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系统就分裂成了直、皖、奉三派。
皖系领导人段祺瑞，曾一度权势熏天，完全不将当时总统黎元放在眼里，于是有了后来的“府院之争”。
奉系领导人张作霖，崛起与草莽，但凭借审时度势和过人的手腕，最终攀上袁世凯这条大腿，并最终于关外称王，号称“东北王”。
直系名义老大曹锟，但实际最有影响力的是吴佩孚，在这三派之中，论军事能力吴佩孚甩段祺瑞、张作霖好几条街。
所以，直系和皖系开战，直系赢了，直系和奉系开战（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又赢了。
吴佩孚崛起于日俄战争期间，受重用于护国战争，成名于直皖战争，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取得大胜而达到声望顶峰。
吴佩孚虽说一个旧时代军阀，但他却有一腔爱国热血。
1919年全国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段祺瑞皖系力主巴黎和会签约，而直系坚决反对。吴佩孚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
“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
他还说：“青岛是中国领土，非倭人之私产也，况其地当要冲，为我国沿海第一门户 ，决不能送与外人，故全国公民应同心协力，誓死抗争，非达目的不止。”
当然段祺瑞是不会听他的，于是后来吴佩孚发动了直皖战争，最终将段祺瑞赶下台，此时的吴佩孚已成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实力派，连苏联都盯上了他。
此时的苏联在国际上极为孤立，他们急于寻求外援，但他们看上了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苏联人说：
“吴佩孚已成为中国核心政治的领导人物，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对我们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然而吴佩孚根本不搭理苏联人，不得已之下，苏联这才要跟孙中山联合。
1922年，由于政治利益矛盾，吴佩孚与张作霖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说：
“此战是共和与帝制的最后战争（他把张作霖看成帝制，因为张没有参加讨袁），胜则我解甲归田，败则我唯有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
此战表明了吴佩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4月29日，张作霖率12万大军分三路出击，欲将直系一网打尽，吴佩孚同样分兵三路迎击。
虽然奉系拥有12万人马，看似数量占优，但其战斗力却惨不忍睹，完全是土匪式打法，于是开战仅7日，奉系全面溃败。
此战张作霖的12万人战死2万余人，重伤逃亡1万多，投降直系军的4万多，张作霖仅剩3万多人撤回关内。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
“如今国政有三，一是官吏不卖国，二是武人不争地盘，三是召开国民大会。”他的意思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与道德礼仪结合的政府。
然而已经和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的老长官曹锟却不买账，导致吴佩孚的伟大政治理想无法贯彻，打了胜仗却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从这以后，吴佩孚与曹锟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但与此同时，直系另一位大将却趁势而起，他叫冯玉祥。
冯玉祥此人骄横跋扈，有时连大总统曹锟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吴佩孚。且冯玉祥绝非能久居人下之人，他是个想自己打出一片天的人。
而吴佩孚性情刚直，自然不会容这样的部下。吴佩孚是传统军人的风格，而冯玉祥则倾向孙中山的革命，在意识形态上二人也互不相容，翻脸是迟早的事，只待一个时机而已。
1924年9月，张作霖再次率军入关，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
此时冯玉祥觉得自己时机来了，他偷偷联络张作霖，提出只要张作霖不入关，他就到吴，于是，冯玉祥成了直系的一颗定时炸弹。
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康有为就对吴佩孚说：
“冯玉祥这个人早晚要造反，肘腋之患，不可不除，您如果不忍将他置之死地，把他夺了兵权也可。”
吴佩孚说：“大敌当前，自残手足，别人将如何看我？”于是没听康有为的，结果出了大事。
当时吴佩孚去前线督军，后给他参谋长张方严发电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收到命令后立刻给张福来发电报，让他火速支援，但张福来部距前线太远，根本来不及。
后院起火，前线军心自然不稳，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把吴佩孚杀得大败，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之仇。
之后张作霖和吴佩孚平分地盘：湖南北部、湖北、河南归吴佩孚，河北、山东归张作霖。这可能就是佛家说的报还一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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