钟，又押来一批人，似乎都是些残兵败将，用铁丝穿着大腿和锁骨，走路一拐一瘸，估计有四五百人。日本兵架起机枪，很快这些人全被打死了。
我粗略估计，先前三千多人，后来又押来四五百人，加在一起，约摸四千人。不到一天就杀了四千人，日本人太狠了。
我一直在车皮下面趴到天黑，我见不到我哥，认为他已经遇难了，我委屈地哭了，哭了一阵子，想要爬起身，却发现身子冻得麻木了。好半天才爬了起来，跌跌撞撞没头没脑地沿着铁路走，走了一段路，看到一堆死尸，过去扒了一件棉袍子裹在身上御寒，在一个桥洞子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听到了叽里咕噜的说话声。我赶紧睁开眼睛，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几个日本兵在对岸看着我，一见我动了，他们就举起了枪朝我乱打，还丢过来两颗手榴弹，万幸手榴弹离得远，没能伤到我。我想跑，但两条腿疼得钻心，只能拼命在地上爬，等到爬出桥洞子后，我由于受了伤而昏了过去。我的两条腿各中了一枪，左手的无名指给打掉了。躺在地上整整一天一夜没动劲儿，到了转天早晨，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人走近，我害怕又是日本兵，于是闭着眼装死。等到那人走近了，我听他骂骂咧咧才知道他是南京人。我睁开眼看着他，他也看见了我，接着蹲下身，看我的伤势。我说我是老百姓，不是当兵的。他站了起来，我看到他胳膊上有个膏药旗的白布，我明白他是个专门给日本人干事的“伕子”，也就是苦力。
这时候又走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兵，腰间挎着长刀，穿着大皮靴，个头不高，鼻子上架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那个伕子赶紧跑到日本兵的跟前，跪在地上说：“那是个孩子，不是残兵，老总给他个活路吧。”
那个日本兵显然听得懂中国话，走到跟前看了看我，没有说什么话，从斜挎在腰间的皮包中拿出个本子，写了几个字丢给我，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伕子赶紧对我说，这是路条子，是保命符，有这张条子，你就可以安全回家了。说完，伕子就跟着那个日本兵走了。
我拿着“保命符”，拄着棍子一步三晃，经过日本岗哨，我就亮出条子，鞠个躬就能过去。路上遇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日本海军，那个海军的年龄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他拦住我，示意我给他鞠躬，我因为腿伤疼得钻心，因此鞠躬时腰不够弯。他用膝盖猛地朝着我的下巴搥了一下，我仰面朝天摔倒，嘴里满是血，呛得我一个劲咳嗽。我给他看条子，他看也不看，捡起一条棍子，朝着我重重打了几下，这才丢了棍子放我离开。
被他这么一打，我站不起来了，就在路边躺着。好在有个老大爷发现了我，把我扶到他家。他告诉我，他家有个跟我同岁的孩子，被日本人打死了，现在家里就他一人了，他岁数大了，也不怕死，就没有跑。
我在他家住了大半年，他天天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在外面捡来的骨头刮粉敷在伤口上。这段日子里，我们相依为命，我喊他叫爹，他管我叫儿，要不是他，我就算保住了命，也保不住这两条腿。
一年之后，我的两条腿才算好利索了，但还是留下了病根，不能沾凉水，一沾凉水就疼得要命。
又过了大半年，我哥哥居然回来了。人瘦得没了样儿，但总算命保住了。他说那天跳进江里后，他胳膊挨了一下，人立时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漂到了陌生的地方。在外面躲了好几天，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到处找吃的，结果又被日本兵给抓住了。好在日本兵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当挑夫，随着日军部队一路来到句容。由于日本兵对他看管不严，他趁着天黑跑了回来，回来后找了我很久才找到我。我赶紧跟我哥到爹娘的牌位前磕头，爹娘都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我和我哥却能够死里逃生，说来我们哥俩儿的命还真是大啊。
要说那时候的人太老实了，关在煤炭港仓库的时候，就三个日本兵看着我们，那两挺机枪就是摆设，日本兵叫我们坐下就坐下，叫跪着就跪着，叫出去就出去，三千多人没有一个人敢不听话。只有大家往外冲，就算打死一千，还能活两千，但就是没一个人出头。还是那句话，都胆小，都怕死，人死了不可怕，心死了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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