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成都是中国经济的缩影？|中国|成都|杭州|武汉|重庆|长沙

本文来源于：元淦恭说

作者：元淦恭

日前，各地开始陆续交出2020年的经济成绩单。重庆经济总量超过广州，苏州GDP突破2万亿，7个2019年GDP接近万亿的“准万亿”级城市全部迈入万亿俱乐部门槛。

成都2020年的初步经济数据尚未公布，但2020年年底成都市委书记就十四五规划的说明中透露，成都2020年GDP同比增速有望超过4%，GDP总量预计超过1.8万亿。如果2021年、2022年成都保持平均每年5%出头的名义增速，2022年的GDP也将迈过2万亿元的门槛。这座深居内陆的城市，继续雄心勃勃的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率先发展。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强化了宏观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深居内陆的成都在全国城市中的排位继续下降，到2005年前后，成都经济总量排到了全国城市的第14位，并在这个名次上横盘了好几年。

到了2019年，成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全国第7位，在全国前十五的城市中是进步最大的。从2009年到2019年，成都GDP绝对值增长了277.84%，增长幅度在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合肥，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领跑。成都和东部发达城市的总量差距也显著缩小。

2008年，成都GDP是广州的47%，苏州的55%，而到了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GDP已经相当于广州的74%，苏州的90%。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带动成都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巨大跨越。

1月22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启动试飞（图据新华社）

成都也是典型的“基建狂魔”，无论是机场、高铁还是轨道交通，都在过去十多年里实现爆发式增长。

2020年年底，成都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500公里，覆盖了除青白江区之外的全部11个市辖区（包括2020年刚刚撤县设区的新津）。全球范围内，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不含市郊铁路）超过500公里的城市此前只有3座，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广州。

从开通运营第一条地铁到轨道交通里程破500公里，北京花了43年，广州花了22年，上海用了20年，成都只用了——10年。这个轨道交通史上的“成都速度”，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很难有后来者可能企及。

受疫情影响，全球航空业2020年备受冲击。成都双流机场当年客运吞吐量仅次于广州，位居全国第二，并跻身全球客流十大之列。2020年12月，成都新机场天府机场航站楼基本建成，将在2021年3月底完成竣工验收，6月正式投运。成都将由此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中国内地第三个实现“双国际机场”运营的中国内地城市。

在内陆地区，成都是新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主要的通信和互联网“大厂”，都把成都作为在内陆布局的重中之重，“王者荣耀”的横空出世，更让成都进一步坐稳“手游之都”的地位。

成都也有极强的消费能力，机动车保有量常年稳居全国城市第二，仅次于北京。成都也连年在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榜单上高居首位，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认为成都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人活跃度和生活方式多样性三个维度都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一。成都的豪车消费、奢侈品消费也早已声名在外。

成都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能见度”，它不仅是仅次于京沪穗的使领馆“第四城”，也是举行大型国际活动最频繁的城市之一。从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开始，到2016年G20财长会，2019年世警会、中日韩首脑峰会，成都的国际性活动一直紧锣密鼓。

2021年，成都将举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25年，成都将举办世界运动会（全球最大的非奥运会项目运动会，2009年曾在高雄举行，成都是首个承办的中国大陆城市）。“十四五”规划期间，成都在一头一尾的两个年份都举行大规模赛事，频次之密，也极为罕见。

今天，在全球距离海洋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城市里，成都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仅次于芝加哥，后者虽然远离海洋，但因为在五大湖畔，实际上也是“沿海”性质城市而非内陆城市）。在中国GDP最大的12个城市中，成都是仅有的两个不通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北京）。成都的快速兴起，成为内陆城市实现跨越式赶超的最佳范本，这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自信，续写着从“天府之国”到“扬一益二”的荣光。

01 另一个“成都”

成都的经济体量虽然已经十分庞大，但应当看到的另一面是，成都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远远不像它的规模指标那么耀眼。

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9年，成都的人均GDP是10.33万元（折合美元1.499万）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在第21位，和经济总量的第7名相去甚远。南京、杭州、武汉和苏州、宁波当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而成都还没有突破1.5万。

虽然成都在过去十多年已经很大程度上缩小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但成都的人均GDP仍然落后于大量中东部城市。无论是作为省会城市的长沙、福州、合肥、郑州和济南，还是沿海非省会的佛山、南通、青岛、泉州、东莞，人均GDP都高于成都。

与此相应的是，成都的居民收入和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差距仍然显著。2019年，成都城镇居民收入比武汉低将近6000元，只相当于南京、杭州、苏州的大约三分之二。

能够反映城市头部企业数量的上市公司家数和市值指标，成都的表现也不如经济总量显眼。

以A股、港股、美股合计，成都上市公司家数排在全国第八位；以A股计，则排在全国第九。上市公司数量和GDP排名（全国第七）差距不大，并且是上市公司最多的十个城市中唯一的中西部面孔。

数据来源：中国基金报

但成都的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则低不少。根据中国基金报的统计，成都上市公司总市值只排在全国第12位，低于上市公司家数少于其的遵义、佛山、无锡、天津和长沙。

在头部公司方面，成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海底捞（6862.HK），最新的市值在2800亿-2900亿人民币。除海底捞之外，市值超过1000亿的还有通威股份（600438.SH）（目前市值1600亿-1700亿），而新希望（000876.SZ）市值则在1000亿上下波动。

平心而论，成都市值最大的这三家公司，在全国范围内都具代表性和辨识度，但相较成都全国第七的经济总量来看，这样的头部公司名单还是偏弱的。

京、沪、深三个一线城市，大型上市公司数量很多，成都和它们不具显著可比性。但上面列出的7个城市，整体上和成都比较接近，广州和成都一样是大区中心城市，杭州、佛山、宁波、无锡、南京、长沙等，经济总量和成都在同一量级。

相较上面列出的这些企业，成都市值较高的上市公司是明显“偏科”的。3家上榜公司都在和“吃”有关的餐饮、食品、农牧领域，行业多元性明显不足。

如果我们从营业收入和利润的角度来看，成都的大企业也是偏少、偏弱的。

制图：21世纪数据实验室

2020年《财富》世界五百强中，成都榜上无名。

而在2020年《财富》中国五百强里，成都的表现也比较平淡。

《财富》中国500强企业在中国内地城市的分布

中国500强企业超过5家的城市有19个（内地城市18个，香港是24家企业的注册地，排名第四）。成都有7家，和宁波、厦门、太原、济南并列中国内地第八。但成都的中国500强企业整体规模偏小，无论是营业收入、净利润，都未能进入18个内地城市的前十位。

成都中国500强企业2019年营业收入之和为2938亿，排名全国第12，经济总量低于成都的杭州、厦门、佛山、南京、天津、武汉，中国500强企业营收都超过成都。

净利润之和，成都也排在第12位，低于杭州、佛山、南京、天津、武汉。

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的比例，可以大致反映该城市头部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一指标上，杭州、宁波、深圳、广州位居前四，均在10%以上，杭州500强企业的净利润/营业收入更达到14.5%，反映出杭州公司整体上较强的盈利能力。

成都这一指标排在全国第十，数值为5.82%，虽然高于天津、重庆、济南、厦门等，但仍低于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也低于杭州、南京、武汉这三个下游省会和宁波、佛山两个沿海经济强市。

仅以成都和另一个“网红城市”杭州相较，杭州中国500强企业的净利润2385亿，相当于成都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的81%。成都中国500强企业的营收之和，和杭州中国500强企业的净利润之和在同一数量级，正是杭蓉发展水平差距的注脚。

02 成都是中国的缩影

我们看到成都这座城市的两面。一方面，成都的经济总量在快速扩张，交通和基础设施狂飙突进，持续招商引资带来制造能力飞升，强劲的头部消费人群，不断举办的大规模国际活动。

另一方面，成都的人均GDP、居民收入相较东部地区仍在相对落后水平。头部企业数量偏少，营收和利润规模偏小，缺少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大品牌。

这些年很多关于区域经济的讨论，喜欢用“强省会”来表述经济总量大、在省内占比高的省会城市，其实未必准确。就成都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强省会”，不如说它是个“大省会”。

高增长带来庞大总量，头部企业弱势和人均收入偏低，成都的两面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中国的缩影。

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度跨过100万亿元大关，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世界级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构成轨道和车轮上的流动中国，强化了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招商引资、本土创业和国有经济的结合，让中国赢得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绝大多数主要工业制成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图：成都IFS集中了不少奢侈品门店

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下，有4亿具较强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这其中富裕阶层在中国人中的占比虽然较低，但绝对规模却相当可观，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不断举办的国际性活动，也成为中国城市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补齐基建短板的绝佳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居民收入等指标，还远未迈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和发达国家相去甚远。

这反映的严峻现实是，中国虽然产业门类全、制造能力强，但整体上仍然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中游。

目前，全球范围内除了城市经济体以外的较大经济体，大体有五种类型：

服务业和制造业高度发达，在技术水平和品牌力上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经济体（典型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瑞士等）；

制造业比较优势突出，加速进行工业化追赶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

重要战略资源富集、人口较少、人均资源极为丰富，具备一定工商业实力的经济体（资源型发达经济体，如挪威、澳大利亚等）；

重要战略资源富集、人均资源较为丰富、工商业实力整体疲软，产业发展极不均衡的经济体（资源型经济体，如中东石油国家，俄罗斯）；

其他经济体（缺少煤、铁、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工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在全球经济循环中作为他国初级原料生产国和工业品销售国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

应当承认，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产业链上较资源型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优势明显，但和传统意义上的发达经济体，仍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距。发达国家对关键技术、重要零部件和核心品牌的掌控力，使得它们仍然处在产业链的更高端环节，无论是前端的技术研发，还是后端的品牌转化，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占据绝对优势。

图：英特尔成都封装测试厂，图据网络

成都每年生产的iPad，占全球iPad产量的一半。在成都封装测试的英特尔芯片，供应全球半数的笔记本电脑。成都年产整车超过100万台，但除了已被吉利收购的沃尔沃外，绝大多数下线的汽车都是合资企业生产的外国品牌。

电子和汽车产业，是全球产业链向中国集中，沿海产业链向内陆延伸的重中之重，对这两大产业的承接，也是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经济总量跃升的不二法门，但我们应当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由于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强劲的品牌力，这些产业虽然有效拉动了成都的GDP、税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并间接支撑城市公共部门运转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些企业大头的利润，还是被拥有技术和品牌的外商拿走了。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的整体性问题。我们如果观察《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全球榜单，就能看出中国在全球产业生态位上的明显差距。

虽然在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124家）已经超越了美国（121家），但在产业分布上还是比较偏科的。中国企业只分布在30个细分行业，而美国企业分布在46个细分行业。而且上榜中国企业中央企占比极高，行业领域也大量集中在上游的采矿、冶金、石化、基建和房地产等领域，但在像半导体、医疗等新兴领域，中国上榜的企业却是空白。

《财富》分析，中国的世界500强上榜企业，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原文引用如下：

中国大陆企业（不计台湾地区企业）124家，平均销售收入669亿美元，平均净资产364亿美元，平均利润36亿美元。它们的平均利润约为美国企业的一半。根据这三个数据计算，上榜中国大陆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4%，低于美国企业的8.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8%，低于美国企业的17%。

如果考虑到中国和美国上榜企业平均雇佣员工数量的差别，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上榜企业2019年平均雇佣员工143,243人，中国上榜企业平均雇佣员工175,706人。中国企业员工人数是美国的1.23倍。美国企业人均销售收入57万美元，中国企业只有38万美元；美国企业人均利润4.9万美元，中国企业人均利润只有2万美元。中国企业的人均销售收入和利润与美国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对照中美两国上榜企业的数据，人们还能发现，今年进入榜单的中国银行有10家，这10家银行的利润总额为1,941亿美元，占全部上榜中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4%。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利润奇高，上榜银行的利润占全部上榜企业利润50%以上。虽然今年上榜银行利润占比已经明显下降，但比例还是过高。实际上，银行利润过高必然挤压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如果不计算银行所得利润，2019年中国上榜的非银行企业114家的平均利润只有近22亿美元。美国上榜8家银行，其利润总额是1,328亿美元，占全部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15.7%。如果不计算银行的利润，其他113家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仍然达到6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非银行企业的近3倍。

GDP不说明一切，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此。中国的100万亿GDP，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并非中资企业的利润，而是在华投资的外企（外商独资企业注册为中国境内公司）的利润，最终会变成它们境外母公司的利润。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产销国，但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在行业内排名最高的上汽也仅为全球第七，排在它前面的是大众、丰田、戴姆勒、福特、本田和通用。上汽、一汽、东风、北汽、广汽等500强企业，生产的合资汽车品牌，主要就是全球前六大车企的品牌。

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电气和计算机工业基地，在这一领域也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合并看计算机、办公设备和电子、电气设备榜，全球共有24家企业上榜。

中国大陆上榜企业为5家，少于日本（6家），和美国、中国台湾相同。但中国大陆企业中营收最高的联想，收入排名也仅为全球第十，而美国的苹果、戴尔、惠普分别是全球第1，第4和第8。美的、海尔、格力三家上榜，反映出中国在白电领域的强劲实力，但在更高精尖的电子设备领域，中国的世界级品牌仍然较弱。（华为在世界500强细分行业中被划入网络、通信设备，排名全球49位，小米被划入互联网服务与零售，排名全球第422位）。

在互联网服务与零售榜上，京东、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占到7席中的4席（另外三家是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但中国大陆在IT产业的上游存在感仍然很弱，计算机软件（上榜企业为微软、甲骨文、SAP）、信息技术服务（上榜企业为IBM、埃森哲、富士通、NEC）、半导体电子元件（上榜企业英特尔、台积电）三个细分行业均没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这些事实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个现实——虽然中国已经迈过了GDP超100万亿人民币的门槛，但中国仍然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还远非一个“经济强国”。单一市场的庞大人口，高素质劳动力筑成的产业基座，让中国拥有极为厚实的发展基础，但是向高端产业迈进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03 从“大”到“强”是新的攻坚

经历了过去几年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就中国的产业进阶之路形成共识：“一个具有世界上最庞大互联网人口和智能设备消费人口的国度，怎么可能不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向产业链上游行进。世界上又有哪一个人口规模在5000万人以上的中等收入以上国家，在芯片、精密仪器、商用软件、硬件设计工具等信息技术产业链的中上游位置上，缺席过自己的角色。”

这其实并不只是针对电子领域，在其他各行各业，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掌握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品牌，中国“打工人”的辛勤付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中美经贸摩擦爆发时，中方说美国企业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财富和利润，此言非虚。

中国始终需要外资，开放之门也会越来越大。但中国不能永远只依赖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成本比较优势“安身立命”。如果不能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难以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的二流国家。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不只是GDP的绝对值，更是GDP的含金量。中国的GDP只有更多由本土的技术、品牌和创新来驱动，才能够最终让中资和中国劳动者获得更多收益和更大尊严。

在2020年的经工会上，决策层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仅是着眼全球竞争和中国产业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打破“内卷”真正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所必须跨过的门槛。

作为“微缩中国”的成都，同样面临这样的现实挑战。超大规模的人口腹地、开挂的基建规模和速度、强劲的招商引资能力，让成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产能，也有大量服务业企业的区域分支（从而形成不少高收入工作机会），但这些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