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城之战 太平军北伐队伍到底有多难打?

2021-02-27 20:01:11 史说新传

太平军由富庄驿退入阜城后,僧格林沁紧追不舍,将屯驻阜城的太平军北伐队伍团团围住,开始了蚕食进剿。清军在二月十四日休整一天,同时进一步摸清了太平军在阜城周围的部署情况。

二月十五日(1854年3月13日),僧格林沁瞄准了阜城外围易于攻取的对寨、连村、杜家场三个村庄。清军派出副都统达洪阿率史荣春、龙汝元带领健锐、火器、技勇、廷捕各营进攻对村西面,副都统郭什纳带领健锐营攻打对村南面;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带领两翼八旗官兵进攻连村北面,侍卫达崇阿带领哲里木盟官兵进攻连村东面;绥远城将军善禄率孔广顺、吴灿等带领天津、固原、正定、河州、西宁、凉州各步队官兵及练勇进攻杜家场,另有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公棍楚克林沁、侍郎培成等各带马队官兵在村南列队。僧格林沁、胜保则分兵督战。

此日,清兵同时发起进攻。对村、连村驻守的太平军依靠墙垣向外连环放枪,清军步步进逼,攻至木栅,两村之间扑出一千余名太平军,打算抄清军后路,僧格林沁先命马队全力截击,又命步队极力攻打两村。太平军方面有五、六百人在房顶用枪炮还击,七、八百人操刀持矛在村内依托工事抵抗。清军拉开木栅攻入村内,展开一场屠杀,“村内逆匪无一名走脱”。

杜家场方面,“该逆约有一千余名”,清军用草束、火药烧毁太平军设置的鹿角栅,火势蔓延至周围的房屋,清军“连杀逆匪二百余名”,又借势攻入村内,双方在大火中厮杀成一片。胜保见村内烟火猛烈,又让南侧的清兵撤回,诱出太平军“五六百名”,进行截杀,“所有扑出逆匪全部剿灭”。

对村、连村扑出的一千余名太平军在被僧格林沁的马队截住以后,一度想退入阜城西门,清军“紧紧追击,登时毙贼五六百名,匪亡命奔窜”,这时阜城内的太平军又派出援兵前来接应,正赶上得胜后的胜保率清兵与僧格林沁合兵一处,“复又毙贼三四百名”。

根据僧格林沁的奏报,此役双方交战六个小时之久,太平军失去了对村、连村、杜家场三处阵地,“统计歼毙三千余名,生擒长发老贼三百余名,……其烧毙投环投井自刎者不计其数”。而清军方面,“各营阵亡官员二员,兵十名,受伤官兵十九员,兵勇一百八十六名。”僧格林沁最后称“北窜之虞,似可无虑”,但咸丰皇帝最后的朱批是“斩获甚多,但县城未复,终恐思窜”。

此役过后,太平军大部被压缩至阜城内。

清代阜城县境图

在阜城待援的太平军虽离直隶省中心越来越远,但咸丰皇帝仍是心有余悸,在二月十六日(1854年3月14日)他先给僧格林沁和胜保发了一道谕旨,要求僧格林沁和胜保“迅拨马步精兵一千名,拣派得力大员管带,星夜驰赴河南归德一带,探明贼踪所向,迎头截击。……断不准令皖匪闯入豫境,蔓延为患。”又给直隶总督桂良的一份谕旨中说:“逆匪声东击西,是其惯技,现虽逃窜东南,距省较远,亦难保不分股乘间又图他窜”,他要求桂良和提督张殿元要察看好时机,参与堵防,不能一味的窝在省城不出兵。咸丰皇帝虽然有此安排,但仍然没有挡住太平军援军北上的步伐。

此后,咸丰皇帝又在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曾连续发出谕旨,要求僧格林沁、胜保酌情分兵归德府或克阜城后分路南下。此后,见僧格林沁、胜保迟迟不进剿阜城,又在二十日(1854年3月18日)谕令催促僧格林沁、胜保二人出兵。僧格林沁回复说,之所以不出兵是因为在二月十五日之战中,太平军受到了重创,一直死守不出。

僧格林沁解释说,早先太平军在阜城外围占据了九处村庄,在连续两次进攻之后,清军已经夺取了七处,还剩下塔儿头(今阜城县阜城镇塔头村)、红叶屯(今阜城县阜城镇红屯村)两处村庄,太平军设置了层层鹿角栅,并用铁锁勾连,清军连日进攻,拖拉木栅,均告失败,而且这些木栅多为新砍伐树木,采取火攻也效果不好。太平军一直坚守不出,还一度向外施放枪炮,清军伤亡了二百余人都未能攻入村内。而阜城内的太平军主要集中在东关和南关两处,城池虽完好,但城内房屋无多,积水严重。

僧格林沁继续采取“聚而歼之”的策略,命各营环绕阜城挖土掘壕,打算困住太平军,等大炮到位后,采取炮击,打开缺口后再全面进攻。

对于僧格林沁报喜不报忧的一套托辞,咸丰皇帝很是不满,他又狠批了僧格林沁一通,说“数日来满望可接捷书,何以令该逆又成死守之势?挑挖长壕,固为扼吭之善策,第此时贼之不出,非尽穷蹙,实故意老我师以待彼之南援。”他认为,阜城内的太平军并非穷余末路之敌,而是故意等待援军到来,一旦两路太平军会师,“无异于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也”。

至二月二十日(1854年3月18日),山东巡抚张亮基又奏报,太平军援军已成功渡过黄河,进入山东金乡、鱼台两县境内,如若继续北上,不是兖州就是济宁,兖济以北无险可守,可由大道直扑德州,或由间道直扑省城。张亮基说自己一直在守卫德州,只有兵丁五百名,练勇两千名,他现在是把官兵留在了德州,自己带着两千练勇南下,但他担心“贼势猖獗,兵力单弱,不足以资抵御。”请求咸丰皇帝从阜城大营调派大员带领人马前来山东支援,协防德州。最后,这位革职留任的巡抚还不忘给咸丰皇帝出主意,说“东省地多平衍,利于骑兵。闻僧格林沁所带马队甚为骁健,可否酌派来东,以扼北窜。”

二月二十二日(1854年3月20日),咸丰皇帝又给僧格林沁发出谕令,让善禄率阜城大营2500名精兵同张亮基赴山东南路截击太平军援军(胜保其后又增派副都统魁福带吉林马队官兵五百名),胜保督带马步精兵进驻德州一带,担任善禄的后路策应。此后,一直到二月三十日(1854年3月28日)期间,咸丰皇帝一直在催促僧格林沁出兵,他的谕令中满篇斥责之言,说僧格林沁“该大臣等自必胸有成算,不致徒仛空言,……以厚集之兵,乘得胜之势,蕞尔小邑,岂难攻克?……不趁此时殄兹穷寇,一味迁延玩误,实不解是何意见?”他还直接指出僧格林沁、胜保二人关系不睦,因此平时也经常鼓励二人,希望他们同心合力,迅速立功。如果还是为一己之私,两相不下,“稍有天良,不应如此”。

对僧格林沁辩称的太平军层层设置的鹿角木栅七八尺至丈余不等,咸丰皇帝直接朱批反问“若果穷蹙能如是乎?”对于僧格林沁称太平军设置了七八层鹿角木栅,咸丰皇帝朱批认为,如果当初趁太平军刚到阜城时速剿,何至于此等等。足见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和胜保畏战怯战十分不满,也反映出这时的太平军北伐队伍主力仍然有着较强的战斗力。

太平军由献县、富庄驿至阜城南撤路线

在三月一日(1854年3月29日)他再度谕令僧格林沁、胜保时,明确表明“僧格林沁、胜保仍前大意,不即速筹剿办,致令南贼乘虚北窜,复有勾结蔓延情事,朕必将该大臣等身家性命相抵,别无他论也。”

面对皇帝一道道圣旨的催促,僧格林沁也是挤牙膏一般不得不出兵。在二月二十五日(1854年3月23日)时,清军开始用大炮进攻阜城东、西两门,太平军北伐队伍首领之一的吉文元不幸被击中,当场阵亡,严重削弱了北伐军的领导力量。不过即使如此,僧格林沁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破城方法。

一直到到三月初二(1854年3月30日),僧格林沁派出马步各军埋伏在红叶屯、塔儿头两村附近,并让宁宗扬等七名太平军的叛变者在两村外向太平军官兵劝降喊话。此后,从红叶屯冲出了三、四百名太平军,又从阜城东南关冲出了二百余名太平军,清军等其离城后发起攻击,枪箭齐发,“殄毙红叶屯贼匪二百余名”,清军侍郎庆祺所部与东南关扑出的太平军交火,“殄毙多兵,余匪退入贼巢。我兵勇伤亡三十余名。”

根据山东巡抚张亮基三月初三(1854年3月31日)的奏报,太平军北伐援军已于前日到达了临清城南的李官庄,距离州城仅二十五里。这时的援军距阜城的太平军北伐队伍仅二百余里。两军如果合兵,将对扭转战局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日,胜保由阜城分出六千余名马步官兵南下前来拦截,进至故城县、清河县一带,善禄绕赴馆陶、冠县西北。此前,僧格林沁、胜保还派总兵桂龄带西宁固原河州兵一千余名、台禄带吉林马队二百五十余名驰援德州。

清军在阜城分兵后,这样包围阜城的清军在僧格林沁统率下,有京旗及蒙古官兵七千余名,胜保留下的马步军一万四千余名,庆祺统率的两千余名,共计两万三千余名。

至三月初四(1854年4月1日),清军又多次炮击红叶屯,逼迫太平军冲出村寨后,又命都统西凌阿、将军瑞昌督率马队由村南绕至村东。伏击太平军。三月初六(1854年4月3日),又组织了九百人的敢死队,强攻红叶屯,并派副都统达洪阿,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副都统郭什纳各带兵勇四面围攻。都统西凌阿、侍郎培成等人率马队各路接应。正当清军四面进攻之时,塔儿头、阜城内的太平军突然杀出,清军的马队、步军与其混战一起。“毙贼三百余名,……我兵阵亡三名,受伤六十余名。”

虽然是再战获胜,但清军仍未攻破太平军的大营。咸丰皇帝显然对这类奏折看的太多了,给僧格林沁朱批中说“不过仍是小胜,何日方能滅事?殊深焦急。”时间久了,僧格林沁也自知无话可说,他向咸丰皇帝奏称调集大炮,并自请治罪。咸丰皇帝在三月十三日(1854年4月10日)给僧格林沁的谕令中,斥责僧格林沁是无能并推卸责任,他说“岂谓有此一奏便可卸罪耶?……该大臣乃称非敢有心迟延,实因无能所致。”

到三月十五日(1854年4月12日)僧格林沁先是用炮轰城,太平军闭营不出,他再度故技重施,让宁宗扬等七名投降的太平军在前面为诱饵,在村内埋伏,诱骗城内太平军出城,以图再次歼灭,结果收益甚微。就在同日夜,太平军北伐援军从西南、正西方向挖地道用地雷攻进了临清城。这让咸丰皇帝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当即将胜保、善禄、崇恩等人革职。次日,胜保等人又夺回了临清州城,此后太平军援军也逐渐走向南溃之路。

而僧格林沁方面,在三月二十一日(1854年4月18日)奏称,对于坚守不出的阜城太平军,他也是无计可施。另根据抓获的太平军俘虏供称,在阜城的太平军仍有大约万余人,占据城关村庄四处。期间他一度是设法诱使太平军出城,但仅是小有斩获。至二十三日(1854年4月20日),约四五千名太平军,出阜城南,有突围之意。咸丰皇帝又命僧格林沁督率兵马,加上新到的火器营,加紧攻下阜城。

到四月初,僧格林沁又命人在阜城四周开挖地道、布设地雷,以图攻破县城,但未得逞。而阜城内的太平军一度从南、北两个方向杀出,也均告失败。此后,“僧格林沁曾带亲兵数人,轻骑诱贼,为贼匪大股抄围。”咸丰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制止僧格林沁的冒险行动,说“朕即有朱批详示,并非教以畏葸,轻敌冒险。该大臣务饬将士将阜城贼匪设计殄除,于勇往之中,仍寓持重之意,庶免朕心悬系。”

四月初六(1854年5月2日)夜间,阜城内太平军突然趁风势猛攻清军设置的长壕,向东南方向清守防守薄弱的培成等人的营盘抛掷火弹喷筒,焚烧帐房。慌乱中的僧格林沁催调各营马队,合力截击,事后,因防范不力,培成被摘去了顶戴。

但即使如此,清军还是没有做到严防死守,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到了四月初九夜,已感粮缺无援的太平军北伐队伍终于突破了清军阜城大营,撤出阜城,退往了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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