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今天通过线上研讨会和各位老师一起围绕我们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这一单元主题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在有限时间内，我主要围绕中美战略博弈和中国策略等问题谈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在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将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国内普遍共识，相信在前面的发言和讨论中，可能很多专家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力量逐步上升导致美国的战略焦虑、战略恐慌进一步加剧，从而开始采取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这就是我们近几年所看到的情况，博弈源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和遏制。这说明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趋势不改变，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就不会停止，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加剧。这一点可以从新任政府主要官员以及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外交报告中得到印证。首先目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说中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意愿日益膨胀，美国要联合盟友共同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今后可能会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
那么中美经济力量对比走向逆转的趋势是否会改变呢？我们针对近几年国际经济格局演变趋势来做一些分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2020年，中国GDP增长2.3%，美国同比下降3.5%，一升一降，差距还是较大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和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1%和5.6%，这是一个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但对美国来说， 2021年和2022年将达到5.1%和1.2%的增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恐怕还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持续比较长时期。照此计算，中国的GDP相对于美国GDP比重，我们会由2019年的64.1%提升到2022年的74.8%，这是一个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日益缩小。如果把未来的时间间隔拉长一些做分析会发现，按照目前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来进行测算的话，至少在2030-2035年期间，中国GDP会接近或者达到、甚至超过美国GDP的规模。这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和超过美国，我们从综合实力看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包括科技创新等领域这样一些差距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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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方会如何看这一问题呢？过去中国和日本之间在经济总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背景下，日方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发生了转变。基于这样的经验判断，美国必然会更加担忧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影响力。而多数美国政客是不接受这一结果的。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误判和焦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美国新政府和前任政府在对华战略意图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将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趋激烈、复杂、多变的中美战略博弈时代。
第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仍在延续。
从目前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政策来看，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对上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纠错。比如，重返巴黎协定，中止有关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等，这些都是在纠正上一届特朗普的做法，这样的事以后可能还会增加。但也同时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在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有关贸易政策方面。自拜登上台之后，新推出的政策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特征的政策举措，延续了以往政府的做法。1月25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签署了总统令，并通过记者会公开发布。这项行政命令表明，美国政府将会对所谓“购买美国货”政策和规则做出新的调整，将会更严格执行这些规则。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美国白宫内部，具体是在行政预算局（OMB）内新设一个专门负责有关购买美国货政策监管和执行的部门，并且要增设一个专职高级官员负责此事。对新设部门的职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过去依照美国所谓购买美国货的规则，各个政府相关部门是可以依据规则自行来决定，比如在实施政府采购时，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进口商品的措施，保障美国货在政府采购中占有较大比重，符合购买美国货的一些规则要求，也就是可以自行决定。但在新部门和规则调整中规定，各部门的政府采购业务必须由新设部门统一进行督导和综合协调。各个部门做出的决定都必须经过白宫审核。同时还规定，如果有例外处置必须提前向OMB提出报备，并向社会公开。这使得在执行所谓购买美国货政策方面进一步强化了集中管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调整。
二是要对购买美国货的最低标准进行调整。按照过去美国政府所确定的购买美国货的要求，主要规定在政府采购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中，本国制造的产品和价值至少在50%以上，即最低标准是50%。这次新的政策调整将把最低标准提高，具体数量标准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这需要在180天之后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但至少看到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中美国制造的最低比重，意味着会挤压外国商品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空间，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美国目前政府采购市场规模，2019年数据显示是2200多亿美元，其中96.5%主要是在美国制造产品的价值，基本上流向了美国企业，真正从外国进口的部分所占比重非常小。从目前的新政策调整看，虽然实际意义不大，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从长期来看会对企业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时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影响还是长期的。这是一种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这点可以看出，从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一些政策来看，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会是今后的主要政策取向。事实上是在延续上一届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第三，把握好中美关系重回理性轨道的新机遇。
目前的形势下，中国要把握好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重归理性轨道的重要机遇，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总结为三个字。
一是“挤”。我这里说的“挤”不是挤压，而是指要在参与全球性特别是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要能够“挤”入到重要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中去。比如在美国新政府执政之后，很有可能重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TTIP，这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将使美欧关系更加紧密，并联手主导全球性事务。美国甚至有可能重返TPP，似乎这更符合美国要联手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的意图，美国和英国也在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为了对冲由此可能形成的不利影响，中国需要“挤”进CPTPP等重要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多边平台的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关系网络，包括加强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加强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加强中美合作等。
二是“守”。为什么不用“争”或“斗”呢？我认为“守”更符合中国立场的客观事实。我们并不愿意和美国主动去搞什么斗争，也不是拜登所讲的所谓“和美国竞争的意图日益膨胀”。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也是世界主要国家的通常做法。今后，如果美国继续挥舞大棒打击中国，我们要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受侵害，保护好中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三是“拉”。就是要把美国拉住，拉近中美关系，用拉钩对付脱钩。今后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抓住中美关系可能重归理性相处正常轨道的重要机遇，取得积极成效。当务之急是要在短时间内，争取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将为下一个时期中美全面合作关系创造良好的开端。首先是重启中美战略性对话机制，只有有了对话才有合作的基础。其次是相互取消目前已经加征的关税。中国加征的关税是在美国率先加征关税的背景下采取反制措施形成的，要真正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相互取消关税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应该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再次是积极争取重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能够重启对深化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赵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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