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军官告诉中国专家:不许接触我们的士兵——70年代军援教训

2021-02-27 22:08:12 闭家锁的红枫

......唯利是图一毛不拔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和民族习性, 他们只知道向别人要枪要炮要其他东西, 而难以拔出身上一根毛去关心别人。

------ 马法贤 (副组长 兼 营团合成战术专家)

上面这段苦涩的话写在1973年7月6日马法贤的援非日记中。

在长达30个月的驻赞比亚时间内,面对非洲学员的进步,中国专家组也曾一度感受到兴奋与自豪。但两国世界观价值观的巨大分歧差异,使得派出的这批精英军官最终还是失望了。

70年代中国军人

在马法贤写下这段文字之后的次年10月,在处处遭遇刁难并与对方负责人形成严重对峙后, 军事专家组在内部进行讨论并请示大使馆后 ,遂决定提前撤离训练场回国。

受到什么样的刁难呢?

一,军事专家组把预备给赞比亚高级军官培训的教案,预先呈送到赞军司令部审核时,结果遭到对方国防部长怒气冲冲地责备“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怎么一回事呀?并且请了一个外国人去讲这个问题?”

从此在军事专家组给赞比亚高级军官上课结束之后,赞比亚军方都额外的加课,讲授“强调了人道主义和平过渡以及卡翁达的非暴力取得政权的理论”。

二,在听课的学员当中,也有唱反调的,我国专家主张人是胜利的主要因素,政治思想工作是胜利之本,而赞比亚军官则认为物质就是士气,要依靠武器制胜。

我国专家主张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要主动进行“近战,夜战,歼灭战”,锻炼徒步行军能力。

而赞军军官则认为应该避免夜战,歼敌多少不应该作为一种要求,军队必须摩托化。赞比亚军官尤其抵制近战,他们认为近战会造成大量伤亡,并认为这个只适合人口众多的东亚国家。

来访的赞比亚国防部长

三,根据“争取和团结一切能够争取和团结的人”的原则,我国军事专家在训练之余,也试图在赞比亚军官和普通士兵中建立私人友谊,并提拔并影响了一名赞比亚普通士兵,结果这一举动遭到赞比亚军方的反对。

士兵被禁止与中国专家私下接触。军官们对中国专家的问题不轻易表态,拒绝回答自己军队内部的问题,中国专家认为对方的态度是表面热情,内心戒备。

中国专家们渐渐发现,一大问题出在两国文化的隔阂上,虽然都是曾经被列强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但两国普通军人的世界观都很不一样。

今日赞比亚军队

对中国军人来说,“军人是人民的子弟,应该为人民服务并遵守纪律”,这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吗?但对于由宗主国殖民军转变而来的赞比亚军官来说,

“军官是百姓的父亲,群众纪律变成了对群众规定纪律”。

赞军士官和士兵经常问中国专家是否信仰上帝,并告诉中国专家上帝创造了一切,中国专家反驳应该是人民创造了世界,对方则轻蔑的摇摇头.......

这些思想的弯,根本就转不过来。

到头来,军事专家们发现,对方只对我国无偿援助的武器装备,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部分战术感兴趣。至于对军事专家们急于传授我国军事思想精华,军事哲学,以及组织和政治教育,对方则不屑一顾,哭笑不得的军事专家们深感只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买椟还珠”。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在文章开头,马法贤日记中写下那段话的心情了。

赞比亚 首都

且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里,不深入思考,骂一声对方不成器,而不去总结70年代军事援赞的教训,那么就等于白交了学费却没学习。那么,这段经历对后世的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必须看准时机,适时地推动我国的思想输出

赞比亚共和国在1964年,由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建国,但是与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新中国不一样。赞比亚国父卡翁达本人出身于牧师家庭,自己从政之前是一名教师。而赞比亚独立也借了当时世界形势的东风,是在英国主动放手的情况下成功的。

新生的赞比亚政权周边是虎视眈眈的邻国,国内的主要潜在威胁则是由原殖民军转变而成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军官一度几乎全部都是英国人,卡翁达上台以后,对这支军队的军官层逐渐进行了清洗,所以当时在赞比亚高层看来,军队本身是忠诚度堪忧的。

当时的赞比亚向中国寻求武器支援和军官训练,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政治教育理念,培养一支对国家对政权忠诚的国防军。

这个时候,中国专家却兴致勃勃地给他们讲“枪杆子出政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方国防部长大怒一点不奇怪。

更别提,我国的军事专家组还在培训之余,想与对方的军官和士兵结下私人友谊,如果你是对方国防部长,肯定会想得更多了。

所以70年代援赞的中国军官们虽然有热情,但对于这种政治上的门道却拧不清,无端地遭受了猜疑和忌恨。

第二,不要天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渴望进步,人很单纯。在争取利益方面,对方往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狡猾。

军事专家组们事后发现,赞方对于中方提供的培训,前期和后期反差很大。前期表现得非常积极热情,而后期热情则开始冷却,内部的矛盾也纷纷表现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1972年8月,赞国国防部长秘密访华,得到中国提供的包括1万人份步兵武器在内的军事援助,所以当时赞方对中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兴趣”,中国专家的集训也得到了对方的“热情支持”。

而在1973年2月,卡翁达亲自写信给我国,要求提供战斗机坦克等重型装备,中国对于这要求并未表态,而从第2个月开始,中国专家就发现对方的接待开始怠惰,军官的学习劲头和友谊的建立,都大不如前,这种翻脸如翻书的态度,让中国专家大为伤心。

到了这一年的5月底,对方国防部长甚至拒绝接见中国派遣的首席专家,对方已经借军训的契机,在军队内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军队的掌控已经强化。于是当年8月1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进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赞国防部居然没有派一个代表参加。

所谓人走茶凉,赞比亚的茶,是人还没走,茶就凉了。

在今天鲜为人知的是,新中国曾大力对外进行军事援助,仅仅在1958年到1985年,接受过我国军事援助的非洲国家就多达32个,派遣了军事专家,接受训练军事人员,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和建设军事设备等等。

在1964年后,中国军事专家培训了来自坦桑尼亚,刚果等国的1.7万名自由战士,接收了来自17个非洲国家的3022名学员。

今天网上被中国网民们津津乐道的“X国国防部长说河北口音普通话”“X国是非洲PLA”,其实不过是当年军事援助的冰山一角。

(敬读者:如果阅读过程中有疑问,可以看笔者写的另一篇《非洲军官告诉中国专家:军队是百姓的父亲——中国军援的教训一 》

参考资料:冷战 时期中 国 对非洲 国 家 的援助研究 (196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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