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神父参与大屠杀!为杀手提供名单、驱逐避难者、强奸女难民

2021-03-02 14:51:06 夜泽沫

【本文节选自《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三辉图书出品。三辉图书已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啤酒救了很多人的命。考虑到酒价在处于交战中的城市只会上涨,留守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通过不同的中间商来充实酒店的酒窖,同时又利用这些酒换取了足够多的甘薯和大米,以避免他的客人挨饿,这样的交易需要广泛地来往于军事指挥部,而保罗很擅长和这些人打交道。

“我用酒贿赂那些人。”他笑着跟我说,这些受贿的人都是胡图力量的领导,而贿赂的意思是给他们提供烈性酒,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保罗的屋檐下杀害难民。“我给他们酒,有时甚至还给钱。”他说。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司令,奥古斯丁·比齐蒙古(Augustin Bizimungu)少将就是一位时常造访酒店的令人厌恶的客人,而保罗和他的关系非常顺畅。保罗说:“任何人来了,我们都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这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是不能让任何人从我的酒店里被带走。”

保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身材结实,看上去很普通—毕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酒店经理—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就是一个没做过什么特别事情的普通人,只是拒绝屈服于环绕在他周围的疯狂。“人们变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说,“我一直告诉他们,‘我不同意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我现在跟你说的一样公开。我是一个习惯于说‘不’的人。这就是我做的事,也是我想做的事。因为我从不认同那些杀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拒绝了,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当然,很多卢旺达人都不赞同种族灭绝,也有很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异义去杀人,而更多的人只是想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保罗试图拯救他所能救的每一个人,如果这意味着要跟所有想杀死他们的人协商—那就去做。

一天清晨,军事情报机构的阿波里奈·哈基齐马纳(Apollinaire Hakizimana)中尉来到酒店前台给保罗的房间打电话,说:“我要你在30分钟内把所有人都弄出这间酒店。”保罗当时已经睡着了,他起来就跟对方协商。“我说:‘先生,你知道这些人都是难民吗?你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吗?他们要去哪儿?怎么去?谁带他们去?’”哈基齐马纳中尉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们要所有人都出来,半个小时以内。”保罗说:“我还在床上,给我30分钟。我要洗个澡,然后再把人弄出去。”保罗很快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好几个他最信任的难民,这些人和当局的关系很好,其中包括卢旺达的前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泽维尔·恩桑祖维拉(François Xavier Nsanzuwera),他曾调查过哈基齐马纳这个胡图力量的敢死队头目。保罗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开始打电话,打给比齐蒙古少将和各个上校,以及任何他们认为可以强制命令这个中尉的人。就在快到30分钟的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酒店,向哈基齐马纳下达了离开的命令。

“他们把这个家伙弄出去了。”保罗说。然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停留了一会儿,他的视线望向远方,所以我想象了一下他透过窗户凝视着米勒·科林斯酒店的样子,他说:“我们的周围,酒店这一片场地的周围是什么?士兵,装配着枪支、砍刀的联攻派民兵,什么人都有。”保罗似乎决心要恰当地表明自己的分量。他没有说“我把那个家伙弄出去了”—他说是他们做的—通过向我展示酒店门口聚集的杀手们的级别,他强调了这一点。

在我们讨论这种“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大众暴力事件的时候,现在流行谈的是群体仇恨。仇恨可以让人生气勃勃,但它也会诉诸人的软弱。被卢旺达人称为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的那些人明白,为了让大量的弱者干坏事,就有必要唤起他们对力量的渴望,而真正能驱使人们的灰暗力量就是权力。仇恨和权力,在不同层面上都是激情,区别只在于仇恨是纯粹消极的,而权力本质上是积极的:你会屈服于仇恨,但你崇拜权力。在卢旺达,导向种族灭绝的滥用权力的狂欢是以胡图主义的名义展开的,而当保罗这个胡图族打算反抗凶手们之时,他就利用了他们对权力的热情:“他们”是一些选择去夺取别人生命的人,而保罗抓住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可以选择把保住他人的性命当作一种馈赠。

在广播里听到自己死亡的公告之后,奥黛特和她的家人还待在家里。“我们没有开灯,也不接电话,除非来电带着一个认识我们的人事先约定好的信号—电话铃响一声,挂断,再打。”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保罗就从米勒·科林斯酒店打来了电话。他是他们的老朋友,而他刚好在四处检查—看看谁还活着,还可以救谁。奥黛特回忆道:“他说他会让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来接我们,我说:‘别,我不想看到他。他要是来了会杀了我们的。’但那就是保罗。他一直到最后都和那些人保持着像那样的联系。”保罗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跟我说:“我当然已经和卡拉米拉说过了,我能跟他说上话,因为所有人都会来米勒·科林斯酒店。我有很多关系,我还有自己的藏酒,我可以安排他们把人接到米勒·科林斯酒店来。不只是奥黛特、让-巴蒂斯特和他们的孩子是用这种办法救出来的。还有其他好多人都是这样获救的。”

4月27日,一名中尉开着吉普车来载奥黛特全家去酒店,但即便是军官的车也有可能被联攻派民兵拦停并将其乘客带走,所以他们决定分三次出行。奥黛特是最先走的,她说:“在街上,到处都是栅栏、砍刀、尸体,但我没看。全程我都没看一具尸体,除了河上的。当我们到河边沼泽时,我儿子说:‘那是什么,妈妈?’我说那是一些掉到河里的塑像刚好漂过这里,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我儿子说:‘不对,那是尸体。’”

当中尉和奥黛特到达酒店时,他们发现大门被包围了,这当然不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人,而是为了防止新难民进入。奥黛特拿出一把疟疾药丸和阿司匹林,说自己是来给经理的孩子看病的医生。她跟我说:“通常我是不喝酒的,但我走进酒店以后,我说:‘给我一瓶啤酒。’我喝了一点啤酒,然后就完全醉倒了。”

中尉又去接奥黛特的孩子们,当他载着他们往酒店去时,他们被拦住了。路障周围的民兵问孩子们:“你们的父母要是没死,或者不是图西族,那你们为什么没跟他们在一起?”奥黛特的儿子毫不犹豫,他说:“我爸把守着一个路障,我妈在医院里。”但这些杀手并不相信。激烈的对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然后一辆载着乔治·卢塔甘达(Georges Rutaganda)的车停到路边,他是联共派民兵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卢塔甘达很早就认识这些孩子,当他和奥黛特与让-巴蒂斯特这样的人进入同一个社交圈的时候就认识了。有那么一刻,很显然他那萎缩的灵魂唤起了他的宽容之心。根据奥黛特的说法:“他跟那些和孩子们纠缠不清的联攻派民兵说:‘你们都不听广播吗?法国人说要是不停止屠杀儿童,他们就要停止给我们供应武器,也不会再帮我们。’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上车走。’”

所以卢塔甘达就违反了“胡图十诫”的第八诫,对奥黛特的孩子施以了仁慈之举,但她对此人并不心存感念。很多人都参与了屠杀,如政府官员,如士兵或民兵成员,又如普通的平民刽子手,但他们也会保护一些图西族,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同情心或是为了钱财或美色之类的好处。对于一个经常出去杀人的男人或女人来说,把几个他们喜欢的图西族藏在自己家里,这并不罕见,这些人有时会申辩说他们虽然杀了一些人,但那是不想让人注意到他们为救人所做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好像他们的正直行为可以免除他们所犯罪行的罪责。但对幸存者而言,一个凶手饶过他人一命的事实只能证明他不能被判无罪,因为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谋杀是错误的。

(电影《卢旺达饭店》)

“那个把我姐姐的头砍掉的人,应该减轻他的刑罚吗?不行!”奥黛特对我说。“即使这个救了我孩子的卢塔甘达,也应该在公开场合绞死,我会去看的。”孩子们到达酒店时都落泪了,那名中尉也哭了。在他最后去接让-巴蒂斯特和他们收养的穆拉托(Mulatto)孩子来酒店之前,奥黛特花了很长时间说服他。奥黛特解释说:“穆拉托人,被看成是图西族和比利时人生的孩子。”

与此同时,在整个卢旺达正在发生: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谋杀……

最“乐观”的估计是 :在 100 天内有 80 万人被杀害。平均每小时有 333.33 人被杀 — 相当于每分钟有 5.5 人的生命被终结。还要考虑到这当中大部分的杀戮都是发生在前三四周,加上大量未计入的因大屠杀身负重伤却未直接致死的人,以及一系列针对图西族妇女的强奸— 然后你才能了解米勒·科林斯酒店这个唯一能把一千多名原本128会被屠杀的人集中到一起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就像保罗轻声说的 :“没有人被杀,没有人被带走,没有人挨打。”

在酒店的山脚下,圣家教堂的藏身处,博纳旺蒂尔正拿着一台收音机在听千丘广播电台,他听到屠杀进展得非常顺利。他听到广播播音员温和地鼓励人们不要手下留情,同时又急迫地号召人们去往各处,因为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听到胡图力量政府的权贵们游走全国,通过演讲号召人们加倍努力。他想知道他所藏身的这座教堂中针对难民的缓慢而稳定的大屠杀在落到自己头上之前,还会持续多长时间。4 月 29 日,千丘广播电台宣布 5 月 5 日为最后消灭所有基加利图西族的“清扫日”。

詹姆斯·奥尔宾斯基(James Orbinsk),这名加拿大内科医生是仍驻扎在基加利的 15 名国际救援工作者之一,他把这座城市描述为“真正的无主之地”。他说 :“除了路障周围的人之外,唯一着会动的东西就是风,而路障到处都是。联攻派民兵很可怕,嗜血,喝得醉醺醺的 — 他们经常在路障边跳舞。人们携家带口去医院或孤儿院,走个两三英里也要一天时间。”然而到了医院也不一定就有安全保障。奥尔宾斯基参观了奥黛特和让 - 巴蒂斯特曾工作过的那家医院,他发现那里都是凌乱的尸体。他去了一家孤儿院,想要撤离那里的儿童时,碰到一个卢旺达官员对他说:“这些人都是战俘,对我而言他们就是些虫子,他们会像虫子一样被碾碎。”

到 4 月底,这座城市以其主山谷为界被分成了两块,东部,也就是奥尔宾斯基驻扎的那片地区,由“卢旺达爱国阵线”控制了,而城市的西部则属于政府。联卢援助团和少数像奥尔宾斯基这样的急救人员每天都要花数小时去协商,试图安排交还囚犯、难民和前线的伤患。他们的作用极其有限。奥尔宾斯基跟我说:“我每天都要去圣家教堂,129带些医疗补给品,并登名造册。我每次隔天再去,就会有 20 人被杀了,或 40 人被杀了。”

当保罗回忆起他是如何在米勒·科林斯酒店用他的电话将国际关注都集中到他客人们的处境之上时,他说:“你知道,圣家教堂也有一条可用的电话线路,而那个牧师,温塞斯拉斯神父,他从没用过这部电话,我的天。”

教堂的那部电话确实可以用,就连博纳旺蒂尔·尼比兹在他的藏身处都发现了这一点。5 月中旬的一天,他偷偷溜出去拨打了这部电话。他跟我说: “我打给了华盛顿 — 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派团,他们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无论你什么时候有机会离开,就去联系最近的特派团。’”这是一条几乎没什么指望的消息,但对博纳旺蒂尔来说,能够和外界联系,知道别人都知道他还活着以及他在哪里,这就是一种安慰了。

为什么温塞斯拉斯神父不打这部电话?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像保罗那样行动?“这是个谜,”保罗说,“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比如,温塞斯拉斯配着一把手枪,尽管他是个牧师。我不敢说他杀了任何人,我没看到他杀人,但我看到他配着一把手枪。一天他到我家里来,他谈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谈到人们是怎样在圣家教堂 — 他的教堂里被装甲车里的士兵射杀的!他说他给了他们一些酒,‘因为’他们杀了人。我说 :‘先生,我不同意这么做。’我老婆说 :‘牧师,你为什么不带《圣经》,反倒带了一把手枪呢?你为什么不将这把手枪放下,然后把《圣经》拿起来?牧师不应该是这种穿着蓝色牛仔裤和 T 恤衫,还带着手枪的形象。’”

后来奥黛特跟我说了个一模一样的故事,她说这个温塞斯拉斯神父是这样回答的 :“万物皆有其时。这是拿枪的时候,不是拿《圣经》的时候。”

保罗对这段对话的记忆有所不同。根据他的说法,温塞斯拉斯神父说的是: “他们已经杀了 59 个牧师,我不想成为第 60 个。”保罗的回应是:“如果现在有人来射杀你,你觉得有一把手枪你就不会死了?”

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温塞斯拉斯神父在一些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逃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村子,他被分配到那里传教。他于 1995 年 7月被捕,根据法国法律,他被指控在基加利犯下种族灭绝罪,但他的案子很快就纠缠于一些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在法国的一家监狱呆了两周之后,他被释放并恢复了神职。1998 年 1 月,法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可以对他提起公诉。于是他又由于其他一些问题受到指控,如为杀手提供教堂中的图西族名单,驱逐躲藏的难民致其遭到杀害,在无人干涉的情况下参与大屠杀,破坏联卢援助团撤离难民的工作,以及强迫女性难民与其发生性关系。1995 年,他被两名采访者问到是否对其在种族灭绝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所悔悟。问话者中有一名卢旺达人,其母亲和姐姐都曾是圣家教堂的难民,另外还有一名法国记者。“我没有选择,”温塞斯拉斯答道,“我必须表现出亲民兵的态度。如果我态度有异,我们都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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