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历史上最大的惨败，8.6万人只剩3万，罪魁祸首却推卸责任|李德|林彪|长征

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重要力量。但这个过程并非是单纯的“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经过拼搏奋斗，付出流血牺牲得来的。

军史上有四次惨败，其中包括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时的湘江战役。近读叛徒王明的回忆录，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他竟然无视此役的惨痛损失，轻描淡写地说遵义会议之前的长征是“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向前行进”。

王明还说：“遵义会议以前，战斗次数并不多，因为在沿两广边境行军时，没有必要投入战斗。（蒋介石）的部队，只能间或同红军交火。” “（减员）首先是逃跑了近三万人”。他甚至说：“毛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政治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损失。”王明甚至没弄清楚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被排挤的状况，王明的说法，长征仿佛并非被迫，而是毛主席率领下主动进行的。一路上也没打仗，根本没湘江战役，减员是因为逃兵。其实他才是红军被迫长征以及湘江战役惨败的罪魁祸首，这样推卸责任，更显出这个人毫无担当，无耻之极。

无独有偶，当事人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写到：“（湘江后）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这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也就是说在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组建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前的水平。”按李德的说法，红军根本就没损失。这怎么解释减员大半的红九军团？军团长可是百战成钢、“从奴隶到将军“的罗炳辉啊！

聂荣臻生动地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李德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那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狼狈相，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反而迁怒于人。”蒋介石接到前方战报，在12月1日日记中写到：“匪在全州西北受创。“白崇禧在台湾口述历史时说：“俘虏匪军七千余人，获枪械三千余枝。我方为纪念此一大捷，特摄有七千俘虏之影片。”

一、“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

对于王明路线的危害，毛泽东数十年后还耿耿于怀地说：“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开始长征，出发时人数8.6万；12月初湘江战役之后，只剩下3万多人。

王明以前在党内地位很高，曾短暂担任过代理书记，后长期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让自己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自己进行遥控指挥。1937年，身披多重光环的王明回到陕北，“给山沟沟送来马列主义”。王明口才十分了得，特别是1935年，他遵照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总结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八一宣言），转变了党的方针。他的归来，令两个人压力山大，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毛主席。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他（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已枪决了。”李特、黄超是四方面军中张国焘的坚定追随者，随西路军余部千难万险到达新疆，没想到被王明归国途中“清理”。张国焘不由得担心自己会被王明干掉，干脆一走了之，趁1938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时，叛逃去了国民党那边。

1934年的潇湘河畔，毛主席的职务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长征离开根据地，这完全成了一个空头衔。他的“游击”战术当时正被批判和嘲笑，甚至差一点被留在江西不让跟着长征。主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是“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军事决策者，是德国人李德。

李德是按教科书打仗，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就说：“……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益少而地益蹙。”一线指挥战斗的彭德怀更是气愤至极，他对李德咆哮道：“想停止（追击）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硬打硬拼的结果，是红军被迫长征。

二、李德是个偶然

长征开始一连突破前面三道封锁线，战斗不很激烈，主要是军阀们 “防蒋甚于防共”，不愿与红军硬拼。因为他们明白，蒋介石的计谋，就是“驱虎吞狼”——红军是虎，各地军阀就是狼。长征开始前，何长工、潘汉年受周恩来派遣，带着朱德的亲笔信，秘密来到粤军的地盘，与陈济棠的代表达成了“借道”协议。谈判即将结束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方代表怀疑地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机智地回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要高飞了。”

这样的协议绝非偶然！军阀混战，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因素之一，毛主席早有深刻认识。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文是写给林彪的回信：《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阐述道：“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表面统一了全国的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同时，岂容各地军阀在其卧榻之侧酣睡？他的策略在给薜岳的指令中明确地说：“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

红军突破了三道封锁线，到来潇水以西、湘江东岸，蒋介石觉得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驱动中央军和桂湘粤滇3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对8万红军实现合围。薜岳说：“力求压迫其主力决战于湘江，进入我天炉阵而击破之。”

好在，红军破获了敌人的电报，得知前方有这么大一个陷阱！

红军得知前面是个坑，怎么办？结果李德的决定是：计划不变，继续向前。

“虽千万人吾往矣”，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力。萧峰得知聚贤庄大会讨伐自己，敢带着阿朱前往，既勇气可嘉又武功高强，但如果不是他诈死的老爹相助，一样会命丧当场。1934年的红军为什么继续往口袋时钻，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决策的错误和颟顸。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来到中国是个偶然，成为红军的最高决策者，更是偶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各色人等在这里交汇，也是各路间谍活动的天堂。1931年，共产国际的信使在新加坡被逮捕，顺着邮政信箱找到了上海，共产国际联络站的间谍牛兰夫妇被捕。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当时德、日关系不错，于是派遣两个德国籍党员，各携带2万美元，途经东北送来。两个人都完成了任务，其中一人与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博古（秦邦宪）相聊甚欢，没有回去。他就是奥托·布劳恩，后来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德。

红军一头扎进了敌人的“口袋”，前有湘江后有潇水，强敌环视，战云密布。但此时先头部队赫然发现，作为湘江重要的军事据点全州，竟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毫不设防！

三、白崇禧的小算盘

负责防守湘江的，是两支部队：北段是湘军何键，南段是桂军白崇禧。

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对于老蒋的心思自然心知肚明，他直白地对身边的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顺路进入广西）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所以桂军的策略，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本来布防在湘江的桂军，借口广西门户龙虎关受红军攻击，要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于是撤掉了湘江防线。桂军一个叫梁津的团长不理解，他回忆道：“（师长）忽从文市来电话，命我放弃阵地……因我当时不知其情，抗不奉命。（对师长说）‘师长须有书面命令与我，……否则绝不敢从命。‘晚七时，师部文件送达，我才开始向黄牛镇撤退。”桂军十五军参谋长蓝香山回忆：“……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白崇禧和刘斐曾到兴安第十五军对夏威和我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道路任其通过。”

相比之下，湘军何键更积极一些，因为预判红军的方向是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但只要不这样走，湘军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时任湘军十九师师长的李觉回忆：“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

在这样的心理下，湘江防线漏出一道大空隙，但是，红军并没有利用这个空隙直抵湘江突围而去，而是在潇水边的道县莫名其妙地停留了三天！为什么会停留这要命的三天，没有资料明确记载，只有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是中央争论前进方向，开了两天会……

是不是李德说的这样呢？孤证不立，兼听则明。比如，前面说李德是来送钱的信使，但李德在回忆录里对送钱的事只字未提，直言自己就是派来的军事顾问。至于共产国际真的派来了一位叫弗雷德的军事顾问，李德解释弗雷德是总顾问，这位总顾问在上海遥控瞎指挥，福建事变应该与东南方向合作时，总顾问却要求去进攻西北方向。是这位叫弗雷德的人水平不行吗？也不见得，他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场上声名显赫的克勒贝尔将军。只能说，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国情。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共产国际明确规定：“（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切的说法，军事顾问得到指挥权，是“送”给他的。因为年轻（二十几岁）的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他需要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帮助指挥军队，并树立自己的权威。被奉若神明的李德，不过读了四年军校，没有任何指挥经验。我觉得，这里面不仅有对共产国际的盲从，还存在中国人向来的心理：“外来和尚会念经”。李德来华60年之后，九十年代，又一位德国顾问来到中国，他就是中国足球主教练施拉普纳。一时万众欢腾，仿佛有了这位救世主，国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指日可待。某年春晚，牛群冯巩的相声，吹捧“施大爷”到了肉麻至极的程度。这一幕何其相似！

得知湘江门户洞开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一面命令湘军占领全州，一面力催桂军回防湘江。战机转瞬即失，湘江血战在即！

四、搬家式行军

湘江全州至兴安之间，三十公里的江段，搭起四座浮桥，这是红军的生命通道。林彪率红一军团在通道北端，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南端，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后，红八、红九军团在周围作牵制，中间夹着两个纵队：红军总部所在的第一纵队，中央机关和后勤机构组成的第二纵队。

这是一次搬家式的行军。8万6千人中，战斗人员只有5万，带着大量的机器等物。李德在其回忆录中责怪说，让大量非战斗人员一起长征和搬运物资上路，是周恩来的主意；但他没说，红军主力离开后，剩下的人怎么办？让他们自生自灭吗？离开江西苏区时，没有人料到这将是震烁历史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为到湘西跟贺龙汇合后，马上就能重建根据地，所以，什么东西都带着。

但不能否认“大搬家“的失策。红四团团长耿飚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中央纵队行动较慢，那些又笨又大的辎重，完全靠肩扛手搬，有时一天移动不了几里路。……那架照像的大家伙（爱克斯光机），得用七八个人用手捧着，就像捧着一个瓷碗一样，小心翼翼地蠕动在行军队列里。“

55年中将、后来曾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当时只有20岁。他回忆：“红军长征几天后，运输部队‘走不动’，问题很多。” “全队约有一千副挑子，约三百副是手榴弹半成品。抬运的机器中多是‘洋机器’，用电才能开动，在兵工厂从来没用过（因为没电）。”后来掉队的实在太多，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将几个运输队合并到一起，由邱会作统一指挥，“只能带弹药、医药、现金（主要是银元和金条）、宣传品，其余的一律处理掉。”运输队在一个叫八丘田的村子里进行了快速整顿，比计划提前三小时出发。“后面负责护卫的五军团不断来询问情况，他们说，你们提早了三小时出发，我们不知道减少了多少伤亡呀！”

五、激战湘江

军情如火！“放水“整整五天的桂军回到湘江防线，开始攻击防守在新圩、界首的红三军团。桂军是李宗仁一手调教的“狼兵”，北伐时期第七军被誉为“钢军”。红三军团同样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彭德怀性如烈火，治军严厉。两军交上手，打得万分激烈。

《彭德怀自述》中说：“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 55年十大将之一、时任红三军团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我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张锡龙、洪超两位师长先后牺牲，湘江战役时师长是张宗逊。“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55年中将、当时任红三军团营长的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生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1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10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

红一军团面对数倍于我的湘军，脚山铺阵地被反复冲击。“无湘不成军“，湘军组织起军官敢死队冲击红三团的米花山阵地，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林彪将电话要到一师的李聚奎那：“告诉黄永胜，我们是红一军团！”黄永胜热血往上一冲，”刷“地抽出肩背的大刀，一声大吼：“我们是红一军团！”跃出战壕冲向敌群。

红四团团长耿飚当时身患疟疾，带病指挥战斗。“三十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激战中，易荡平同志（五团政委）身负重伤，眼看敌人已扑上来，大叫抓活的，他便命令警卫员给自己补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忍下手。他夺过枪，实现了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12月1日战斗紧要之处，军团指挥所差点被打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心有余悸地写到：“这一天，一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我。我说，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牺牲，林彪在《悼左权同志》中深情地写到：“……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漩涡……我们曾各自拔出了手枪，向敌人连放。”

据说，渡过湘江的毛主席，连念了三声“阿弥陀佛”……

六、损失过半！

就在前方两个军团拼死守卫湘江浮桥的紧急关头，中央纵队离湘江还有80公里。但就这80公里，整整走了4天！聂帅回忆当时的情形：“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接近（1日）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

红五军团是全军后卫，他们面对20倍于已的敌人，是“轿子”的底，情况更加惨烈。电视剧《绝命后卫师》描写的就是红34师。他们护卫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自己退路被完全切断，阵地淹没在战火之中，全师伤亡大半，弹尽粮绝，孤军奋战。师长陈树湘带着剩余的人突围，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突围失败，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牺牲。陈树湘腹部受重伤，不幸被俘。刚烈的陈树湘扯断自己的肠子自尽，坚决不当俘虏！

“湘江一战，损失过半。”三个实力最强的一、三、五军团，各减员50%；第九军团减员70%；最惨的第八军团，1.1万人只有800人过了湘江，最后收拢残部，仅剩下1200人！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面对湘江战役如此重大的损失，大家开始总结指挥上的错误，思考红军的前途，这才有了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

“为什么战旗这样红？英雄的鲜血染红它！”红军将士虽然付出沉重代价，但硬是凭着铁血意志，打破了敌人设置在湘江河畔这个“天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