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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岩》从1961年出版发行以来已经累计发行1000多万册,高居我国现当代长篇小说榜首,“红岩”几乎成为了重庆的代名词。它的主要创作者罗广斌在1967年仅42岁便匆匆告别人世,作为重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罗广斌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青春的叛逆

1924年,罗广斌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有同父异母的一兄一姐。他的这个哥哥便是在四川握有重权的罗广文,罗广文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

罗广斌曾说过:“父母是国民党员、地主,哥哥罗广文是蒋介石反动武装的兵团司令(后来被迫起义了),家庭是封建保守、顽固反动派。小时候过着优裕生活。一直到高中,对政治没有丝毫认识,对封建家庭也没有不满。”

1939年2月,为躲避日机的轰炸,罗广斌随父母从成都迁到洪雅县城居住,这期间他与同学——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的女儿小牟相爱了。但是,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认为“门不当户不对,有辱家风!”于是,家里人不准他们说话,不准会面,不准罗广斌随便外出!这些严酷的家法,使他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封建家庭对他的压迫和专制。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自传中说道:“原来以为家人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人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门当户对。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就在他为恋爱问题大为苦恼、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看不到出路的时候,罗广斌认识了同乡马识途。

马识途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曾是鄂西特委负责人,后考入西南联大从事学运工作。马识途告诉罗广斌“自由恋爱是青年自己的权利”。罗广斌第一次感觉到权利两个字的含义和分量!这让罗广斌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因为恋爱问题又一次与父母闹翻,甚至与父亲吵了一架后,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广斌彻底爆发了,他离家出走了!1944年春天,罗广斌在马识途的带领下到了西南联大读书。他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

在马识途的教育帮助下,罗广斌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进步青年活动。罗广斌是一个性格热情、斗志昂扬、充满着激情的人。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使罗广斌从一个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的青年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

1945年11月25日晚,云南昆明几所大学的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召开反内战时事讨论会,国民党军警包围、捣乱会场。第二天,为抗议军警破坏讨论会的暴行,昆明3万名学生举行罢课,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禁令,反对内战,呼吁美军撤离中国。罗广斌在这个过程中积极组织联络学校学生听演讲、印发传单、串联学生举行罢课示威。他所表现出的热情和组织能力受到学生的拥护,他被推选为“学生罢课委员会主席”。这一年,罗广斌只有21岁。

12月1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4名大学生,打伤60余名。

“一二·一”运动,是罗广斌第一次参加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自己的身上承受着暴力的棍棒,并且还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实施的血腥暴行!他说:“血,是恨的种子!”怀着对蒋介石政权的极端仇恨和反抗,他在实际的斗争中开始懂得了“革命”二字的含义。

由于过多的抛头露面,特务对他实行了监视和跟踪。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马识途对他在斗争中不注意掩护自己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立即转移。

1946年3月,马识途带着罗广斌一起撤离了昆明,来到了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这所学校是地下党办的,罗广斌一边教书,一边做学生的革命启蒙工作。

1946年秋,罗广斌和马识途又一道回到了成都。此时的马识途开始参加川康特委的工作,担任副书记职务。罗广斌则继续在马识途领导下协助做学生工作。

1947年,23岁的罗广斌又考入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地下党员齐亮领导。齐亮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在齐亮的领导下,罗广斌在学习期间继续从事学运活动。这个时候的罗广斌在开展学运工作中更加理性,他克服了自己冲动、不注意掩护的工作缺点,被学生们推选担任新闻系学生会主席。

经过地下党几年考察教育和培养以及实际斗争的锻炼,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介绍,罗广斌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当罗广斌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感到骄傲的时候,他正面对着一次非常难以抉择的考验!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的刊物《反攻》和《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并且地下党出现了叛徒。党组织立即要求与《反攻》和《挺进报》有关的人员马上转移,罗广斌也在其中,党组织要求他立即转移到秀山。

而正在这个时候,经党组织同意,与罗广斌分开近7年的恋人小牟即将到重庆,是等来了一起转移,还是立即走!罗广斌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为了恋人而离家出走、离别7年即将重逢……

最后,罗广斌执行党组织立即转移的指示,在恋人到重庆之前,去了秀山而放弃了与自己离别7年的恋人相聚的机会!

1948年7月,地下党决定罗广斌回成都与家庭恢复关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做上层统战工作。

为了开展地下活动的需要,罗广斌回到成都家中,主动向父母认错,并得到了他们的原谅。正当这位“幺老爷”在秘密筹划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他在家中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

罗广斌在狱中

1948年9月,罗广斌在成都被捕后,被送到国民党重庆绥清公署二处的渣滓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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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罗广斌的被捕呢?

原来,出卖罗广斌的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当初是他批准罗广斌入党的。冉益智被捕叛变后,将他刚刚批准发展为党员的罗广斌出卖了。叛徒冉益智告诉徐远举:罗广斌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

于是,徐远举根据叛徒提供的材料,约请罗广文作了一次秘密谈话。当徐远举将罗广斌参加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告诉罗广文后,罗广文当时表示说:徐处长告诉他这些情况很好,并说他兄弟是同父异母所生,他因家庭的溺爱,非常调皮,到处乱跑,家庭对他也管教不了。罗广文还将自己家庭在成都的地址告诉了徐远举,要他把罗广斌带去好好地管教。

罗广斌就这样被逮捕了!他当时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解放后在一份自传中他写道:“……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但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国民党特务法官张界亲自审讯了罗广斌。

面对审讯,罗广斌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组织情况他则以“一概不知”回答。对张界一再追问的上级马识途的情况时,罗广斌坚决地回答:“不知道他的情况。”

在徐远举参与的审问中,徐远举劝说罗广斌:“你不要顽固了,你的上级都抓到了,你的情况,我很清楚,老实地说吧。”

罗广斌回答徐远举说:“既然我的上级都抓到了,问我干什么?我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的我不知道!”

在审讯中罗广斌拒不交代组织和其他同志的情况,弄得敌人是无计可施。由于罗广斌的身份特殊,特务也不敢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反过来,罗 广斌就利用特殊的身份在渣滓洞监狱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

与罗同狱的李玉钿同志解放后写的证明材料中记载:

罗被捕送渣滓洞后,虽经数次最严肃的审问,始终未屈服,徐匪劝他自新,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态度倔强,被戴上了很重的足镣,他并不觉得痛苦,反而态度恬然自得……

为了使罗广斌转变立场,敌人不得不用叛徒来对付罗广斌。1949年11月,徐远举带着叛徒冉益智来审讯罗广斌。罗广斌不认识冉益智。徐远举告诉罗广斌:“他就是你想要见到的上级,地下党的重庆市委副书记,你的入党就是他批准的,他现在可是我们的中校专员了。”

罗广斌非常吃惊地看着冉益智!他不敢相信!

冉益智也是第一次见到罗广斌。他走上前微笑地看着罗广斌说:“你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民青社’、‘六一社’的抗暴活动……”

罗广斌听了这些非常熟悉的话语,立即想起这是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的内容,他相信了徐远举说的这个人是他原来的领导、他的上级……同时,他也知道了为什么特务知道自己加入党组织的情况,全是他出卖的。

徐远举非常得意地对罗广斌说:“你相信了吧,怎么样?还是把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地址告诉我们吧。”

罗广斌非常震怒,他想不到他的上级竟然是这样的无耻!环视审讯室,罗广斌看着徐远举,非常坚定地对他说:“我不会告诉你,送我回去!”

叛徒冉益智却在一边猖狂地警告罗广斌:“政府讲天理、国法、人情,你只要讲出来,就可以回家了,你今后不搞政治,去学科学,仍然是有前途的。否则万一玉石俱焚,悔也来不及了。”

罗广斌根本不理叛徒冉益智,他强烈要求徐远举送他回牢房。

徐远举做梦也没有想到罗广斌会如此刚强,他认为罗广斌太不识抬举,恼羞成怒,给罗广斌戴上了一付重镣。”

在狱中,看守所长李磊对罗广斌说:你只要悔过自新,写自白书稍微地表示一下,我就先给你解开脚镣,还让你住优待室,保证你年底回家过旧年。

罗广斌对他说:“你做梦去吧!”

带镣以后,难友们对罗广斌发起了慰问,他收到许多东西,尤其是诗,其中有一首是何雪松写的《我们的海燕》,称赞他是敢于“冲向风暴的海燕”。

面对同志们的慰问,罗广斌很受鼓舞,同时也很兴奋,于是他也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难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绝不做软骨头的态度,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的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就怎么干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样的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望着脚上沉重的脚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

难友们对罗广斌的坚强表示出极大的敬意!

1949年1月,地下党员齐亮被捕关押到渣滓洞,罗广斌因为写条子给齐亮讲狱中情况而被特务发现,看守所以他严重违反监规为名又给他加了一副脚镣。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罗广斌越发变得坚强。

于是,他被转到关押重犯的白公馆监狱去了。

在白公馆,罗广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被关押的“政治犯”,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他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与此同时,罗广斌的父亲却通过各种关系在为营救他出狱做着积极的努力。1949年7月的一天,罗广斌被转押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在副处长杨元森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的父亲。父亲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一根筋”,赶紧签了“悔过自新”书回家。然而罗广斌坚决不从,在与父亲争吵僵持几天后,又回到了白公馆监狱。

对此,在白公馆关押过的《大公报》人顾建平回忆道:

罗广斌这青年有骨气,他始终不肯交出组织关系。7月,被他家人保释出去,但第二处必须要他写一张自白书或者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来坐牢。……罗的事使我很感动,我想,假如换一个人,家庭境遇这样好,监牢生活这样苦,既然走出这黑狱,就可能考虑到恢复自由的“技术问题”,但他竟不折不扣拒绝低头,而且回到监狱时态度、精神仍然那么正常,毫无后悔怨尤,真难得!真可敬!……

不是罗广斌不想自由,不是他不想出监狱。他非常看重的是自己的政治选择,他绝不做任何玷污自己政治选择的事情!他十分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和同志。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从重庆溃逃之前,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血腥大屠杀。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白公馆尚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白公馆的特务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要求先带人到渣滓洞帮助处理那里的150多名政治犯。

但当特务雷天元在渣滓洞与看守所所长李磊制造了集体屠杀150多人并火烧渣滓洞的惨案后返回白公馆时,白公馆已是人去楼空。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特务雷天元带刽子手去渣滓洞帮助屠杀关押在那里的革命者后,罗广斌等19人就交到了当天的值班看守员杨钦典手上。而在这个时候,被罗广斌策反的看守杨钦典弃暗投明,使罗广斌等被关押在白公馆的19人全部脱险。

罗广斌与《红岩》

新中国成立后,从监狱脱险的罗广斌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为那些死在狱中的难友工作。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但他有两个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他完成了死难烈士的嘱托,写了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特别是整理出烈士提出的“狱中八条意见”。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党史资料。第二是以他为主,成功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

小说《红岩》主要围绕《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两条主线,展开地下党员在狱内外的斗争以及特务的破坏、镇压的种种曲折惊心、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小说是写实的,书中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几乎都可以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原型。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些基本上可以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一对应,例如:

江姐——江雪琴的原型是江竹筠,重庆地下党的交通员,真实的生活中也被称为江姐;

彭松涛的原型是彭咏梧,江姐的丈夫,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在组织武装斗争中牺牲,头被敌人割下悬在杆子上示众;

成岗的原型是陈然,《挺进报》的代理特支书记;

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是国民党战犯徐远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但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而非历史纪实,它必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必须对真实的历史用虚构的手法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只有这样,小说才能产生艺术之美和艺术独特的精神震撼力。

有的人物,则是在多个原型人物的基础上综合、提炼加工而成的,例如:

许云峰,就是以罗世文、许建业等烈士为主要原型创作的。

罗世文曾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被捕后与车耀先拒绝特务的宴请并与特务唇枪舌战;

许建业是重庆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委员,是《挺进报》事件中第一个被捕的地下党领导人;

“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之一是韩子栋,他在狱中长期伪装成精神不正常的样子,但他在历史上没有和重庆地下党发生过关系,而且他在1947年就越狱脱逃了。

叛徒甫志高形象,则是以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多个真实的叛徒为原型塑造的。

小说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是客观素材和作者主观思维相结合的结果,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也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提炼、加工的必然。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小说中成岗被刑讯时所作的诗《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首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陈然烈士创作的,实际上是以罗广斌在狱中写的诗为基础,加上陈然在狱中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而创作的。从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到陈然的《我的自白书》,这中间还有许多历史成因的细节,但无论如何,《我的自白书》这首诗是符合陈然的思想品质和气节表现,因此,陈然最终成为《我的自白书》这首诗的作者,也是当之无愧的。

罗广斌的名字将永远和小说《红岩》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对中国几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罗广斌曾说,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无数牺牲在国民党军统集中营里的革命战士,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书写完成的。

节选自《红岩档案解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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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档案解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厉华/主编

【内容简介】

《红岩档案解密》是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的专家、学者,在对红岩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作品通过对以前未曾解密的红岩档案、红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红岩》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真实原型的叙写,全面展现了红岩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红岩精神。 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编辑推荐】

《红岩档案解密》既是一部红色经典集,也是一本好听的“故事会”。从“林伯渠的红岩情”到“老‘政治犯’小萝卜头”,从“红色恋情——江竹筠的故事”到 “一个日本女人在重庆的故事”,从“叛徒活化石骆安靖”到“十罪加身的‘徐鹏飞’”……书中的每个人,无论正面、反面,其事迹都是一个完整的、精彩的故事,不用任何精雕细琢,即可以娓娓道来,使人警醒,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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