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由富庄驿退入阜城后，僧格林沁紧追不舍，将屯驻阜城的太平军北伐队伍团团围住，开始了蚕食进剿。清军在二月十四日休整一天，同时进一步摸清了太平军在阜城周围的部署情况。
二月十五日（1854年3月13日），僧格林沁瞄准了阜城外围易于攻取的对寨、连村、杜家场三个村庄。清军派出副都统达洪阿率史荣春、龙汝元带领健锐、火器、技勇、廷捕各营进攻对村西面，副都统郭什纳带领健锐营攻打对村南面；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带领两翼八旗官兵进攻连村北面，侍卫达崇阿带领哲里木盟官兵进攻连村东面；绥远城将军善禄率孔广顺、吴灿等带领天津、固原、正定、河州、西宁、凉州各步队官兵及练勇进攻杜家场，另有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公棍楚克林沁、侍郎培成等各带马队官兵在村南列队。僧格林沁、胜保则分兵督战。
此日，清兵同时发起进攻。对村、连村驻守的太平军依靠墙垣向外连环放枪，清军步步进逼，攻至木栅，两村之间扑出一千余名太平军，打算抄清军后路，僧格林沁先命马队全力截击，又命步队极力攻打两村。太平军方面有五、六百人在房顶用枪炮还击，七、八百人操刀持矛在村内依托工事抵抗。清军拉开木栅攻入村内，展开一场屠杀，“村内逆匪无一名走脱”。
杜家场方面，“该逆约有一千余名”，清军用草束、火药烧毁太平军设置的鹿角栅，火势蔓延至周围的房屋，清军“连杀逆匪二百余名”，又借势攻入村内，双方在大火中厮杀成一片。胜保见村内烟火猛烈，又让南侧的清兵撤回，诱出太平军“五六百名”，进行截杀，“所有扑出逆匪全部剿灭”。
对村、连村扑出的一千余名太平军在被僧格林沁的马队截住以后，一度想退入阜城西门，清军“紧紧追击，登时毙贼五六百名，匪亡命奔窜”，这时阜城内的太平军又派出援兵前来接应，正赶上得胜后的胜保率清兵与僧格林沁合兵一处，“复又毙贼三四百名”。
根据僧格林沁的奏报，此役双方交战六个小时之久，太平军失去了对村、连村、杜家场三处阵地，“统计歼毙三千余名，生擒长发老贼三百余名，……其烧毙投环投井自刎者不计其数”。而清军方面，“各营阵亡官员二员，兵十名，受伤官兵十九员，兵勇一百八十六名。”僧格林沁最后称“北窜之虞，似可无虑”，但咸丰皇帝最后的朱批是“斩获甚多，但县城未复，终恐思窜”。
此役过后，太平军大部被压缩至阜城内。
清代阜城县境图
在阜城待援的太平军虽离直隶省中心越来越远，但咸丰皇帝仍是心有余悸，在二月十六日（1854年3月14日）他先给僧格林沁和胜保发了一道谕旨，要求僧格林沁和胜保“迅拨马步精兵一千名，拣派得力大员管带，星夜驰赴河南归德一带，探明贼踪所向，迎头截击。……断不准令皖匪闯入豫境，蔓延为患。”又给直隶总督桂良的一份谕旨中说：“逆匪声东击西，是其惯技，现虽逃窜东南，距省较远，亦难保不分股乘间又图他窜”，他要求桂良和提督张殿元要察看好时机，参与堵防，不能一味的窝在省城不出兵。咸丰皇帝虽然有此安排，但仍然没有挡住太平军援军北上的步伐。
此后，咸丰皇帝又在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曾连续发出谕旨，要求僧格林沁、胜保酌情分兵归德府或克阜城后分路南下。此后，见僧格林沁、胜保迟迟不进剿阜城，又在二十日（1854年3月18日）谕令催促僧格林沁、胜保二人出兵。僧格林沁回复说，之所以不出兵是因为在二月十五日之战中，太平军受到了重创，一直死守不出。
僧格林沁解释说，早先太平军在阜城外围占据了九处村庄，在连续两次进攻之后，清军已经夺取了七处，还剩下塔儿头（今阜城县阜城镇塔头村）、红叶屯（今阜城县阜城镇红屯村）两处村庄，太平军设置了层层鹿角栅，并用铁锁勾连，清军连日进攻，拖拉木栅，均告失败，而且这些木栅多为新砍伐树木，采取火攻也效果不好。太平军一直坚守不出，还一度向外施放枪炮，清军伤亡了二百余人都未能攻入村内。而阜城内的太平军主要集中在东关和南关两处，城池虽完好，但城内房屋无多，积水严重。
僧格林沁继续采取“聚而歼之”的策略，命各营环绕阜城挖土掘壕，打算困住太平军，等大炮到位后，采取炮击，打开缺口后再全面进攻。
对于僧格林沁报喜不报忧的一套托辞，咸丰皇帝很是不满，他又狠批了僧格林沁一通，说“数日来满望可接捷书，何以令该逆又成死守之势？挑挖长壕，固为扼吭之善策，第此时贼之不出，非尽穷蹙，实故意老我师以待彼之南援。”他认为，阜城内的太平军并非穷余末路之敌，而是故意等待援军到来，一旦两路太平军会师，“无异于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也”。
至二月二十日（1854年3月18日），山东巡抚张亮基又奏报，太平军援军已成功渡过黄河，进入山东金乡、鱼台两县境内，如若继续北上，不是兖州就是济宁，兖济以北无险可守，可由大道直扑德州，或由间道直扑省城。张亮基说自己一直在守卫德州，只有兵丁五百名，练勇两千名，他现在是把官兵留在了德州，自己带着两千练勇南下，但他担心“贼势猖獗，兵力单弱，不足以资抵御。”请求咸丰皇帝从阜城大营调派大员带领人马前来山东支援，协防德州。最后，这位革职留任的巡抚还不忘给咸丰皇帝出主意，说“东省地多平衍，利于骑兵。闻僧格林沁所带马队甚为骁健，可否酌派来东，以扼北窜。”
二月二十二日（1854年3月20日），咸丰皇帝又给僧格林沁发出谕令，让善禄率阜城大营2500名精兵同张亮基赴山东南路截击太平军援军（胜保其后又增派副都统魁福带吉林马队官兵五百名），胜保督带马步精兵进驻德州一带，担任善禄的后路策应。此后，一直到二月三十日（1854年3月28日）期间，咸丰皇帝一直在催促僧格林沁出兵，他的谕令中满篇斥责之言，说僧格林沁“该大臣等自必胸有成算，不致徒仛空言，……以厚集之兵，乘得胜之势，蕞尔小邑，岂难攻克？……不趁此时殄兹穷寇，一味迁延玩误，实不解是何意见？”他还直接指出僧格林沁、胜保二人关系不睦，因此平时也经常鼓励二人，希望他们同心合力，迅速立功。如果还是为一己之私，两相不下，“稍有天良，不应如此”。
对僧格林沁辩称的太平军层层设置的鹿角木栅七八尺至丈余不等，咸丰皇帝直接朱批反问“若果穷蹙能如是乎？”对于僧格林沁称太平军设置了七八层鹿角木栅，咸丰皇帝朱批认为，如果当初趁太平军刚到阜城时速剿，何至于此等等。足见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和胜保畏战怯战十分不满，也反映出这时的太平军北伐队伍主力仍然有着较强的战斗力。
太平军由献县、富庄驿至阜城南撤路线
在三月一日（1854年3月29日）他再度谕令僧格林沁、胜保时，明确表明“僧格林沁、胜保仍前大意，不即速筹剿办，致令南贼乘虚北窜，复有勾结蔓延情事，朕必将该大臣等身家性命相抵，别无他论也。”
面对皇帝一道道圣旨的催促，僧格林沁也是挤牙膏一般不得不出兵。在二月二十五日（1854年3月23日）时，清军开始用大炮进攻阜城东、西两门，太平军北伐队伍首领之一的吉文元不幸被击中，当场阵亡，严重削弱了北伐军的领导力量。不过即使如此，僧格林沁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破城方法。
一直到到三月初二（1854年3月30日），僧格林沁派出马步各军埋伏在红叶屯、塔儿头两村附近，并让宁宗扬等七名太平军的叛变者在两村外向太平军官兵劝降喊话。此后，从红叶屯冲出了三、四百名太平军，又从阜城东南关冲出了二百余名太平军，清军等其离城后发起攻击，枪箭齐发，“殄毙红叶屯贼匪二百余名”，清军侍郎庆祺所部与东南关扑出的太平军交火，“殄毙多兵，余匪退入贼巢。我兵勇伤亡三十余名。”
根据山东巡抚张亮基三月初三（1854年3月31日）的奏报，太平军北伐援军已于前日到达了临清城南的李官庄，距离州城仅二十五里。这时的援军距阜城的太平军北伐队伍仅二百余里。两军如果合兵，将对扭转战局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日，胜保由阜城分出六千余名马步官兵南下前来拦截，进至故城县、清河县一带，善禄绕赴馆陶、冠县西北。此前，僧格林沁、胜保还派总兵桂龄带西宁固原河州兵一千余名、台禄带吉林马队二百五十余名驰援德州。
清军在阜城分兵后，这样包围阜城的清军在僧格林沁统率下，有京旗及蒙古官兵七千余名，胜保留下的马步军一万四千余名，庆祺统率的两千余名，共计两万三千余名。
至三月初四（1854年4月1日），清军又多次炮击红叶屯，逼迫太平军冲出村寨后，又命都统西凌阿、将军瑞昌督率马队由村南绕至村东。伏击太平军。三月初六（1854年4月3日），又组织了九百人的敢死队，强攻红叶屯，并派副都统达洪阿，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副都统郭什纳各带兵勇四面围攻。都统西凌阿、侍郎培成等人率马队各路接应。正当清军四面进攻之时，塔儿头、阜城内的太平军突然杀出，清军的马队、步军与其混战一起。“毙贼三百余名，……我兵阵亡三名，受伤六十余名。”
虽然是再战获胜，但清军仍未攻破太平军的大营。咸丰皇帝显然对这类奏折看的太多了，给僧格林沁朱批中说“不过仍是小胜，何日方能滅事？殊深焦急。”时间久了，僧格林沁也自知无话可说，他向咸丰皇帝奏称调集大炮，并自请治罪。咸丰皇帝在三月十三日（1854年4月10日）给僧格林沁的谕令中，斥责僧格林沁是无能并推卸责任，他说“岂谓有此一奏便可卸罪耶？……该大臣乃称非敢有心迟延，实因无能所致。”
到三月十五日（1854年4月12日）僧格林沁先是用炮轰城，太平军闭营不出，他再度故技重施，让宁宗扬等七名投降的太平军在前面为诱饵，在村内埋伏，诱骗城内太平军出城，以图再次歼灭，结果收益甚微。就在同日夜，太平军北伐援军从西南、正西方向挖地道用地雷攻进了临清城。这让咸丰皇帝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当即将胜保、善禄、崇恩等人革职。次日，胜保等人又夺回了临清州城，此后太平军援军也逐渐走向南溃之路。
而僧格林沁方面，在三月二十一日（1854年4月18日）奏称，对于坚守不出的阜城太平军，他也是无计可施。另根据抓获的太平军俘虏供称，在阜城的太平军仍有大约万余人，占据城关村庄四处。期间他一度是设法诱使太平军出城，但仅是小有斩获。至二十三日（1854年4月20日），约四五千名太平军，出阜城南，有突围之意。咸丰皇帝又命僧格林沁督率兵马，加上新到的火器营，加紧攻下阜城。
到四月初，僧格林沁又命人在阜城四周开挖地道、布设地雷，以图攻破县城，但未得逞。而阜城内的太平军一度从南、北两个方向杀出，也均告失败。此后，“僧格林沁曾带亲兵数人，轻骑诱贼，为贼匪大股抄围。”咸丰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制止僧格林沁的冒险行动，说“朕即有朱批详示，并非教以畏葸，轻敌冒险。该大臣务饬将士将阜城贼匪设计殄除，于勇往之中，仍寓持重之意，庶免朕心悬系。”
四月初六（1854年5月2日）夜间，阜城内太平军突然趁风势猛攻清军设置的长壕，向东南方向清守防守薄弱的培成等人的营盘抛掷火弹喷筒，焚烧帐房。慌乱中的僧格林沁催调各营马队，合力截击，事后，因防范不力，培成被摘去了顶戴。
但即使如此，清军还是没有做到严防死守，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到了四月初九夜，已感粮缺无援的太平军北伐队伍终于突破了清军阜城大营，撤出阜城，退往了连镇。
（本文原创：史说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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