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化的疫情为人关注。不过相比于疫情，更加让人关注的是通化市政府的糟糕应对。从网上曝出的信息来看，通化居民在隔离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物资保障，大量抱怨还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另一方面则是志愿者和当地公务员的高度疲惫，这说明其中的机制存在问题。
当然，我们看到通化这样的中小城市人口外流现象是很明显的，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数据，通化市人口214.74万，而3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67.61%，是非常典型的中老年人口占多数的人口结构。不过，大部分人口仍然处于具备劳动能力的状态，35-5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有44.32%，加上志愿服务维持本地社会基本供应链也不需要过多人员，人手缺乏其实说不过去。
这样的人口结构事实上说明的是，当地缺乏支柱产业和足够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无法满足年轻人的生计和理想追求，因此外流成为年轻人的首选。而年轻人口外流后也会进一步拉低当地新增人口数量，从而在更长时间段内让人口逐步老化。这种人口也导致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政府治理面对的问题是高度稳定和单一的，当地公务人员将呈现高度稳定的特点，进而增加懒政的倾向，或者在漫长的同质化工作中逐步消磨自己应对新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则会强化政府内部的行政思维模式，特别是对于东北这样曾经的计划经济重镇，以集中、全面控制要素为主导的计划思维仍然较为严重。因此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一种基于计划和全面管制的治理模式要远比市场化、引入多元要素进行间接控制的治理模式更符合他们的习惯与能力，也许还有许多既有的利益。而前者几乎也意味着，他们治理的细节注定非常糟糕，并且对已有的、触手可及的物流方案都视而不见。
这也很可能是通化在疫情防控工作已经一年、各种机制都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面对输入性病毒诱发的聚集性疫情时还能出现物资缺乏的问题。缺乏的不是物资，不是志愿者的热情和奉献，而是有效率的高层次安排，恰恰这点击中了沉寂太久的通化市政府机关治理能力的软肋。而通化市的问题，很可能并不是唯一的。
在中国政府结构相同的制度安排下，不同地方的表现也会有很大差异。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必定是可以持续给年轻人提供多样化选择的地方，年轻人多的地方必然意味着更多样化的经济要素，也必然意味着更多样化的治理问题，其政府应对新问题的能力也自然，或者说必须更强。所以我们看到，通化市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物资流通与供应问题，而上海已经出现两次输入性变为本土传播的个案，但日常生活始终没有中断的同时疫情也迅速被控制，这就是差别。
疫情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考，某种程度上也会变成市场选择的指南，此次表现不佳的地方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加以重视。否则，这些中小城市未来将会越来越艰难，完全可能在发展导致的社会变迁中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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