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郊连环杀人案:凶手奸尸后带走安全套,为销毁阴毛焚烧床单

2021-03-02 16:41:54 唯有读书高

【本文节选自《扫鼠岭》,作者呼延云,新星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关注账号查看连载内容。】

1

口琴只响了一声!

在黑夜里。

猝然响起,又猝然结束,猝然得让人始料不及、肝胆俱裂。

李志勇一愣,手里的车把没握稳,加上淅淅沥沥的秋雨让道路湿滑的缘故,他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掉了下来,所幸小腿撑住了地面,才没有跟车子一起摔倒。

他抬起头。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但天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黑,而是闪耀着一种晦涩的深灰色。路灯下面,无数细碎的雨丝不辨方向地飞舞着,每一丝都带着冰冷的寒意。

他再一次骑上车座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力气蹬上眼前这一段上坡的路了。这段路不算很陡,但很长,要搁往常,他宁可绕个远也不走这儿,但是今晚不行,因为在路尽头的望月园,有个人正在等他。

他索性推着车慢慢往前走,这辆黑色二六永久自行车还是上大学时买的,工作后每天上下班他都还骑着,结实而耐用。有很多人劝他,这种钢架结构的车子早就过时了,随便一辆新款的铝合金自行车都比它轻巧,可是他舍不得换,像珍重老朋友一样爱护着它。直到此时此刻,他才觉得,自己微胖的身躯再加上“老朋友”沉重的车身,好像一只狗熊拱着巨石上山,再蠢笨也没有了。

黑色胶皮车轮碾压过湿漉漉的地面,粘上了一些彩条和亮片——相距两条街的雕塑公园最近一段时间举办多场温拿演唱会,这些大概是粉丝们散场后随手抛弃的。道路两边的那些小店:福华肥牛城、嘉事堂药店、衣来客服装店和西郊电子市场,好像给他送葬似的,随着他的每一步上行,依次熄灭了灯光。李志勇被这诡异的熄灯方式搞糊涂了,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又左右瞧了瞧,整条大街上莫说人,连一条狗都没有看到。他扬起双下巴,望月园那高台上的汉白玉月牙雕塑就在不远处了。

突然!

口琴声再一次响起,这回,是一串急促而反复的音节,翻来覆去,嘶哑而黏滞,仿佛一个渴望倾诉的人在剧烈的抽泣中再也说不出下面的话。不知为什么,黑夜随着口琴的声音痛苦地颤抖起来,一次次痉挛,一层层阴冷,一步步瑟缩,一点点叵测......好像是一首很熟悉的流行歌曲的前奏,但就是想不起是哪一首歌了。

然后,一切又沉寂了下来。

原地伫立了很久很久。直到确认口琴不会再一次发出声音,直到回荡在耳鼓里的那些重复的音节彻底消失,直到落雨扑簌簌地把街头巷尾的边边角角冲刷干净,直到整个世界没有一丝刚才那阵悲戚的余音存在过的痕迹,李志勇才像被解除了咒语一般,松了松麻木的小腿,推着自行车,慢慢地来到了望月园的门口。

望月园是一座很小的公园,占地不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但由于地势的原因——恰恰位于这段上坡路的最顶端——反而成了这个地区的“地标性”建筑。整座公园是石墙环绕的一座丘陵,公园大门是一个石头拱门,朝着正北方向洞开,拱门里面,一排宽大的阶梯直通丘陵顶部,在阶梯尽头的制高点卧着一弯汉白玉月牙,月牙上雕刻着一个长着胡须的人的侧脸,寓意着“月亮公公”。只是这位月亮公公的神情实在古怪,眉毛蹙起老高,浓密的胡须章鱼触手似的张扬着,翘起的嘴角笑得十分诡异,在夜色下活像个生了白癜风的守墓老人。

李志勇把自行车支好,抬脚往台阶上走。登顶之后,也许是太累的缘故,他喘着粗气扶了“月亮公公”一把,汉白玉材质挂着深秋的雨水,两样寒凉扎得他掌心一疼,他赶紧松开手,在另外一侧的袖子上摩挲着,抬眼寻找那个约好在这里等待的人。

这里是望月园的顶部,一座铺着大理石的圆形广场,正中央是半扇下潜式喷水池,不锈钢盖板在夜色里发着幽幽的蓝光,广场的南边拱起一面圆弧的花岗岩墙壁,上面嵌着玻璃钢仿铜的浮雕。李志勇穿过广场,沿着浮雕墙走了一遭,也没找到人。正当他习惯性地做出每次一犯难就揪着自己粗大的鼻头的动作时,突然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呆呆地坐在广场外面一张墨绿色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副口琴。雨水在他周身笼起一层银色的光芒。

“香茗!”李志勇一面喊着他的名字,一面向他走了过去。

2

林香茗大概在沉思着什么,听到呼唤,身体竟颤抖了一下,才抬起头,望着李志勇的两道目光既熟悉又陌生,以至于李志勇嘟囔了一句:“是我,咋的?不认识了?”

林香茗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你也不找个地方躲躲雨?”李志勇皱着眉头说,四下里看了看,才发现整个望月园居然连座亭子都没有,事先约在这里见面是自己提议的,没有考虑到下雨的因素,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雨不大。”林香茗微笑着说。

“走吧走吧,公园南边有个青塔小区,小区里面有家小馆,别看门脸儿不大,菜的味道特别好,我请你到那儿撮一顿——甭跟我说吃过了晚饭那种话,吃过了也再吃点儿,马无夜草不肥嘛!”李志勇一边说一边走下台阶,出了公园,踹起车支子,推车往青塔小区走去。

林香茗一直跟在他的身边。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起初都不说话,只听到自行车的链条在链轮上咯嗒咯嗒富有节奏的滑动声。这样的气氛让李志勇有点儿紧张,一不留神,脚踝骨被脚蹬子磕了一下。

“哎哟!”疼得他叫了一声。
“没事吧?”林香茗问。“没事儿!”虽然挨了磕,但李志勇挺高兴他们之间的沉默被打破,“刚才那口琴,是你吹的?”林香茗“嗯”了一声。

“好像是什么歌儿的前奏······”李志勇嘀咕道,似乎希望林香茗给他一个答案,但是林香茗一声不吭。

李志勇不禁看了他一眼,那张清俊的脸上毫无表情。这个人真是一个谜。李志勇想起了“西郊连环凶杀案”办到一半,当受害者越来越多,案件的侦破工作却一筹莫展的时候,市公安局副局长许瑞龙给专案组组长杜建平打来电话:“我这边有个中国警官大学的大三学生,主修犯罪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给你派过去支援一下。”

杜建平正被案件搞得焦头烂额,累得带状疱疹都复发了,对上级的指示有些不耐烦:“我这边是鸡毛掸子解毛线——要多乱有多乱,您就别往我这儿派实习生啦!”

“什么实习生!”许瑞龙不客气地纠正道,“是支援!”

“支援”到的第一天,直接上了案情分析会。林香茗给专案组全体成员的第一印象特别好,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得像个姑娘,但是十分谦逊,本来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但一看围绕长桌坐着的刑警们都摊开了蓝皮记事本,立刻把电脑收起,从挎包里掏出了纸笔。整个会议过程中他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对屋子里十几杆老烟枪的喷云吐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感——尽管他自己绝不抽烟。他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手中的笔几乎不停顿地在纸上沙沙地记录着什么,但直到会议结束时他都没有说话。杜建平都快把他忘了,临到散会前才想起这儿还有个副局长派来的呢:“小林,你看你有啥想法没有?”

林香茗摇了摇头。“别不说话啊,案情分析会就是让大家敞开了说话的!”杜建平笑道,“你是上面派来的‘支援’,就得给我们支援支援嘛。”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

“我初来乍到的,没有什么经验,这一屋子都是我的师傅,我先跟着大家多学习、多了解。”林香茗笑着说。

散会后,杜建平跟好几个刑警感叹道:“那个小林很懂事,你们多带带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李志勇说:“你跟小林学学,看人家比你年轻那么多,却一点儿都不毛躁,有规矩、有眼力儿。”

李志勇不吭声,心说“这回只怕您是看走眼了”。

十年前的李志勇二十八岁,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六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苦也都吃得,在刑警队伍里属于“正当年”,

按理说应该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却一直不太入杜建平的眼,甚至给他取了个“狗熊”的外号。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膀大腰圆,而是两个原因:一来他脸不洗头不梳,总是灰不溜丢的模样,平日里耷拉个脑袋,只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抬头看路;二来他脾气古怪,平时闷闷的,不大爱说话,但是一探讨起案情又死倔死倔的,一旦钻起牛角尖,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纵使杜建平这个顶头上司,他也敢当面顶撞——综合这俩特征,就连李志勇自己也不拒绝“狗熊”这个外号,反正警队里无人没有外号,比起有的男警官外号叫“大嫂”的,自己这个已经好太多了。

不过李志勇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办案喜欢动脑子,偶尔看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平日里有意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比如在这次案情分析会上,他就发现那个一言不发的小林看似“不毛躁、有规矩”,其实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案情分析会是指围绕某一重案,由牵头侦办的主要领导召集相关警务人员召开的会议。这种会上,不管警衔、职位、年龄,只要是与案件相关的见解,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因为刑侦工作本身就是用证据和推理对真相的还原,在案件侦破之前没有任何人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必须坚持言论上的自由和民主,集思广益,如果总担心“顶撞了领导会不会给我小鞋穿”,那就什么正事也别做了。因此,为了某一项证据是否可靠,为了某一个推论是否合理而发生争吵,会上闹得脸红脖子粗是常事,会后谁也不会计较......尽管如此,会议过程中,大家还是会对每个发言者的言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种点头未必代表着赞同和支持,更多是一种尊重和习惯。

但是林香茗没有。李志勇发现,整个的会议过程中,他确实听得非常专心,但很少对发言者的发言点头——唯一的一次,竟是对自己说的一段话,而那仅仅是自己一个考虑得非常不成熟的突发奇想。

“前面,法医和刑技组的同志们已经总结过了,罪犯的犯罪模式是相同的,就是在受害人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的一瞬间,用铁榔头出其不意地猛砸后脑,致其昏厥后,抬入房间内实施奸杀。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时间——”

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旁边的一位刑技同志补充道:“这些鞋印证明,罪犯大都是从楼门外面尾随着受害者上楼,然后实施犯罪的。另外我们观察到,罪犯上楼的足迹在快要接近受害者的时候,并没有突然变尖、变窄,也没有留痕加重、步幅变长等情况,这就说明他并非冲上去袭击受害者,而是很正常地走上楼——”“这也就再一次表明,受害者很可能是见到了罪犯,而罪犯是让她可以安心的熟人,这样她才放松了警惕。”李志勇说。就在这时,李志勇看到林香茗轻轻地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头,让李志勇心中感到一丝惊喜。

“晚上十点,感应灯照亮的楼道,罪犯接近受害者,受害者看到了却毫无警惕,因为是可以安心的熟人······这也许就是受害者被杀的原因,不灭口就存在着被指证的危险。”杜建平自言自语地叨咕了几句,抬头望着李志勇,“按照你的推论,侦查方向有什么改变吗?”

李志勇说:“我认为,凶手很可能跟这几个受害人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比如亲戚、情人、老同学什么的,所以,如果从三个受害者共同的熟人进行排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所发现!”

就在这时,李志勇忽然发现林香茗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难道,我说错了吗?”他的心瞬时间凉了半截儿,回到座位后喝了满满一杯热茶也没有转暖,所以当杜建平在会后让他“跟小林学学”的时候,他脑海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正好向他问一问,我到底错在哪里?”

3

发生在二○○八年九月份的“西郊连环凶杀案”以其案情的恐怖血腥、犯罪手段的残忍狡诈以及侦破的异常艰难,在中国刑侦史上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

“西郊连环凶杀案”一共四起,如果把这四起案件发生的地点在本市地图上串联起来,会发现是集聚在西北方向的一个不规则矩形,而这个不规则矩形的第一个起始点,是成隅里社区某居民楼的四层。受害者名叫杨桦,二十八岁,本市某证券交易所的职员,独居,是个身材丰满但不算太漂亮的女人。案件被发现的当天她本来应该上班,但一直没有来,同事给她打手机,手机是通的却无人接听。因为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在太忙,所以经理们想的是赶紧找人补位,而不是去寻找杨桦,加之事后有好几位同事证明“(杨桦)以前喜欢下班后逛夜店,喝多了以后就不知去哪里睡了,第二天旷工不来是常事”,所以更没有人想到她可能出了意外。在警方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杨桦之所以经常旷工而又没有被辞退的唯一原因,是她与证券交易所的孙所长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第一个发现杨桦被杀的,也正是那位肥胖得皮肤几近透明的孙所长。

当天下班后,孙所长想找杨桦幽会,但打她手机依旧没人接听,索性直接上门。就在门口掏出钥匙的一瞬间,他突然发现防盗门是虚掩的,里面的木头门也没有上锁,竖起耳朵听了听,屋子里毫无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袭上了他的心头,当然他不是担心杨桦出事了,而是担心会不会老婆已经发现了自己出轨,在里面设了埋伏,准备守株待兔,抓个现行,所以他没有进去,而是转身下了楼。

孙所长当然不会想到,他匆匆走出楼门的时候被杨桦的一位好友看到了。这位好友也是证券交易所的员工,担心她生病了,所以下班后买了水果牛奶什么的前来探望,正好与孙所长走了个对脸。但孙所长做贼心虚,把脑袋埋在风衣领子里,兼之小区光线阴暗,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是位同事,而杨桦的好友素来知道他和杨桦的关系,这种事儿撞破不可说破,也就没好意思跟领导打招呼,擦肩而过了。

杨桦的好友上楼后,发现两道门都没有上锁,便径直走进了屋子。黑黢黢的房间里一片死寂,没有开灯,她闻到一股腥臭味儿扑面而来,脑海中还浮现出了一个“买的肉怎么不放进冰箱”的怪念头,然后摸着墙上的开关,打开了灯。老式板楼的狭小客厅只够放一台冰箱和一张餐桌,她叫着杨桦的名字走进主卧,主卧也没有开灯,约略能分辨出床上赤身裸体躺着一个女人。这位好友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不是杨桦和孙所长刚办完事还没穿衣服,直到她要退出主卧的时候,才察觉到那股浓重的腥臭味儿恰恰来自躺在床上的女人,顿时吓得浑身瘫软,甚至都没敢上前仔细看一看杨桦到底是死是活,就连滚带爬地出了屋子,跌跌撞撞地跑到楼外面,打电话报警。

按照电话录音的记录,她报警的第一句话是:“我朋友出事了,好像被杀了,你们赶紧过来!”

对犯罪现场的勘查表明:杨桦的遇害时间是前一天晚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在她的血液中检测出了大量的酒精成分,有目击者证明她当晚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喝了不少酒,离开的时候脚底下都不利落了。她上楼回家,在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锁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来自斜后方的猛击!枕部的伤口表明:凶器应该是一把铁榔头,进行尸检的法医说,因为砸击力度实在太大,杨桦几乎是瞬间死亡的。这之后,凶手将杨桦抱进了室内进行了强奸抑或直接说是奸尸,完事后从容离开,只把两道房门虚掩上了。

令警方震惊的是,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一丝一毫能够表明他身份的证据:由于犯罪过程中他戴了手套,所以找不到他的指纹;由于第一榔头就导致受害者死亡,没有搏斗,也就没有遗留他的血液、头发、皮肤或衣服扣子;由于奸尸时戴了安全套,并在事后将安全套带离了现场,受害者体内当然也就提取不到他的精液。尤其可怖的是,杨桦尸体的下阴部位以及附近的床单有被火燎过的痕迹,应该是用某种便携式高温喷枪焚烧的结果,警方起先推测这是凶手凌辱尸体的变态行为,可是后来当他们悟出真相的时候,不禁毛骨悚然,凶手这样做完全是理性的:他绝不让自己的阴毛被警方提取到,一根都不留!尽管杨桦的手机、钱包、项链被凶手拿走,但负责侦办此案的区刑侦队长杜建平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只是凶手想误导警方所用的障眼法,把犯罪动机引导到劫财为主、劫色为辅的抢劫案上去,经验丰富的杜建平也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死者死于情杀——比如那个被目击到在现场出入的孙所长,就被他第一个排除了犯罪嫌疑——因为既往的无数案例表明,情杀类的犯罪现场往往呈现对死者的仇恨和“爱怜”这双重矛盾,比如捅了很多刀,但又小心地掩盖死者的隐私部位,绝不会一榔头砸死,奸尸,焚烧下阴,然后任由尸体裸露就扬长而去——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以发泄兽欲为目的的强奸杀人案。而这样的犯罪,极少“一榔头买卖”。

杜建平在向上级请示并得到批准后,果断地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成立专案组,自己亲任组长侦办这一案件;第二道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媒体公开案件的部分信息,请求他们协助发布警讯,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安全;第三道是通知成隅里周边的五个街道、七十二个社区的各个人民武装部、安保部门,做好积极主动的防范工作,对那些单身独居的女性,居委会要做到“两个面”——见面说话、当面提醒。对于个别领导担心第二道和第三道命令会引发公众紧张时,他直接甩过去一句粗话:“都出人命了,还怕个毬!”

尽管杜建平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地在凶手犯下一起罪行前,筑起足够高大的防火墙,但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就在杨桦遇害后的第三天,第二起案件发生了。案发地点位于春柳街道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受害者姓吴,今年只有二十三岁,在听完雕塑公园的温拿演唱会之后,晚归时遭到榔头敲击后脑,也许是当时没有死,所以凶手在把她拖进屋里强奸之后,用榔头在她的脸上又狠狠砸了几下,砸得血肉模糊、脑浆四溢。当然,凶手依旧没有留下指纹、血迹、毛发等任何有可能提供个人信息的线索,小吴的下体也同样遭到了焚烧。面对小吴的惨死,刑警们感到心头异常沉重,虽然长年累月面对各类犯罪,有时站在尸体和血泊前难免麻木,但凶手的残暴和几近挑衅的犯罪现场处理方式,还是激怒了每一位参与办案的警察,无论刑侦还是刑技人员,都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寻找遗留在犯罪现场的微量证据;逐一排查可疑人员、对每条线索深挖细捋、用大数据分析罪犯的个人特征,市局也给专案组加派了人手。而凶手似乎意识到了围捕他的大网正在慢慢收紧,突然蛰伏了起来,整整一个月,没有新的案件发生。

当时,杜建平给李志勇的任务,是和春柳派出所的户籍警高小燕一起调查两位受害者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高小燕参加工作不久,是个短发、瘦小、相貌普通的伶俐女孩,笑起来的声音像一串风铃在响。她跟李志勇的搭档倒也相宜,一个见谁都自来熟,嘻嘻哈哈地就能打探出一堆“内幕”;另一个沉默寡言,但记录认真,善于思考和分析。忙了近一个月,虽然连凶手的影子都没踩到,但他们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我说!”有一天傍晚,高小燕跟李志勇在路边摊吃拉面的时候,突然开了腔,“您把脸洗一洗,胡子刮一刮,衣服换身干净的,难道会死吗?还有您那一脑袋长毛,既不剃,也不洗,母鸡下蛋都不找您这么乱的窝!”

李志勇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就是太忙······”“少来!谁不忙?”高小燕嗤之以鼻,“您那不是太忙,是太懒!就您这样的,哪个姑娘要是看上您,才倒了八辈子霉!”李志勇摸了摸厚厚的鼻尖:“所以嘛,我也从来没指望有谁看上我······”“德行!”高小燕把筷子往面碗里一杵,“赶明儿把自己拾掇利落了再跟我出去啊,不然我可丢不起这个人!”都一起混了快一个月了,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提醒自己注意形象问题?李志勇有点儿发蒙,但他还是“嗯”了一声。

吃完饭,自然是各回各家。李志勇都走到家门口了,刚要上楼,脑袋里缺的那根筋总算找补了一下,转身到了社区理发店,坐下就对理发的小哥说:“给我剃短点儿。”

小哥只看了一眼他的头发,都没敢拿指头捻,面露难色:“您这个······还是先洗一洗吧。”

“成!”李志勇同意了,等洗完了,重新坐在理发镜前的椅子上。小哥一边给他剪头发,一边劝他留个寸头,“不爱脏,洗起来也方便”。李志勇同意了,于是一番刀剪与头发齐飞之后,镜子里的李志勇活像是第一次上丈母娘家串门的傻姑爷。他乐呵呵地想:“看明天高小燕还能说我啥?”

但是,高小燕再也不会对他的仪容做任何指指点点了,她成了西郊连环凶杀案的第三位受害者。其实高小燕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假如她跟李志勇分别后直接回家,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但据同事回忆,当晚八点多,她突然回到派出所,别人问她这么晚来做什么,她说最近一直忙着配合专案组查案,好几份刑满释放者的档案都没有来得及处理,所以特地来加个班。等到她加完班离开所里的时候,在传达室签离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十分。

高小燕家住得并不算远,所以接下来她生命倒计时的轨迹基本上可以估算出来:她离开派出所之后,骑着自行车,顶多十分钟就来到自家楼下,上楼开门时,后脑遭凶手用铁榔头的猛击,顿时陷入昏迷,但这个勇敢而坚强的女孩在被凶手拖入室内时,突然醒了过来,与他展开了搏斗,随即被杀死。而她的搏斗只打碎了一个放在客厅高低柜上的玻璃鱼缸,看上去对警方的侦破工作没有任何意义......

在高小燕的追悼会上,李志勇号啕大哭,其他的警察也黯然泪下。对于警察而言,所有为了维护人民幸福和社会安定而出生入死的人都是战友,都是肝胆相照的兄弟姐妹,甚至亲人的去世都不如战友的牺牲更加令他们悲痛。而高小燕的死,则让整个侦破工作蒙上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尴尬色彩,包括杜建平在内的所有专案组成员都垂头丧气,连追悼会上喊出的“为战友报仇”这一句话都有气无力。没错,警方与犯罪分子的追逐与反追逐固然可以用捕猎比拟,但这一次算怎么回事呢?连豺狼的影子还没找到,就牺牲了猎人,而猎人的牺牲竟不是因为追踪到了豺狼的踪迹,而是被豺狼当成了猎物......

所以,追悼会之后,一位刑警的话被深秋的寒风吹送到了每一个吊唁者的耳畔,这句话被认为粗俗野蛮又寓意深远,虽然搞不清他所指的究竟是那几个花开谢早、香消玉殒的女孩,还是指焦头烂额、手足无措的刑侦工作,抑或是指李志勇和高小燕这对青年男女有始无终的微妙感情,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他妈的,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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