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一下“酱香型科技”和“茅台院士”的事情。
最近，2021年两院院士候选人拟推荐名单相继公布。贵州省科协推荐了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入围了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的名单。
▲ 茅台集团总工程师 王莉
这条寻常又普通的新闻一下子就让很多人震惊了——真就“酱香型新科技”呗！
在大众传统的视角下，只有在科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获得院士的称号。因为院士，是中国科技金字塔塔尖上的存在。
其实，除了这次的“茅台院士”，早年间的“烟草院士”也引发过舆论争议——2011年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1年当选院士名单”，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院谢剑平的当选也引发了巨大的网络争议。
▲ 谢剑平院士
今天的“茅台院士”只能说是当年“烟草院士”的复刻。
每两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会选拔出数十名院士。尽管也会成为新闻，但很少引起舆论热议。
“茅台院士”之所以能引起舆论旋风，是因为“茅台”二字。在2020年这个风云变化奇诡莫测的年份，在中国科技遭遇打压的关键时期，中国股市头牌牛股居然是个以传统酱香型白酒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难免让人感到惊讶。
更惊讶的是，这个领域里居然要出院士了——这正是舆论震怒的地方。所以我们才能听到各种鬼畜的说法——“酱香型科技”，“7nm酱香光刻机”，“茅台是酱香型科技，那么我五粮液必然是浓香型科技”......
我最近看到有很多文章在指名道姓地批判茅台集团总工程师王莉，我觉得这样有失偏颇，也没什么意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大道理很简单，但大道理我们从小就知道了，哪还用得着现在反复说？
我们真正需要思考和分析的是“茅台院士”事件背后的底层逻辑，对此，我的观点是：
王莉总工的学术成就恐怕不够当选院士，大概率陪跑；贵州出“茅台院士”的原因在于贵州科技产业不发达；“茅台院士”之所以惹争议，因为它意味着市场上游资热钱的胜利。
“茅台院士”能不能
成为真的院士？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现行的院士评选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是：
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是：
在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专家，可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注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科学院院士需要“在科学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重在理论突破；工程院院士需要“在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重在技术应用——前者某种意义上需要做到“开宗立派”，后者则需要“学以致用”。
但不管怎么说，不论是科学院的院士还是工程院的院士，都一定对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不过有的贡献我们很快就能见到成效，有的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见证。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院士，那么其实从本科时期就要开始努力了。
在读大学的时候，TA就必须要展现出惊人的科研才华和素质。除此之外，TA还需要强大的热情和坚持，因为TA需要将这种才华连续燃烧几十年，且每隔一两年就要有重大的成果。因为只有这样，TA才可以在学术圈子里获得足够的知名度，也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获得世界的认可。
然后当TA步入壮年，在50岁上下的时候，就可以问鼎院士的桂冠了。
以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争中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人民英雄”称号的陈薇院士为例：
▲ 抗疫一线的陈薇院士
1966年，出生于浙江兰溪。
1984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18岁）
1988年，免试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22岁）
1991年，硕士毕业，参军入伍，在军事科学院工作（25岁）
1995年，考取军事科学院微生物学博士（29岁）
2000年，晋升副研究员（34岁）
2002年，破格晋升研究员，享受首批军队特殊人才津贴（36岁）
2003年，成为微生物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37岁）
2006年，担任军事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所长（40岁）
2008年，汶川地震后，担任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卫生防疫组组长（42岁）
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安保军队指挥小组专家组成员（42岁）
2011年，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45岁）
2012年，担任军事医院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46岁）
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48岁）
2015年，率先研发埃博拉病疫苗，晋升少将军衔（49岁）
2016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50岁）
2017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51岁）
201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3岁）
......
从上述履历中我们就能够看出，最终能够成为院士的人才们，基本上在大学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在此后的工作中也不断进取，不断做出贡献，基本上每隔1-3年就会有一定的进步。
院士，是站在中国科研金字塔尖顶上的人。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而这次我们讨论的茅台集团总工程师王莉，就我个人看来，恐怕还没有优秀到能够成为院士的地步。但我们要注意，我们决不可以因此就认为别人的工作“没有意义”——王莉总工的履历只是还没有强大到“院士”这个级别，但也绝对是扎扎实实的科学工作者。
▲ 食品工程也是一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科学
王莉总工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王莉总工1972年出生，1994年从西北轻工业学院食品专业毕业后，来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分配在科研所分析组工作。
2010年前后，王莉主持开展了“白酒食品安全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有效提高了对白酒内农药残留物质、重金属、塑化剂检测等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引进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食品安全上的保证。
因此，在食品工程领域，王莉总工100%是有所贡献的，她绝对当得起一名优秀的劳动者。
可如果想成为院士，我恐怕这远远不够。
根据知网上查得的数据来看，王莉总工共发表了51篇中文论文，其中33篇关于酒中各种成分的分析（有机酸、铅、农药等）。然而，这些论文不论是学术重要性还是影响力方面都很难和其他院士的成就相媲美。
提名王莉的贵州省科协作为“学术团体”，按照我国目前的院士评选标准是完全有资格进行提名的。只不过，提名归提名，是否能进入中国科协的提名，是否能够成为有效候选人，是否能通过往后的三轮评审，都还是未知数。
总之，现在就揪着“茅台院士”大呼“中国科技要完”，总给人一种想搞个大新闻的意思。
“茅台院士”的底层逻辑
在我看来，与其抓着“茅台院士”的资格不放，还不如仔细盘一下出现“茅台院士”的底层逻辑。
我一直坚信“人性是相通的”：河南人、贵州人、湖北人、浙江人......大家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按理说，河南和贵州有“烟草院士”和“白酒院士”，那么湖北也应该会有“白云边院士”、“黄鹤楼1916院士”。
然而，湖北并没有——是看不起“白云边”？还是看不起“黄鹤楼”？开玩笑，怎么可能是因为这种搞笑的原因咧？
在我眼里，之所以会出现“烟草院士”和“茅台院士”，核心在于：当年的河南和如今的贵州，在经济和科技、教育资源上都相对落后，纵观全省都找不到几个搞高科技的地方，有时候，是真的没得选了！
我们看一下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就能知道很多信息：
2019年，在已经通过中国科协审核、成为“院士有效候选人”的各位科研人员之中：
在湖北的，至少20人，
在江苏的，至少16人，
在北京的，至少30人，
在贵州的，只有1人。
......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各地211/985大学的分布情况：
湖北 7所
江苏 13所
北京 26所
贵州 1所
......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各地候选人所研究的
专业领域：
湖北：
机械自动化、医学、军工、电子、
地球物理、车辆、精密仪器等
江苏：
电子、军工、材料、生物、新能源、
航海、食品、医学等
北京：
呵呵，你确定还需要我多说吗？
贵州：
环境工程
以上是2019年的，如果算上2021年的提名，除茅台集团的王莉总工之外的其他科研人员，也仅仅涉及了道路桥梁、地质勘探、网络安全三个领域。
院士是科研体系中的精英，高等院校是科研体系的中坚，产业是科研体系的实验场，没有足够多、足够好的大学，没有高度发达的产业，贵州要怎么才能出院士呢？
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作为经济强省或教育大省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也是贡献院士人数最多的几个省。
偌大一个贵州省只有贵州大学一所211，正如偌大一个河南省只有郑州大学一所211一样，我认为，这就是出现“烟草院士”和“茅台院士”的原因。
如果贵州也有很多重点大学，如果贵州也有很多高精尖的产业，如果贵州也像隔壁的四川、湖南一样承接了核工业、航空工业、天然气、装备制造之类的“大国重器”，怕是早就有许许多多原子能、航空、能源、车辆院士了，哪里还轮得上茅台呢？
▲ 茅台贡献了贵州6%的GDP和22%的财政收入
我其实很看好贵州的未来：过去，贵州的不发达主要归咎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理条件，但随着现在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地理因素带来的缺陷很快就会被弥补。
随着“中国天眼FAST”和各路互联网科技大厂都把数据中心设在贵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贵州将很有可能出现一批围绕太空和网络相关的产业。到时候，贵州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强势的专业和院校了。
“茅台院士”惹争议
主要原因是“茅台”
“茅台院士”能引爆这么强的舆论声浪，主要原因还是“茅台”。没办法，茅台的话题属性实在太强了。
从2020年A股的局势来看，茅台强得简直像个实力派。“酱香型科技”吊打半导体、新能源可不是吹的——宁德时代虽然不错，但不好意思，在茅台面前，确实是不够看的。
▲ 茅台的市值和股价比宁德时代都高出很多
闲话说完，我们来聊聊正事儿——茅台的超高市值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市值就是金钱来表示人们对于一家企业的预期。如果大家都觉得这家企业以后必定大富大贵，晋升世家，那么这家企业的市值就会坐着火箭原地起飞；反之，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企业大限将至，那么也就到了空头们喜闻乐见的“市值缩水”环节。
一般来说，传统行业的企业的市值都不怎么高——传统行业的模式基本上都是老套路了，钢铁煤炭行业的游戏规则从洛克菲勒那个时期就差不多固定了，想要迎来第二春的难度实在太大，爹不疼娘不爱，市值压根抬不起来。
▲ 中国石油每股3元不到，总市值不到5000亿人民币
而新兴互联网或者科技企业的市值往往就很高——谁也不知道这类企业未来能有多大的能耐，第一春甚至都还没来呢。
特斯拉就是其中典型，出故障？不要紧！火箭炸了？不要紧！怼国家电网？这个好像有点严重，不过外国人也觉得不要紧——大家都很看好它们未来的发展，所以就算暂时亏点钱也不要紧，然后特斯拉股价就上天了。
▲特斯拉每股781.3美元，总市值接近7500亿美元
再看看茅台，我们就知道这事儿有多邪乎了——贵州茅台，以酿造、销售中国传统酱香型白酒为主要业务，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传统企业，然而市值却奇高无比——这是完全违反常识的现象！
客观现象不会错，经济常识也不会错，那错的就是我咯！
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茅台当成了传统行业。
仔细想想吧，茅台到底是用来喝的“酒”，还是装在酒瓶子里的“黄金”？——你以为它是一家酒厂，不，你错了，茅台是一家“金融公司”。
▲ 传统企业的股价哪有这样的？
是的，作为传统行业的茅台绝不应该有如此高的市值，它的正常市值，只应该略略高于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品牌，怎么也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作为金融衍生品的茅台。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们说过：只有手握稀缺资源的企业才能够实现超额利润，比如掌握石油的能源企业、比如掌握货币的银行、比如掌握核心技术的芯片厂。
然而，茅台也是不折不扣的高利润企业。从销售收入来看，茅台和五粮液，一个13.7%，一个7.5%，茅台比五粮液高一点点而已，但如果看利润，那么茅台简直能把五粮液甩开两条街。
▲ 茅台的利润显然超高
因为稀缺，所以任性。稀缺，是茅台的核心属性。离开茅台镇就没那味儿的传说大家肯定都知道。尽管茅台集团已经连续扩产多次，产量从1万吨增加到了5万吨，但还是价格一涨再涨，毕竟，茅台镇就那么大一点地方。
除了客观层面的因素，茅台集团的分销策略也加剧了茅台酒的“稀缺性”——茅台酒不是有钱就能拿货的，分销商需要取得“特许经营权”才能销售——茅台货源事实上是完全垄断在集团手中的，一如中国所有的金矿也都在国家黄金管理局的手中。
相应地，如果你是茅台酒的分销商，在明知手握稀缺资源的情况下，你还会100%敞开卖酒吗？正常人此时的选择当然是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啦。
于是，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上的茅台酒就变成了一种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再加上它的各种“文化故事”，距离成为投资标的，就只差一步之遥。
踢进这临门一脚的，是市场上的热钱——随着2016/2017年的“史上最严限购令 ”的出现，各地纷纷开始限制房屋交易，无法投资于房地产的热钱急需找到一个出口，于是，一部分热钱就瞄准了同样具有稀缺性的“茅台”。
▲ 全国普遍限购的2016年
恰好也是茅台起飞的时候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飞天茅台真的飞天了。用来喝的茅台，变成了一种金融衍生品。餐桌上，杯子里装的不是酒，是一种证券。
尾声：
茅台，一记酱香型耳光
所以，从“妖股茅台”到“茅台院士”，这一切其实都是一个不太开心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核叫“不知道投资什么好”。
如果A股、基金、贵金属当年能争口气，那么也许热钱就会冲进股票这个水库，不会流向房地产，也就不会让很多人“望楼兴叹”，也不会有今日的“妖股茅台”，也就不会因为“茅台院士”引发如此多的议论。
当然，最不开心的或许就是贵州省了。当一家企业的收入占了全省GDP的6%，当一家企业的上缴利税占了全省预算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的时候。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是该说这家企业真厉害，还是说这个省的发展太不均匀，怎么就没有别的企业了 。
如果有朋友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拿广东省作为参考。华为的营业收入基本也占到了广东省GDP的7%，重要性和茅台不相上下。
但是，华为上缴利税超710亿元，远高于茅台的400亿，却只占广东省财政预算收入的5.7%——华为和茅台都是超级企业，但广东对华为的依赖远小于贵州对茅台的依赖。
贵州有茅台，这很好，每个省都应该有自己的知名品牌。但贵州不能只有茅台，贵州有“革命圣地”遵义，有“爽爽的贵阳”，现在也有了云上贵州和“中国天眼”，也应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和更多的企业。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仅仅贵州会有，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省份也会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均，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仍然停留在北上广深和东南沿海。对一个缺少资源、缺少科技产业省份来说，优先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头部企业”的问题，其次才是“强不强”的问题。
▲ 一个北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比整个中西部加起来都多
说穿了，“茅台院士”让我们感觉气愤的根本原因不是王莉总工如何如何。“茅台院士”的背后，是浮躁的游资热钱和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正统之争”，拼的就是一个价值观取向问题。茅台市值越高，就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越发地“脱实向虚”。
让人痛心的地方就在于此：市值反映的是人们对于一家企业的看法，当无数高科技企业的市值还比不上一个茅台，也就意味着资本压根儿看不起中国的科技企业。
当“茅台院士”出现之后，矛盾终于总爆发了：
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茅台院士”，不论最初推选的初心为何，哪怕王莉总工真的在食品工程上居功至伟，甚至都不重要了。这件事情将无可避免地滑向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浮躁的游资们赢了——他们不仅赢了里子，甚至还得到了面子。
▲中国股市前三：白酒、银行
美国股市前三：科技、科技、科技
我们能理解资本的逐利性，但我们无法忍受这么大的一记耳光。
这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院士所代表的科技人才和资本之间其实本不该“绝缘”。以岭药业的董事长吴以岭院士，光迅科技的余少华院士，中科曙光的李国杰院士都是“院士-高管”一肩挑的复合型人才。
但在“茅台院士”的故事里，这个逻辑走不下去了——“茅台”尽管可以归属于食品工程的范畴，王莉总工尽管有所贡献，但由于技术含量终究不够高，多少有点勉强。
只是，这么一对比，茅台高昂的市值越发显得尴尬了。
网上的段子说：“年少不知白酒香，错把科技加满仓”。听着好笑，实则可悲。我们从心底里无法忍受中国的产业也走上“脱实向虚”的不归之路，更希望中国能涌现更多硬核的科学家，也更希望“院士”的桂冠可以优先颁发给那些啃“硬科学”骨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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