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好的年纪选择安逸,一波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小城

2021-03-02 20:50:07 全现在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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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徐黛茜

编辑 | 杨迪

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一线城市可以称得上是那座最大的围城。当人们坚定认为一线城市才是实现主体价值的选择时,却有另一群年轻人选择回到小城。抛开“不上进”这样的标签,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多元人生的选择,以及互联网语境下的多种可能。毕竟,人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晚上去十八总嗦粉啰!”墙上电子表的数字跳到17:50:00,詹妮已经和朋友约好了晚饭的去处。

十八总米粉店,是湘潭一家很有名老字号米粉店,在湘江边上的一条老街上。平日詹妮不会特意跑那么远“嗦粉”,可是今年湖南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春节后气温一度攀升至25度。道路两侧的树全发出了嫩绿色新叶,阳光穿过嫩芽,走在树下的人,头发也晒出了春天的颜色。下午坐在银行玻璃窗后的柜台里,詹妮便想着下班后也要去江边吹吹温暖的春风。

距离下班还有十分钟,她便开始收拾起来,把桌上的纸张垒好摆在左侧,水杯和护手霜收进柜子,眼睛瞟一眼时钟,时间才过去三分钟,继续坐着假装翻阅桌上的一摞文件。18:00:00,数字跳到下班时间的第一秒,她就蹭地站起身、换下古板的银行制服,迅速离开了工位。

25 岁的詹妮,硕士毕业刚刚两年,她的生活已经安顿好了:稳定的银行工作,如果不自己主动离职,大概率会一直做到退休。一辆三十万的奔驰小轿车,即将在市中心拥有一套z三室一厅的房子。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高薪+996,这些曾经令人挤破头往里钻的名词,吸引力在慢慢褪去。

BOSS直聘发布的《2020年三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中显示,一线城市人才的净流出率为0.36%,高于二季度,也高于2019年同期(0.21%)。除了新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之外,离开一线城市的职场人开始将更多城市作为目的地。

期刊《湖北社会科学》中有篇文章,《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文章基于北京 2017 年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心理、文化、经济、行为四个方面对流动人口进行了分析,得出当前青年流动人口对于城市融入整体水平偏低的结论。研究认为,青年在心理和文化融入状况相对更好,但行为和经济又导致这些青年无法真的融入快节奏的一线城市。除此之外,互联网的发展,也在隐隐推动一些新的变化。

01“我可吃不了这苦”

白色的奔驰小车,带着詹妮和朋友一起从桥上垮过湘江,奔向河西老街。桥是 1961年建成的,桥下方连着八个拱状的半圆,夜晚桥身亮上灯,远处看像是八座小桥,双向四车道,桥头桥尾连接着医院和商场。桥上的车总是不少,詹妮开得缓慢,温暖的风夹裹着湘江水的湿气,吹在她脸上,这个时刻,她觉得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到这座小城,“是自己做的正确的决定。”

25岁的詹妮头发是天生的栗色,眼睛圆圆的,皮肤白里透粉,两颊还带着一点婴儿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稚嫩一些,像是在读的大学生。

夜晚,湘潭一桥亮起了灯。图源:视觉中国

两年前,詹妮刚从英国拿到国际商务硕士学位,回国时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面临着去一线大城市还是回到家乡的选择。身边的同学大多选择了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家里的亲戚问她,“要不要来看看上海?许多留学生都喜欢这儿。”她在网上随便投了几份简历,市场推广、互联网运营、客户执行……

后来她又去了一趟上海,在朋友的合租房里住了两天。可是,她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出门一趟,半个小时起步。房间只有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是全部的生活空间。

厕所是和室友公用的,水池、壁沿和地上总是有着水渍。上厕所时,她要拿着纸巾垫在马桶盖上,开关门都用纸隔着手。更让她觉得可怕的是,朋友有一天在公司赶项目,一直工作到早上六点钟。

上海的找工作之旅只持续了三天,她就下定了决心,“回家去,我可吃不了这苦。”

从小到大,詹妮的生活都是优渥而舒适的。小时候,爸爸在国有食品厂做工人,妈妈是小学老师,后来食品厂因为经营不善要转卖,爸爸便借了钱把厂子盘了下来,妈妈也辞职一起帮忙。厂子不大,只有三十几个工人,产品也只面向本地的超市销售,但一年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一家三口的生活。他们一直坚持“女儿要富养”,觉得女儿享受到了好的生活品质,以后才会有更高的追求。

“被富养的”詹妮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不高,初中时,爸妈把她送到县城里读寄宿中学,那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升学率很高,市里的联考每年都是第一。与此同时,这个学校也以管理严格而著名。每周只有一天假期,周日傍晚必须返校。返校时,年级主任会走进教室,检查每个同学的发型,长发要扎整齐,短发不能超过耳鬓。在校的时间表都有严格规定,从早上六点早操,到晚上九点晚自习结束,连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人在宿舍走廊上巡逻,确保每一个人都安静地躺在床上,宿舍里哪怕有一点塑料袋的声音,宿管老师都会趴在门洞上向里张望。

中学女生宿舍。图源:视觉中国

但考高中时,詹妮没有考上本校直升的高中,爸妈想托关系给她搞一个名额,她不喜欢,“管理太严了,一点儿都不好玩。” 她选择回市里读高中,可以住在家里。大学也是考到长沙的一个普通一本,妈妈帮忙选的财务管理专业。

本科快毕业时,詹妮 22 岁,她始终没想好要去哪工作,身边的同学泡在图书馆里考研,每天重复的早出晚归,让她都没有尝试的念头,另外一些同学去公司里做财务和会计,她觉得自己太年轻了,不想这么早就进入单调的工作环境。

“出国,再去玩一年。”她想得很简单,英国对于她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求低,时间短。一个雅思成绩,出去只一年,还能去更远的地方多看看。

02小城的“铁饭碗”

詹妮从上海回到老家的时候,秋招已经接近尾声,她开始觉得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没有限定职业,把所有的能看到的岗位都投了。

这几年湘潭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湖南省排名前五,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在增多。在高新开发区,有吉利汽车这样的大型工厂。在市中心,随处可见服务业的正在崛起,湖南省线下连锁商业龙头企业——步步高商场总部就在这里。另外,腾讯联手京东,也开始投资入股湘潭的企业,进行产业布局。

连接长沙的城铁穿过湘潭市区。图源:视觉中国

这是地缘决定的,因湖南紧邻广东,腾讯系在线下要迈出广东向全国扩张,进军中原腹地,必然以湖南为踏板,而湘潭紧邻省会长沙,距离黄花国际机场一小时路程,京港澳高速和沪昆高速交汇在此,都使得湘潭成为腾讯系的最佳落脚点。

但是在湘潭的就业金字塔上,近几年本地人更向往的是一个“铁饭碗”,比如公务员,或者是事业编制。2020 年本地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总计为4376人,整体竞争比例为14.98:1。最热门的岗位竞争比例达到99:1。

詹妮的初中同学曹佑鑫,在北方一所211大学上学。毕业时大城市留给他的选择不是很多,要么去二线城市、要么去一线城市的郊区。他不想去郊区工作,在大三时,学校组织去郊区的厂里实习,坐在仪器前记录数字、整理报告,曹佑鑫做起这些事情来不紧不慢。唯一让他感到不适的,是上班的地点很偏远,回到学校天都黑了。

妈妈打电话过来说不如回家里这边来,环境比较熟悉,有什么事情也能找到人提携一把。他便决定回家了。湘潭电力局,事业编制,一切都”稳稳当当”。现在,他时常带着轻巧的口吻调侃,“就按部就班地往上走就是了。”

总有朋友劝他一起去北京或者上海工作。他在本地关系稍近一点的同学基本都出去了,高中睡上下铺的兄弟从澳洲留学回来后呆在上海做咨询,周末一起打游戏时,朋友认真地说,“你明明可以来和我一起,我们还可以一起租房,你干嘛留在那?”

曹佑鑫懒得争辩,他想了想自己的年纪,25 岁,离而立之年还差 5 年,“在那里,车和房怎么立得起?”

詹妮并没有曹佑鑫这样顺利拿到事业编制。她得到的工作是一家城市银行工作,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不过属于银行编制内的正式员工。应届生进去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坐柜(银行内部对于柜台工作的称呼),制度里说时间是 2 到 3 年,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图源:视觉中国

整天坐在窗口前,来的人办的业务大致相同,詹妮感到枯燥无聊,每天盯着时间倒数下班。不过,她盘算着,两年后就能从柜员转去银行的中后台工作,不用干坐在玻璃后,也不用做一些打电话营销的事情,虽然工资没有出去做业务的同事那么多,但简单、轻松。

银行的柜员除了日常的窗口工作,还有其他的绩效考核,要完成150万纳储指标以及推销办信用卡。詹妮不喜欢与人打交道。150万的纳储指标都是靠着父母介绍的朋友完成的,信用卡则迫不得已需要联系朋友,帮忙完成,但这时常让她感到尴尬。

有一次,一个朋友答应帮她办30张卡,并且拉着她,和潜在办卡的人一起吃饭聚会,她始终不肯。最终,只办下来10张,可她觉得这就够了,“完成任务了。”与她同一期的柜员基本都会达标,但是银行里有一个同事,家里条件不太好,给不了太多助力,完不成业绩,就会在午休的时候,跑到写字楼去办信用卡。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做这件事,“我不需要那么努力。”

03不去想银行卡余额

平常的日子里,詹妮下班后就会去步步高商场逛逛。这里离她家很近,开车不过十分钟的路程。

作为本地最大型的连锁商超,步步高是本地年轻人最常去的地方,一到下午六点,路口就堵得看不见地面的行车线。这是2009年建成的,一共有七层,一切都是按照一线城市的大型shoppingmall布局的,地下一层是超市,一层到四层是购物,五层以上是饭店和电影院。

但里头的店铺毫无新意,新增的服装类商铺像是地下通道的牌子,名字都没听过,每层楼的扶梯口挤满了零食小铺,前几年卖得火的牛乳冰淇淋的复制品、在密闭空间味道久久不能散去的卤味鸡爪、模仿网红店布置的奶茶铺……

小城里的网红餐厅,成为年轻人的聚会热门地。图源:视觉中国

詹妮来这儿,基本都是去全国连锁店里尝尝新,三楼新开的西贝莜面村、五楼的全聚德和日式烤肉,开业时通常也需要排上一个小时。不过她很少在这里购物消费,”一点都不实惠。”一件像样的大衣动辄上千,普通的卫衣摆进亮堂的店里顿时升了值,要卖 500 元。她更喜欢拉着朋友去长沙逛街,因为那儿有奢侈品店。上个月,工资和绩效发下来一共有一万元,她便在长沙买了一个Prada的包。踩在奢侈品店松软的地毯上,销售弓着背陪她试包,一个巴掌大的黑布袋,上面镶着金色的品牌标,售价 9000 多,五分钟内,她便刷卡买了下来。

大部分的购物她都在手机上完成,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城市间消费的差距正逐步消弭。詹妮喜欢在淘宝上逛那种精品女装店,带点设计感,质感也不错。复古风的萝卜裤、阔腿裤、oversize款的毛衣,一切审美都和一线大城市没有两样。

到了“双11”,她赶着潮流看直播,下班时,点上外卖去朋友家里,两人横躺在沙发上云购物,蹲在直播间等着晚上八点开播。商品一上线迅速下单。护肤品的消费上她毫不吝啬,一瓶 SKII 神仙水加上精华,抵去了她六分之一的月工资,“但可以用三个月啊,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了,要用好一点的了。”

在这个三线的小城,城镇平均工资是 5777 元,如果是刚毕业的学生,起薪平均在4000 左右。在银行,一个月 7000 左右的工资,在当地都算得上“相当舒服”。花钱付款时,詹妮一般就瞄一眼,不用计算卡里还剩多少钱,“反正也花不了太多,也不用交房租和存钱。”

只有到月底刷卡显示金额不足时,詹妮才会粗略想想钱花哪儿去了。一周七天的晚饭通常都在外解决,冬天约上朋友去吃火锅,夏天去大排档里吃口味虾,新上的电影,她很少错过。每周一、三、五,吃完饭就去健身房,半年卡是 600 元,比一线城市便宜了近 9 成,她转账出去时,心里想着,太划算了。然后是美甲卡充值 1000 元,一月一次,健身私教课花费 1500 元,三个月还没用完,车的油钱是 400 元,每个月还会固定消费两次足浴按摩,又是好几百。

对于生活在小城的年轻人来说,攒钱似乎没有必要的,家里吃住都包了,就算是有了买房的计划,也没什么压力,5000元一平米的均价,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住建局在 2019 年公布,上半年整个城镇成交面积为 168 万平方米,比起上一年下降约30%,楼盘的数量也一直以 3% 的数据逐年增加,新楼盘不断出现,营销中心的广告在出租车顶的显示屏上轮番滚动,但更多的房子还是空在那儿。

三线城市里不断在修建新的楼盘。图源:视觉中国

詹妮也不急着买房,感觉住家里也挺好。但父母总想着,孩子们大了,该置业了。一套房算下来首付不过二三十万,是现在城市普通家庭拿得出的数额。他们选定的房子,就在市中心,这里的楼盘均价比其他地段高上一千,詹妮觉得没必要,”去远一点的地段,买个小的两房一厅就行,反正我就自己住。”但她父母想着家里不差这一点钱,最多也就多出十万块,一次性买好省心。

一家三口跑去市中心靠江边的楼盘里看房,接待厅里有人闲聊,自家的女儿在上海做律师,说话的人皱着眉头,“这要是在上海,怕是一辈子都买不起这么大的房子。”楼盘里展示的房子差不多都在 150 平,三室两厅,四面都有窗。小区人车分离,路旁种满了各种花果,春天有花,秋天有果。看房的那天,詹妮爸爸看到小区树上结了柚子,有人拿根竹竿摘柚子,他便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和她女儿匹配的“世外桃源”。

最后他们买了一套三室一厅,一百五十平米,无论是孩子成家,还是他们来一起住,都足够了。

04挣一线的工资

互联网消弭的城市界限,除了消费,还有办公方式。尤其疫情袭来,远程办公的工具开发与技术,正在撬动传统的办公模式。最终是否逐渐会改变城市空间的变化,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但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在四线城镇里,干着一线城市的活。

安徽的蔡佐如今在家乡,就通过远程办公,承接了一项海外的游戏开发项目。接单、沟通、交付,一切都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线上沟通app完成,项目完成结算时,也是美金计价。他算是实现了“赚美金在中国生活”的模式。

事实上,这样的全新模式对于蔡佐来说,也是一个意外。

2019 年大学毕业时,蔡佐原本是留在了杭州。班上一共三十位同学,超过半数以上的同学都选择在杭州发展,专业是计算机,在杭州一步步成为一座被互联网包围的城市时,蔡佐也觉得在杭州的互联网大厂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蔡佐从小学时,家里就装了台式电脑。那时,点开一个图标,出现一个框,胡乱输入几个字母,又有新的东西出现,他感到新奇,慢慢长大,对电脑的兴趣也越来越高。高中毕业填志愿时,他直接选择了“计算机”。

互联网正在给年轻人带来新的工作模式。图源:视觉中国

在招聘网站的统计中,2019 年杭州的应届毕业生平均工资为 5662 元,蔡佐的同学们在互联网的红利下工资是平均基础的三倍。这比起老家安徽的县城,这儿的财富翻了几番,没什么好选择的,他和这一大半同学一起留在了杭州。

与朋友合租在公司附近,每月的房租是 1700元,吃饭也在附近,和许多在杭州工作的互联网人一样,他的衣食住行都被公司包围了。刚开始工作时,到了七点的下班时间,坐旁边的同事一动不动,眼睛直盯着面前的电脑,他也继续干活,肚子饿就吃零食先填几口,到了九点多,大家陆续离开公司,他下班回到房间里,点个外卖,到了睡觉的时间又被撑得难受。

在杭州工作的时候,他感觉一天都是黑夜。早上十点坐在工位上,简单处理些杂事,再做一会儿工作,一抬头,窗外就是黑的了。有时项目急,加班被延长到零点,回家的路上,两旁的商铺都打烊了,他一个人慢悠悠走,盘算着一周还剩下几天。第二天起早,又是重复过度劳动的一天,时间被切割成睡觉和工作。他想起小学时踩着夕阳的光线回家玩电脑的时光,现在这种工作状态与他喜欢的计算机生活大不相同。

工作半年后,他皮肤上逐渐冒出许多红点,还比之前胖了十几斤,医生说这是生活不规律造成的。早一年入职的学长和蔡佐抱怨房价,“工资的涨幅根本赶不上房子。”杭州的限购令一出,买房子都要碰运气。从医院回来后,蔡佐越来越想不通,“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

小镇的夜市。图源:视觉中国

医生建议他多休养,他索性辞了职,没有目的地,先回家呆着。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他早上早起下楼买个包点,顺便把午饭的菜买回来,捡起毕业时没做完的课外项目,遵从朝九晚五的时间点,在家给自己上班。

蔡佐回老家后只闲了一个月的时间,学长就给他介绍远程项目承包的工作。这一年里,在电脑里他列好了清晰的时间表,一方面完成海外项目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在做一个自己的游戏开发,如果成了,就可以算作一个创业项目。不行,就算作自己的一段经历。

游戏的设计与开发,他一个人揽下来,其余的活他用自己存的钱去请人,他预计游戏在今年年中上线,至于以后到底呆在哪,他还不确定,只不过,“不会再去快节奏的城市了。”老家的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蔡佐成为大家眼中的“无业游民”。过年家庭聚会,亲戚朋友们问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回答,在家反正能挣到钱就是了。

在腾讯研究院发起的一次关于“远程办公能否打破城市空间边界?”的对谈中,其中嘉宾提到远程办公会让通勤与支出平衡的问题得到解决,出现一种新的办公模式。甚至是,有些个人会通过这种模式与网络工具实现时间与地域上的自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也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蔡佐回想起在杭州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租的房子附近有几个 24 小时便利店,加班到很晚时,他也可以随时买一大袋零食回家吃,那的确给过他温暖的感受。不过,那些都是旅人的驿站罢了,如今在这县城里,他已经不再需要便利店了。

蔡佐有时会想起杭州的那些24小时便利店,不过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便利店。图源:视觉中国

舀一勺剁辣椒浇在米粉的汤头上,配一碗甜酒冲蛋,几个小碗挤在小桌上,詹妮和朋友就着春风和马路上的喇叭声吃了起来。 相比长沙的米粉,詹妮觉得这里的粉更加绵一点,也扁一点 ,包着汤汁,吃起来非常爽滑。

最近这一年,她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健身计划表,一、三、五学习,二、四、六去健身。“不去大城市也不意味着不上进,我保持自律、学习和健康,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她吸溜着米粉,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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