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晚年四肢浮肿溃烂,神经衰弱困扰其一生:小病从医,大病从死

2021-01-28 11:23:27 池光雪庵

弘一法师是近代佛学界乃至是文化界的奇人,其入世之时以才学闻名内外,斩断红尘之后精研南山律宗,数百年内与之并肩者可谓寥寥。且不说当今之人对于他传奇一生的不断感怀,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文化名人,对于弘一大师也赞誉倍加。

一生刚硬如鲁迅者,却以得到弘一墨宝为荣,欣欣然而不能自已。而一向以毒舌薄凉著称的张爱玲,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对大师的敬重:“至少在弘一大师的院墙外,我是谦卑的。”而如黄永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马叙伦等名人,更是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写下了大量回忆大师的文字。

然而,这些文字美则美矣,笔者觉得其中有稍稍不足。究其根本,或许是李叔同在成为弘一之后,已然悄悄地甚至是光明正大地被捧上了神坛,而关于其一生行迹的文字,在光影的流变与众人的参拜中已然失真。泉州承天寺与开元寺都留下过弘一的足迹,尤其是弘一大师晚年圆寂之前,驻锡于海滨邹鲁的佛国泉州,或许我们可以在此重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弘一。

泉州承天寺,弘一法师化身地

世人谈弘一,要么是谈论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要么就是谈论他身为李叔同时的过往,要么就是对已成悬案的“悲欣交集”揣测议论。但似乎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李叔同也好,弘一也好,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浮尘俗世中的人。对于一个人而言,什么才是最最难以舍弃的身外之物呢?什么才是对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六尘和合之物呢?

家世?才华?声誉?财富?眷属?不错不错,世人看弘一,往往着眼于这些外在,故而大量的关于弘一的文字都局限于此。所谓翩翩佳公子,一朝斩断红尘而专修律宗,这对于世人来说的确是极大的震撼。广屋精舍、娇妻幼子、挚友高堂、华衣美食、琴棋书画、半生才名,对于外人来讲,大概这些东西便构成了我们印象中的李叔同。

而青灯古佛、衲衣破钵、经卷宝幢、粗茶淡饭、戒行精严,这些在外人的眼中,又构成了我们认为的弘一大师。然而然而,对于弘一来讲,或许这些仍旧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物,能够终身与其相伴的,只有那一躯心识寄宿的色身!“峨冠大带,布衣草履”,这是外人眼中的自己,唯一能与有情众生相伴到老的,便只有那“反客为主”的肉身。

众生心性所迷,以为肉身便是我、意识便是我,殊不知自己只是一个寄宿者。我们忽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色身,也本能地认为他人的色身即是本尊,愚痴中颠颠倒倒。人能够真正地意识到自己与肉身的关系,大概只有在生病尤其是重病的时候吧,故而多病者往往与佛有缘。

故而,要想真正地体味弘一大师的一生行迹,必然要从其多病的一生开始入手。所谓膏粱,所谓才名,所谓眷属,不过是色身的附属,我们原来是寄居在其内的过客。

弘一大师一生多病,这是世人所熟知的,但他究竟病在哪里,这是世人所忽略的。幼年时多病的李叔同,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诗句,这大概可以看成他与佛教因缘的开端。或许从此时开始,便注定了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而这样的因缘与历史上许多高僧的经历不谋而合。

久病未必能够成良医,但久病之人更能感受到无奈与孤独,而无奈与孤独是成佛的基础。倘若没有无力感与孤独感,一个人是不会主动接近佛教的,没有历经旷世的孤独与悲戚,一个人学佛是很难有大成就的。笔者对此深有感悟,只有当你躺在病床上动不了的时候,你才会主动地追问一些东西,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幼年多病的人,青年时大概会有一段快意的时光,这既是自然生长的规律,也是人性发展的规律。所谓自然生长的规律,青年时期人的血气最为旺盛,此时不易被疾病所侵袭,所谓人性发展的规律,多病的人往往会更加注意身体健康,也更容易得到家人更好的照料。

青年时期的李叔同便是如此,此时的他成为了闻名沪上的人物,东渡扶桑之后又驰名海外。1899年,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四人与李叔同在“城南草楼”义结金兰,号称为“天涯五友”。多年以后,许幻园站在李叔同门外的雪地告别:“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后会有期吧!”此事竟如梦幻一般,冥冥之中的事情真的难以讲清楚。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是李叔同为许幻园做的词,名字叫作《送别》。但1899年的李叔同还未想到“长亭外,古道边”,而是任由热血在自己身上流淌,世事竟是如此难料啊。青年李叔同画画、演戏、写诗、作文、参加社会活动,与当时的所有进步青年一样,他在尽情地挥洒自己的豪情与热血。

1905年,李叔同26岁,他的生母王氏病逝。在葬礼上,李叔同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戚,反而弹着钢琴唱着歌为母亲送别——此时的他,身体是极为康健的。随后,他便将自己的妻子与两个孩子留在国内,转身奔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李叔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与浪漫才情,他的身上是有着旧时代的才子气的。

再娶、狎妓、醉酒、狂言,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在日后成为一代高僧。而事情的转折点,就在他37岁那一年,这一年的李叔同来到了杭州的虎跑寺。在虎跑寺,李叔同开始了为期18天的断食生活,这并非由于他彻悟或是如何,而是困扰他一生的神经衰弱相当严重——曾经不可一世的青年,已经步入中年了。

在夏丏尊和丰子恺的回忆中,李叔同似乎在担任教师期间的地位很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但笔者以为这是夏丏尊与丰子恺过分崇拜他的缘故,诉诸笔端的时候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后人不明就里产生了错觉。据一些资料记载,李叔同在当时被人诟病为“神经病”,因为他经常请假,理由是神经衰弱。

笔者倒认为后者的可信度颇高,艺术类的老师在世俗人的眼中,是不可能有多大地位的,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更何况李叔同三天两头请假,理由又是颇为新奇的神经衰弱,这样的老师注定是不大如意的。当然,李叔同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他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他不需要为柴米油盐这类生计去发愁。

后世关于李叔同的前半生的文字,往往都是写他如何卓尔不群,但这里面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他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不过,即便是如此,他仍然感受到了无可奈何,这种无力感来源于他的肉体,进而影响到了他的精神。37岁前后,他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后面竟发展到了整夜无法入眠的地步。

为此,他寻找了很多办法,包括中医、西医、道教以及佛教在内。有一件事情颇为耐人寻味,其实李叔同一开始靠近佛教,仅仅是为了治疗神经衰弱,中医西医他都试过了,效果甚微。夏丏尊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床头多有道藏”,事实上,李叔同对于道教的研究也多半是为了治病。

“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这是李叔同《断食日志》中的文字,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他一开始的断食与信仰无关,与科学倒是有很大的关系。在经历了18天的断食之后,李叔同感觉这个方法的效果很好,他在日志中写下了“身心灵化、欢乐康强”八个字。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他出家的“近因”,而并非是他出家的主要原因。

1918年,李叔同正式出家为僧,7月13日得法号弘一。但成为弘一法师之后的李叔同,依旧对自己的神经衰弱无能为力,出家之后的他疾病缠身。关于弘一出家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坊间对此的猜测也相当多。但笔者认为,正如弘一自己所说的那样,生病治病是最明显最直接的“近因”,而他与佛教的缘分只能诉诸因果了。

或许笔者的文字要打破很多人心中的梦境了,但笔者始终认为,李叔同即便是成为了弘一,他也不过是寄宿在色身之内的凡人。信佛,是不能治病的,和尚,生病也是正常的,修不修行与生不生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将高僧和佛教过度地神化,不仅违背了佛陀言教的本意,更是对佛教以及教徒的无形伤害。

在弘一的身上,笔者看不到什么圆满的东西,反而看见了很多矛盾,但这也是笔者对弘一念念不忘的原因。他接近佛教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治病保全性命,而佛教教义的根本是叫人看清色身只是暂时的,不要过度执著。世人都以为高僧不会生病,但弘一在出家之后疾病缠身,即便他在修行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佛教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光照世间,而弘一出家之前抛弃一切近乎无情;弘一出家后专修南山律宗,而他在出家之前浪荡不已。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这一切的交集点就在于一个“病”字,这是弘一与佛教不解之缘的由来。有一个小细节是很多人忽略的,以进步著称的李叔同,在出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医情有独钟。

他不仅笃信减食、断食的疗效,还对“绿豆治病”有着格外的青睐,而且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长期实践。

“幸朽人稍知医理,自己觅旧存之药服之,并断食一日,减食数日,遂能早痊(此病照例需半月或两旬),实出意料之外耳。未曾延医市药,故费用无多,仅半元余耳(买绿豆、冬瓜、萝卜等)。前存之痧药等,大半用罄,惟余药水半瓶。乞仁者便中托人代购下记之药以惠施,他日觅便带下……”

1932年,弘一法师身患痢疾与伤寒,加上长期的神经衰弱使他痛苦不已,但此时的他仍旧“稍知医理”为自己治病。或许有读者要责怪笔者了,“弘一法师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否也,生病治病是人之常情,佛经中经常讲到“供奉医药”的功德,可见调理身体是完全符合佛教理念的。弘一是中兴律宗的高僧,他的行为必定是如法的,而不是什么贪生怕死。

但是在1936年之后,弘一法师对于自身疾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弘一法师在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高僧,只要他点头,供养医药的居士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弘一大师却开始不断地提起“圆寂”,并且基本上放弃了对于疾病的抵抗。

“小病从医,大病从死”,这或许是弘一在毕生与疾病斗争中的总结,亦或许是他最终了悟了佛法的真谛。弘一在他最后的岁月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他的四肢尤其是双腿自1936年以后便反复浮肿,皮肤出现了严重的溃烂情况。1936年的重病对于弘一来讲,是不幸也是大幸,在生死关头他对于病痛有了更深的了悟。

如果说幼年的体弱以及陪伴其一生的神经衰弱,是李叔同转变成为弘一的契机,那么反复的重病直至浮肿溃烂,则是弘一明了生死的因缘。自1936年以后,弘一不再将希望寄托在断食和调理上,他意识到自己的病不是“小病”,而是“大病”。

“此次大病,实由宿业所致。初起时,内外症并发。内发大热,外发极速之疔毒。仅一日许,下臂已溃坏十之五六,尽是脓血。然又发展至上臂,渐次溃坏,势殆不可止。不数日脚面上又生极大之冲天疔。足腿尽肿,势更凶恶,观者皆为寒心。”

弘一大师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业障所致,在他重病之时很多居士自发地为他念佛,而他自己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乃于是时忽有友人等发心为朽人诵经忏悔,至诚礼诵,昼夜精勤。并劝他处友人,亦为朽人诵经,如是以极诚恳之心,诵经数日,遂得大大之灵感。”

从“不知生死”到“小病从医”,再到圆寂之前的“大病从死”,弘一法师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关于其过往的种种,我等的视角都不过是雾里看花一般,唯有从他的肉体疼痛切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山弘一大师的修行之路。世人爱谈六祖,但六祖不可学,而南山弘一是可学的,因为我们必定与他一样,目睹自己的色身逐渐衰败而无可奈何。

世间之人所执著者,莫过于自己的色身,三千大千的愚痴众生,都将本是客体的色身当作“我”。时光流转导致色身衰败,世人都知道从医,却不知“小病可治,大病难医”。面对色身不断地衰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奈和恐惧,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但最终的结果如何,只能根据各自的修行来判断,不识因果者必定走不出这个困境。

后人谈及弘一,总是爱谈他的“悲欣交集”,以为高深而意味悠长。但弘一之悲喜只有他自己知道,“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却是任何人都要面临的境遇,这既不是自暴自弃的悲观,也不是断灭因果的乐观,而是经历生死流转之后,心性之间绽放的刹那光明。这一点光明,便是成道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阅读弘一事迹能够学到的东西。

1942年10月13日,一代高僧弘一大师以吉祥卧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至今无人能解。“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谨以此文致敬南山律宗中兴祖师弘一法师,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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