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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李一诺的履历,很容易把她贴上“人生赢家”的标签。

18岁保送到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分子生物博士,4年博士毕业, 28岁进入麦肯锡,花6年时间,以亚裔女性的身份成为全球合伙人。4年之后,又成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现在,她是一名创业者,一土学校的创始人。同时,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从商业、慈善,再到教育,这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某种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作为全球录取率万分之一的罗德奖学金评委,李一诺最喜欢它的座右铭:fight the world's fight(为世界而战)。

这也是李一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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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主持人问李一诺。如果评价自己的人生和选择,她会打多少分。

李一诺想也不想:“100分。”

她说,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更频繁提出,也更在意答案的问题。“男性才不会到处问别人,你给我打多少分。”她语速极快:“女性总是把评判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

最近李一诺的好朋友正面对一个升职的机会。领导希望她去做院长,承担更多责任。这固然是很好的机会,但她又不想打破“过日子、陪孩子”的安逸现状。

当她问到李一诺的意见,李一诺再次想也不想给出答案:“当!”

相似的一幕也曾发生李一诺身上。面对要不要成为麦肯锡合伙人这个选择题的时候,李一诺最初的回答也是——不想。

而管理咨询圈十分受欢迎的“金发碧眼男”是李一诺的上司。此人能说会道,但做到的事情只有十之一二,完全是李一诺讨厌的类型。李一诺不想和这个人一样,靠“跑官儿”(合伙人的评选标准需要过去三年共事过的同事给出综合意见)当上合伙人。

如果这种人能做合伙人,而自己这样“优秀的、业务出众”的人,得给他打下手,那说明麦肯锡不是个好地方。如果自己离开,是麦肯锡的损失。

后来,她和一位很尊重的领导谈话,说起了这件事,对方没有安慰,而是很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酸溜溜失败者心态(sour loser)。“如果你走了,人家只会知道你不齿的人是成功者。”

另一位她很尊重的女性同事告诉她,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你认为正确的事情成为一个更普遍的现实,就是你要做到,你得成为领导。

她花费了很多时间接受自己和自己的企图心,但她希望其他女性不必再走这些弯路。

李一诺现在把这种心理叫做“等待皇冠”。“我们(女性)总是倾向不出声,等待外界的加冕。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就是期待别人评价自己是100分。”她说,“那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呢?”

李一诺28岁博士毕业,能看懂她论文的人,全世界不超过100个。但李一诺决定加入麦肯锡,而不是继续做科研。因为她感到自己“对过窄领域的知识了解得过多”(know too much about too little)。她还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和很多女性不同,李一诺毫不避讳自己的野心,也鼓励更多女性表达自己的野心。“大部分女性面对自己想争取的东西,总是有耻感、不自信。”

她在之后麦肯锡工作中收到的邮件发现,很多女性只要想表达自己的看法,都用“我可能是错的(I might be wrong)”开头。“真的特别奇怪。女性一旦表达自己的观点,就会先假设自己是错的。”对此她也反复回答——不要认错、不要道歉。如果你错了,会有人告诉你。

针对麦肯锡员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员工自我评价,普遍低于客户对她们的评价。李一诺也会想起初入职场那个给同事留一个语音(Voice Mail)都要练习半天的自己。

“想要就要。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你有可能拿不到所有的,但如果你连想都不想,它怎么会实现呢?”她说。

而回到那个李一诺打出的100分。她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但我知道,我在每个时刻都尽力做到最好了,那就应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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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李一诺一直是各种竞争的胜利者。

从山东省实验中学保送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又拿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博士。

在高中她总是第一名。就像大多数学校一样,李一诺总是被班主任安排和成绩较差的学生坐同桌。期望她能改造那个在考试上没什么天赋的同学。

作为胜利者,她却说自己丝毫“不享受(enjoy)”把别人比下去的快乐。她经常想起自己的高中同桌。“那时候1993、1994年,他随身带着一个大哥大,别人上课,他就谈生意。特别有意思。”最后,这个吊车尾的男同学靠自己做生意的天赋获得了成功。

“每个人适合的路不一样。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告诉80%的人——‘你不行’,这并不合理。”她说,“而这80% 的人余生需要耗费很大心力,才能从这种全盘否定里走出来。”

面对自己的孩子,她也绝不屈从于这种焦虑感。

成为母亲之后,《让孩子拥有最快乐的一生》这本书成了她的宝典。里面提到的培养孩子“成功”的四条标准,也成为李一诺做母亲的准则。

不生病——没有因为自己照顾不周而出现健康问题; 不犯罪; 不自杀; 能自食其力,快乐生活;

看上去是个毫无野心目标,但李一诺却说这很难达成。“你要知道清华每年都有学生自杀。”

下午放学,拿着两根棍儿互相“战斗”是两个儿子最快乐的时光,李一诺就让他们开心打闹。很多家长看到这儿都会替她焦虑,打着玩儿的几个小时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说6岁不学英语就晚了,这种市井智慧纯属扯淡。”她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初一,13岁才会开始学很不地道的英语,一点不耽误我的英语好。”

2016年,几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李一诺发现自己考察的所有学校都弥漫着关于前途的担忧和焦虑。公立学校与国际学校的唯一区别在于“公立学校要考985,国际学校的目标是常青藤”。

把自己向往、欣赏的教育模式实现出来,是李一诺创办一土的初衷。

一土希望培养孩子的能力是“认知自我, 学会学习, 沟通协作,追求美好, 敢想敢做。 给孩子寻找确定性的出路并不是一土的使命。相反,李一诺想让孩子具备拥抱不确定的品质

从一个构想,到在文渊阁办了开学典礼,只用了170天。但这种惊人的行动力之后,在资质、场地、师资、生源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李一诺很难解决的。

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己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和一土。于是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校车的路线为什么离我家更远了?有家长把房子买在原址附近,可为什么一土学校又要搬走?

“要考虑新同学的地址,所以校车才要调整路线。关于一土搬家, 如果有办法,谁想搬学校?”

这个时候是他大儿子的某句话点醒了它。一次李一诺小儿子毫无理由地大哭,她想也不想就觉得是老大欺负了他。这时候大儿子非常冷静地对她说:Mom,you know it's not my fault. if you find somebody to blame, you will feel better. (你也知道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你找到一个人责怪,就会好受一点)

“成年人也是这样,我们对不确定的焦虑,让我们急于找个人责怪。”她笑着对我说起这些焦虑,但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上,提起这些她哭了。“我常常想放弃,干脆不想做了。”

最近留住她的一件小事是, 有家长来一土参观,坐在长凳上, 学校里的一个孩子走过来 说, 阿姨好, 我看你带了手表,可以告诉我现在几点吗?这个对方告诉李一诺:她见过很多孩子看到陌生成年人就低着头走开,绝不搭话。但一土的孩子不仅有礼貌、开朗,还知道怎么借助外部力量,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每每听到这些微小的例子,你会感到自己和这所学校存在的价值。”她说,“还能怎么样呢,好好干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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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诺这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乐观、坚韧,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安全感。她的妈妈李莲娜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李莲娜是一个事业女性,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管李一诺。李一诺什么都是自己做决定。贪便宜,喜欢在地摊上买衣服,李莲娜也不制止。发现衣服还没穿几回就破了,她就再也不会买了。

甚至连“一诺”这个名字,都是父母离婚改户口本的时候,她自己取的。

李一诺总说自己和母亲毫无相似之处:妈妈花钱大手大脚,李一诺可以把一只羊皮包背到磨烂还是不买新的;妈妈做任何决定都随心所欲,李一诺永远要权衡再三。

但其实母女俩都是乐天行动派——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正确的选择,一定要捍卫。

上个世纪80年代,李莲娜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德国进修,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德语。8个月的强化学习,每天早上5点起来背单词, 最后,李莲娜口语考试拿到了最高分1分(德国1分为最高分,5分为最低分)。

留学结束,李莲娜成了3000人化工厂的第一位女总工程师。因为看不惯单位一些人的品质作风,最后决定辞职。在九十年代从国营企业辞职, 就意味着“净身出户”。没有工资、没有社保,连房子都要交还给单位,可她想都不想,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自称自己凡事都三思后行的李一诺也有这样的冲动时刻。

大学时代,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校外看话剧,小巴车司机发现坐着20多个大学生,时间又很晚,就坐地涨价,从2块涨到5块。李一诺希望大家联合抵制这种乱收费,如果司机不同意,所有人就都下车。

最后,这种力挽狂澜的英雄时刻没有来临。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涨价,只有她和另外两个人下了车,深夜被困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

“哪怕再小的事情,只要正确就要捍卫到底。大多数时候你可能会失败,但做出选择本身就是一次胜利。”李一诺说。

李一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母女间一件小事。初到清华,李一诺也会收到七十几分,这种高中从没见过的烂分数。每天压力极大。可她母亲看到她说了一句:“哎去它的吧,咱俩出去玩,放松放松。”

那时候李莲娜租住在南城的一间地下室。为了省钱,李莲娜宁可骑两个小时自行车,也舍不得坐一次公交。可看到女儿,十块钱一斤的猕猴桃,李莲娜二话不说买了四五个。母女两个人在路边就剥皮吃完了。那种想吃什么吃什么的安全感,对李一诺来说是极大的财富。

那个一心想让妈妈过上好日子的李一诺,也渐渐不那么在乎金钱上的回报。

在麦肯锡做到全球合伙人的李一诺,降薪三分之二、放弃优厚福利,选择加入盖茨基金会,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未来薪资涨幅大概和通货膨胀速度一致”。一个她很敬重的前辈评价这个选择无异于职业自杀;现在全职做一土学校,她干脆就在赔钱。

这其中的利弊得失,李一诺当然会计算。可她知道什么对自己更重要。

李一诺仍然在往前走。她的多年闺蜜、大学同学兼科学家颜宁说过,她们都害怕泯然众人。最终,李一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版本——“你不觉得我们很多人的人生是在梦游吗?看着在做很多事,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做。我是恐惧成为一个梦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