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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乔恩·维纳；翻译丨王立秋
最近，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争议之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有三家出版公司先后推出中文简体版。但国内对霍夫施塔特的介绍付诸阙如，美国历史学家乔恩·维纳授权《燕京书评》译刊他撰写的关于霍夫施塔特的长文。
2006年，大卫·布朗（David Brown）出版了一本新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因为赶上了以霍夫施塔特为中心的怀旧浪潮——霍夫施塔特是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偶像——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关注。这样的关注，对于一本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书来说，是不同寻常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编辑萨姆·塔能豪斯（Sam Tanenhaus），在他编辑的刊物上亲自为之撰写和发表了一篇书评。这篇书评，不但是当年《纽约书评》的年度最长书评，也是最欣赏布朗的书的书评之一。《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也发表了一篇甚至更长的，由班克罗夫特奖得主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撰写的，关于霍夫施塔特“在今天的巨大神秘感”的文章。那种神秘感，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怀旧：人们怀念那个谈论当时政治问题的历史学家（包括霍夫斯塔特、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C.范·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他还有着巨大的智识权威和广泛的读者，得体、优雅的论文仍受尊重；书写伟大的白人，还不会让你看起来过时和反动的时代。
那些为民粹主义运动而焦虑的读者，也助长了霍夫施塔特怀旧热；在他的作品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焦虑的预兆。霍夫施塔特觉得，民粹主义给民主带来了威胁。对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来说，霍夫施塔特的那种感觉像是在对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言说——因为今天，从许多方面来看，民粹主义的确对民主构成了威胁。许多力图理解2004年“红州”现象的作者，也纷纷求助于霍夫施塔特关于“地位焦虑”和“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的论文，特别是在乔治·W.布什用极其愚蠢的“好老弟”修辞来动员他的支持者之后。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三个中文版本封面（译林版、上海译文版与台湾八旗文化版，理想国也将推出中文简体版）
无疑，霍夫施塔特的写作非常精彩。但如今，他对美国过去的理解，看起来狭隘且充满了破绽，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以下特征：他过分地关注经历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那一代人，并为这样的忧虑所困扰；他担心，某种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发自中心地带的邪恶的右翼运动）不但可能，而且十有八九会发生。（当然，在美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这样的忧虑还没有完全消失；2007年年初，记者克里斯·赫杰斯[Chris Hedges]出版了一本关于基督教右翼的书，《美国的法西斯主义者》[American Fascists]。）
霍夫施塔特去世于1970年，当时新一代历史学家正在通过告别精英研究，来改变他们的职业。受像E.P.汤普森（E.P. Thompson）那样的研究工人阶级的英国历史学家，以及像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那样的美国新左翼历史学家的启发，他们开始探索并赞美普通美国人——廉价公寓、小酒馆和工厂里的工人阶级移民，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受压迫的群体——是怎样创造历史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代表着对霍夫施塔特式历史学的公然挑战。
但如果说，今天，霍夫施塔特看起来又有了新的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原因也不是塔能豪斯等人所想的那样。霍夫施塔特虽然获得了名誉和成功，但与欣赏他的建制派所理解的不一样：一直以来，他更像是一个外人。他蔑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共识的赞美；他对自由主义的英雄们特别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深感怀疑；他从来算不上是反共分子；且在学生反战运动严厉指责大学的虚伪和失败之际，霍夫施塔特在他所在的整个群体中显得格外孤独，他拒绝谴责学生，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同意他们的看法，即便他同时也反对他们激进的战略。因此，从某些方面来看，尽管我们可以预期霍夫施塔特属于他那一代人，但从其他方面来看，（和他那一代人相比）他在政治上更加复杂，在智识上也更加惊人。在今天，他之所以对我们而言仍然重要，并非因为他具体的论证，乃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些元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时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1964）等。
1916年，霍夫施塔特出生于布法罗，在人民阵线的时代长大。他到布法罗大学上大学，并担任全国学生会布法罗大学分会主席。全国学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反战组织，根据布朗引用的政府报告，这个组织“试图从根本上破坏使其成员被逮捕、停学和开除的校园生活”。（这也预示了他在哥伦比亚的学生在68年时的遭遇。）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他和充满激情的左翼妻子菲利斯·斯瓦多斯（Felice Swados）前往密西西比，拜访了三角洲合作社的黑人佃农，后者也是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局的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拍摄的一系列著名照片的主题。193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激烈地控诉了新政的农业调整法案；在他看来，这个法案支持的是南方的种植园主，而不是贫苦的农人。
在霍夫施塔特读研究生时，西班牙内战正在激烈进行。作为回应，1938年10月，与他的许多同侪一样，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具体而言，他加入的是美国共产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支部。“我加入的根本理由是”，他写信告诉他的小叔子，“我不喜欢资本主义，并且想要摆脱它……我不是带着激情，而是带着一种义务感加入共产党的”。（布朗没有引用这封信，但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他的书《谁拥有历史？》[Who Owns History?]中关于霍夫施塔特的那个章节中引用过这封信。）四个月后，1939年2月，霍夫施塔特退出共产党。根据他的同学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 Stampp，此人后以其奴隶制史，《古怪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而著称），他退出的理由是：“他受不了那些人。”但甚至在那之后，1939年10月，他又写信告诉他的小叔子（布朗还是没有引用这封信）：“我憎恨资本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一切。”1941年，作为反共潮流的直接结果，他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全职工作：他取代了因为被指控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开除的一位教员，也就是埃里克·方纳的父亲杰克·方纳（Jack Foner）。（后来，埃里克·方纳又接任了霍夫施塔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的同一个教席。真可谓是历史的反讽。）三年后，霍夫施塔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尖刻地披露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对霍夫施塔特来说，1945年是一个转折点：是年，菲利斯因癌症而去世（这使他失去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左翼关系），而哥伦比亚大学也聘用了他。当时，他才三十岁——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激进活动家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还在进行。
《美国的政治传统》（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这本1948年出版的、被广泛认为是霍夫施塔特最好的书，在差不多六十年后依然卖得很好：最近，它在亚马逊销售榜单上的排名高达4400，今天大部分有书在售的历史学家都会羡慕这个排名。（比如说，同一天布朗的书的排名是22000。）诺夫出版社1948年的宣发策略是，把这本书当做一部共识史著作来营销：“在这个政治极端主义的时代，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在美国的所有政党和派系间寻找共识。”事实上，这本书比营销话语所说的更微妙，也更有趣。霍夫施塔特是从左翼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在其他像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那样的人赞美共识的同时，霍夫施塔特对共识抱持公开的批判态度。在著作的开头，他描述了战后美国一种“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冷眼旁观的”心态：这个国家被“公司的垄断”支配，它的公民“缺乏一套自洽可信的信念”，在一种“漫无目的的、去道德化的状态”中漂浮。
《美国的政治传统》
这本书由十二篇美国关键政治人物的传略构成——从蓄奴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到废奴的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从支持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到支持福利制度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从贵族杰斐逊到平民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霍夫施塔特的论题是，所有这些人物都共享这样的基本假设：私有财产是好的，“进步”是有价值的。今天，《美国的政治传统》的古老假设，看起来就太过于不证自明了。霍夫施塔特相信，在概述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在研究某种被称作“美国人的心灵”的东西，以及，这些总统和其他精英的故事代表了美国的政治传统。不过，这部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的总统传，虽然它对美国史研究来说价值有限；但是，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的一些文章，在今天依然令人信服，在同类作品中，很少有超过它们的。
这部作品也和近来的总统传记，比如说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关于杜鲁门的那本近乎于圣人传的书，构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霍夫施塔特的目光充满了强烈的质疑，特别是在他把目光对准自己时代的那个自由主义偶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章节题为“作为机会主义者的贵族”（“the patrician as opportunist”）。他反对把林肯描述为一个为奴隶制之罪而死的基督式人物，相反，在他笔下，林肯掌控着（关于）他自己的神话，是一个狡猾的政客，尤其是在废奴问题上。关于温德尔·菲利普斯的那个章节也依然给人启发，甚至在今天——在这个众所周知，左翼主导学界的时代，也没有谁敢把这个废奴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摆到与杰斐逊、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同的层面上。在这里，霍夫施塔特青年时期的激进感受力的痕迹最为明显。就其坦率地表达了对一个“抵抗与反叛”之声、一个被压迫者的捍卫者（在重建时期向镀金时代过渡的时候，他的不妥协“使他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孤立状态”）的欣赏而言，那篇文章是独一无二的。在文章的末尾，霍夫施塔特写到了年老的菲利普斯受邀到哈佛演讲的事情：菲利普斯没有趁机与批评他的主流人士和解，反而抓住机会控诉来听演讲的学者在道德上的懦弱。霍夫施塔特对这个立场的欣赏，是确定无疑的。
在该书出版的那一年，随着给人扣红帽子的潮流席卷全美，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哀叹的美国共识，也变得越发地咄咄逼人和可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霍夫施塔特拒绝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任教邀请，因为他反对加州大学董事会强迫教员宣誓效忠的行径，但他也拒绝谴责1949年华盛顿大学开除共产党员教员的行为。他的立场是主流的自由主义立场……（但是）霍夫施塔特本人在学生时代曾加入过共产党，而其他也做过同样事情的人，比如说丹尼尔·布尔斯廷则被传讯，被要求指认其他加入过共产党的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开除（布尔斯廷指认了他在哈佛学院的室友）。霍夫施塔特在哥伦比亚的同事詹姆斯·珊顿（James Shenton）告诉布朗，霍夫施塔特没有采取反对开除共产党员的立场是因为，“当时迪克（即霍夫斯塔特）害怕了”。为什么霍夫施塔特从来没有被传讯过？这依然是一个谜，布朗没有说明这个关键问题，尽管其他人推测，FBI可能没有查到他，因为他已经退党四个月了。
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也笼罩着霍夫施塔特的下一本书，即1955年出版的《改革年代》（The Age of Reform）。在那本书中，霍夫施塔特回到过去，寻找他在当时流行的反共产主义中所见的“阴谋论”和“偏执倾向”的根源。这本书为霍夫施塔特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普利策奖，用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的话来说，依然是“出版过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的最有影响力的书”。肖恩·威兰茨正确地指出，这本书最持久的贡献在于它对新政的重新诠释，它不像大多数历史学家看到的那样，认为新政是十九世纪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而是把它诠释为对该传统的一次“反常的偏离”。以前的改革者最终促成的是禁令，他们的伟大成就也就在于此；而相形之下，新政则聚焦于实用的、实践的目标，而非反对邪恶的道德运动。它回避意识形态，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这些结果包括福利制度、瓦格纳劳工法案和凯恩斯式的预算政策。这到现在，也依然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诠释。
另一方面，霍夫施塔特关于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根源在于民粹主义传统的论证，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极其非理性，并且可以说是原始的法西斯主义。那些民粹主义者认为，美国农村的不义和经济苦难的主要来源，是其所谓的“金钱的权力”。在霍夫施塔特的分析中，这是非理性偏执、“心灵骚乱”的证据。而且，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对“金钱的权力”的谴责，极其反犹。哎，可他用来证明民粹主义反犹的证据，又薄弱得令人尴尬：区区几句出自一些民粹主义领袖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夏洛克”的苍白无力的引文，以及诸如对亨利·福特反犹主义的论证——他是“一个密歇根的农场男孩，他从小就不受限制地接触到民粹主义的观念”。
除证据贫乏外，这个分析的问题还在于，反犹的修辞，很难说为内战后美国中西部的农村清教徒所独有。东部海岸城市的清教徒精英很可能更加反犹，而东部城市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也不喜欢犹太人。更大的问题，根源于霍夫施塔特的理论框架。今天，霍夫施塔特主要被认为是一个远见过人的伟大作家。但在当时，他却是在与他的时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交锋，他是把理论应用于历史的先驱，此举被许多今日信徒认为是历史学专业的衰落。《改革年代》是围绕“地位政治”的理论框架组织起来的，这个理论来自于由霍夫施塔特在哥伦比亚的同事和友人，即激进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出版的关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篇论文。霍夫施塔特的“地位政治”论题认为，地位下降的焦虑（在当时的美国，城市工业社会正在取代农村生活及其价值），使民粹主义者趋于非理性和偏执。从这种观点来看，民粹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动抵抗的一种形式。在这里，霍夫施塔特以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到美国中部的某个地方，去寻找原始的法西斯主义的踪迹。它是一部通过类比来完成的历史学著作，但它的类比并不成立。
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逃过霍夫施塔特当时的批评者的目光。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国家》（The Nation）上撰文指出，霍夫施塔特关于地位政治的构想把对现状的反对定义为根本地非理性的，同时又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非理性避而不谈。1976年，迈克尔·罗金（Michael Rogin）出版了一本颇有分量的书《知识分子与麦卡锡：激进的幽灵》（The Intellectuals and McCarthy: The Radical Specter），这本书表明，总的来说，投票支持麦卡锡的人，不是前民粹主义者，而是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郊区共和党人。而且，不只像威廉斯和罗金那样的左翼人士对霍夫斯塔特的“地位政治”论题发起了质疑。C.范·伍德沃德最伟大的论文之一《民粹主义的遗产与知识分子》（“The Populist Heritage and the Intellectual”）就坚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计划绝不是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者也不是原始的麦卡锡派，许多麦卡锡的支持者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富裕有为的、古老的家族”。但如果说，当时的批评者的质疑有效地推翻了霍夫施塔特的论证的话，那么，关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焦虑则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自由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则是他识别这一威胁之起源的又一次尝试。这本书也为他赢得了第二个普利策奖。在里根时代，这本书又火了一次；在今天，也有着看起来呈指数增长的引用率。但看起来，这本书误解了它出版的那个时代。在1964年的美国，反智主义很难说是一个大问题。六十年代初，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不能再好了：大学正在以空前的方式发展，国会为精英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像霍夫施塔特那样的教授薪酬丰厚并且书约不断。就连通俗杂志也在跟进知识分子的热门讨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论，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论，欧文·豪（Irving Howe）的“从众年代”论，C.范·伍德沃德的“吉米·克劳的奇异生平”论，以及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论。就像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中论证的那样，对霍夫施塔特式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谓“黄金时代”。但显然，那个时代也有令他感到不安的地方。
1965年，塞尔玛，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阿瑟·曼（Arthur Mann），威廉·勒赫滕堡（William Leuchtenburg）。
在该书的第一章《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Our Time”）中，霍夫施塔特解释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十二年前，也就是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霍夫施塔特一直是充满激情的史蒂文森支持者，他在书中把史蒂文森描述为“一位心智非凡的政客”。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是“知识分子的末日”，一句典型的惊人之语，但错得离谱。史蒂文森是聪明善辩，但他可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甚至不是特别信奉自由主义：他不愿意支持杜鲁门对全国医保的呼吁；他支持反工会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他也绝不是黑人的朋友，他在1952年选择的竞选搭档，阿拉巴马州的参议院约翰·斯巴克曼（John Sparkman）是一个好战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霍夫施塔特本应该注意到这点，因为就像肖恩·威兰茨指出的那样，他支持平权运动并参加过1965年的塞尔玛-蒙哥马利大游行。）在涉及史蒂文森的时候，霍夫斯塔特别自诩的怀疑主义和反讽蒸发了。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的又一次充满焦虑的追寻，这一次，他先是在十九世纪的福音派清教徒那里，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基要主义者那里找到了这个根源。在今天重读这本书，你会发现，看起来，这番寻找也找错了方向：麦卡锡主义本质上并非一场反对知识分子的运动。的确，教授们被迫宣誓效忠，左翼教员也遭到了迫害，但反共产主义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清洗好莱坞的激进分子和左翼工会活动家——这是新政政治至关重要的基础之一。的确，麦卡锡把矛头指向了哈佛，但众所周知，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攻击国务院和军方上。而霍夫施塔特的结论，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式的反智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的清教福音派，也彻底错了。霍夫施塔特的朋友伍德沃德，在读完这本书后私下里给他写信说，“迪克，你可不能这么干。”
不过，四年后的1968年，霍夫施塔特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学生起义；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读者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反战的激进人士占领了大学建筑，并斥责“大学合谋发动战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学生挑战大学的景观给吓坏了，于是他们夸张地把示威者比作纳粹德国的褐衫军。他们显然不那么担心哥伦比亚大学的镇压式回应。行政部门把一千名警察引进校园以武力实施清场；712名学生被捕，148名学生受伤，记录在册的对警察暴力的投诉将近400例。美国校园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情，尽管后来在肯特州立大学和其他地方还会发生更加可怕的事情。这样看来，后来（也是在那个春天）霍夫施塔特会答应在哥伦比亚大学官方毕业典礼上讲话也就不奇怪了。不过，想象他上台讲话的景象是一件可悲的事情：40名穿制度的警察在他身边警戒，300名学生为表达抗议而走出会场，而另外2000人一起在附近参加反战的反-毕业典礼。
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霍夫施塔特对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起义的回应，也和其他自由主义批评家不同；在后者看来，学生在起义中明显反智过头了，甚至是危险的。当时，他在晨曦高地大学区的朋友还在抱怨个不停，把学生当做新的野蛮人来防。霍夫施塔特则敞开门，欢迎学生进来和他一起讨论运动的策略与目标。这些学生之一，埃里克·方纳回忆说“他的研究生（他们中有很多主动地参与了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对他不断变化的兴趣和观点的影响，不亚于他对他们的影响”。的确，在哥伦比亚大学1968起义后的那年，霍夫施塔特就在重新思考他先前的作品了。他私下里承认，关于《改革年代》，他的批评者是对的；在一封信中，他声明那本书的地位论题是“有缺陷，用不成”，并且“本土主义和反犹主义遍及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按布朗的转述）。在同年写的另一封信中，他宣称自己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对当下做出解释的努力，“显然没有命中目标”（按布朗的转述）。这是霍夫施塔特另一个惊人且不同寻常的品质：他愿意重新评估自己的作品，并找出其缺陷。
在霍夫施塔特在68事件后与学生的各种联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和他的研究助理迈克尔·华莱士（Michael Wallace，他后来凭借一部关于纽约市的历史学著作《哥谭》[Gotham]获得1999年普利策奖）的关系。1968年春，在学生示威期间，还是博士候选人的华莱士，打开了通往历史系所在的建筑费耶维则楼的门，使他激进的同学们得以占领它。几个月后，霍夫施塔特邀请他合作撰写一部关于美国暴力的档案史。
因此，对霍夫施塔特来说，1968年的创伤在智识上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一部关于希特勒青年团般的激进学生的历史，而是一段与那些激进学生中的合作关系；这段合作关系的成果，有力地披露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暴力。用方纳的话来说，霍夫施塔特和华莱士的《美国的暴力：一部档案史》（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从根本上否认了这样的共识观，即那种认为美利坚民族一直在平静地、无分歧地演化的看法”。这个智识转向，是霍夫施塔特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美国的暴力》，也是霍夫施塔特在于1970年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当时，他才54岁。（他在身后还出版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即1971年的《1750年的美国》[America at 1750]。）
曾经，迈克尔·卡赞（Michael Kazin）警告我们，不要把霍夫施塔特看做“蒙昧时代的优美遗迹”。布朗也表示同意，他认为，为了理解我们时代麻烦不断的政治，我们需要霍夫施塔特。如此看来，虽然关于昨日的民粹主义者，霍夫施塔特可能是错的；但关于今天的共和党人，他是对的。据说，乔治·布什的崛起标志着地位政治的回归，因为共和党多数依赖的是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清教福音派“价值观选民”（values voter），而中西部和南部恰好是之前民粹主义盛行的地区！面对经济的衰退，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怪到“自由主义精英”头上，并投票支持在学校祷告和在各地取消枪支管制的立场。
这看起来是从一本厚重的作品中得出的浅薄结论。在今天这个时代，霍夫施塔特还值得读，不是因为他具体的论证，而是因为他的著作的精神，这个精神把关于美国政治黑暗面的忧虑，与对普遍看法的怀疑态度结合起来。正是这个精神，和他那明晰而优美的散文，为他的作品赋予了一种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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