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我们的孩子》,作者:[美] 罗伯特·帕特南 译者:田雷、宋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何谓民主,归根到底要求每位公民对公共决策都有平等的影响力。正是因此,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遍,至少是广泛的选举,同时要有自下而上的草根公民参与。影响政治还有其他种种渠道,比如金钱,但这些渠道越是强大,越是在公民之间分配不均衡,则选举和草根参与就越发重要,成为确保我们不至于远离民主的前提。政治行为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政治参与的一条铁律:有钱且高知的公民,比起他们那些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同胞公民,总是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更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公民技艺,同时也更多地参与到几乎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由是观之,对于美国的民主而言,日渐扩张的机会鸿沟意味着什么呢?上层阶级的孩子更有自信,相信他们能够影响到政府,而他们这样认为也并非异想天开。

穷孩子就不太可能这样认为,而他们对政治的幻灭也在情理之中。美国人口统计局定期从全国人口中抽取样本,就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包括他们近期是否讨论过政治,是否隶属于任何志愿者组织,是否参加过公共集会,是否参与过联合抵制或“拒买”抗争,是否同邻里合作解决过社区里的问题,以及是否联络过公共官员。在图6-1中,我们可见由2008年至2010年美国青年人(20岁至25岁)的政治活动频度。以是否读过大学为标准,调查者将美国青年区分为两大类,一类只有高中教育程度或者更低,另一类则受过大学教育或更高,如图6-1所示,在从未参与任何公民活动这一栏,前者的比例是后者的两倍还要多,而参与过两次或者更多次政治活动。这一栏中,前者的比例仅是后者的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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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中投票,可以说是民主参与的最最基本的形式,但坏消息接踵而至,最近数十年来,美国青年在选举上的阶级鸿沟在不断扩张—又是一个剪刀差。根据最近数次全国选举的数据,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比起求学路止步于高中的同龄人,参加选举的比例高出了两到三倍。

但吊诡的是,在选举中投票只是一项例外,而就民主参与的多项指标来看,从参与公共集会到签署请愿书,阶级鸿沟近年来正在缩减,但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它只能说明一点,较之于穷人家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子弟正在更快速地退出公共生活。在第四章讨论校园内的学生会参与时,我们也曾见到过这样在下行路上的相遇,但这并不足以令人欣慰,因为虽然表面上看来阶级差距在缩小,但它意味着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普遍地退出政治,而且尽管剪刀差有所闭合,但阶级鸿沟依然存在。

以商中三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现有的覆盖全国的大数据调查已经证实,孩子如果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较之于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青少年,则更缺少政治认知和兴趣,更不愿意相信政府,更少在选举中投票,而且基本上很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不仅如此,上述阶级差异在白人群体内部表现得更严重,远超出有色人种群体内的阶级差。基于互联网的线上参与正在迅速发展,但运用互联网参与政治的数字鸿沟依然巨大,而且目前尚且看不到缩小的任何迹象。

更麻烦的还在于,如政治学家凯·施洛斯曼(Kay Schlozman)、西德尼·韦尔巴(Sidney Verba)和亨利·布拉德利(Henry Brady)所证实的:政治参与的阶级鸿沟是跨越代际而累积的,因为孩子们从父母那里所继承的不只是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所以阶级差异就随着代际的轮替而累加。“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家长,”他们这样写道,“传递给孩子们的优势不只是职场上的成功,还有政治表达的力度。”

由是观之,政治参与有继承性,这种特质包括了一种双重打击。首先,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孩子们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自然也就对政治参与更有兴趣。这就是父母政治参与的直接传承。但还不仅如此,孩子若出生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则他们也更有可能成长为有教养的成年人,而长大成人后,受教育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政治参与度越高,这就是父母的间接传承。

道理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小孩子如果出身卑微,则首先在家里缺乏父母的熏陶,没有角色榜样,其次受限于自身有限的教育程度,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意愿自然是低之又低。

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传统的美国理想,举其要者有两点-首先,我们美国人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其次,我们也相信,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

这样看来,上述的双重打击就成为了对美国人理想的双重挑战。政治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承累积,这已经让我们身处尴尬的境地,不仅背离了美国革命的精神,而且滑向了美国革命当初想要驱赶的政治体制。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孩子-无论出身何种家庭,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都越来越普遍地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如今美国人对政治和政府的不满,可以说是十之八九。但是贫富之间的共同点也仅到此为止。在我们遇见的下层阶级孩子中间,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都在推动他们远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同龄人却总有来自父母、同辈和长者的鼓励,从而积极投身于政治。请看以下几个案例。

在克林顿港,我们遇见了切尔西,这女孩的父母都是社区里的活跃分子,政治也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日常话题。“大多数时候,我在政治上跟随他们的观点,”切尔西告诉我们,“但在政治中还是有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我要自己想明白,因为现在我到了可以投票的年龄。

我将来还要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因此我需要对政治那些事多些观察和理解。”仅一街之隔,大卫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政治距离他而言是遥不可及的,身边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效法对象,也正是因此,当我们的问题涉及政治话题时,只能看到他那困惑懵懂的眼神,仿佛我们是要和他讨论莫扎特或到郊外狩猎,他的回答也只有三言两句而已。

问:你有没有投过票?

答:从来没有。

问:据你所知,你的父母是否参与过政治?或者参与过类似活动?

答:我跟他们不聊这个。

在位于美国另一端的本德镇,安德鲁告诉我们,和父母一样,他已经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了,而且也做好了在选举中投票的准备(他还特别补充道,会把选票投给父亲并不支持的那家政党)。虽然他现在年纪尚浅,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位政治积极分子,但经过学辩论的历练,他对公共问题越来越有兴趣,甚至想着自己也许有投身政治的一天。

同住在本德镇,凯拉的世界完全不同,对她而言,生命中有太多不能承受的个人问题,政治只不过是生活中遥不可及的事。

问:你是否参与过政治或社区活动?

答:谈不上这些事。

问:你喜欢看电视新闻吗?

答:时间一过,新闻就变旧闻了。不是谁杀了谁,就是谁又抢了谁。我对这些事没啥兴趣。

问:大选在即,你对此感到激动么?你认为你会投票吗?

答:哦,我不关心这个。

问:你有自己支持的政党吗?

答:没有,它们都一样,全都很差劲。

问:你的父母是否参与过政治?

答:没有。

上层阶级的孩子积极参与,下层阶级的孩子冷漠疏离,无论是统计数据的分析还是和青年人的对话,这种阶级之间的落差都是板上钉钉的现实,而这种阶级鸿沟也给美国民主造成两项最基本的挑战,第一项显而易见,第二项则更微妙隐晦。

先看第一项。随着政治发声能力的阶级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的政治系统也变得代表性严重不足,无法代表美国各种利益和价值,进而又会造成政治疏离感的恶化。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正是美国民主滑落的方向。在今日的美国政治中,金钱变得愈发重要,而缺少了来自选票箱前的压力,代表性不足的程度更是与日俱增。政客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是,“选举有其结果,”但如果你连票都不去投,选举的结果就不太可能有利于你。“在政治过程中,如果你被剥夺了平等的发声能力,”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这样写道,“那么比起那些有发声能力者来说,你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同样的关注。如果你自己都不发声,那你还指望谁为你代言呢?”

大约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协会组织了一个由多位一流的政治学家组成的项目组,他们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今天,”这些学者写道,“美国公民无法平等地发出他们的声音,也无法保证声音可以得到平等的听取。有权有势者更多地参与政治,他们也更加组织有道,从而更有力地向政府施加他们的要求。而政府官员反过来更愿意回应这些有权有势者的诉求,其程度远胜过普通公民和赤贫阶级。收入在中等偏下水平的公民,他们的声音如无声细语,冷漠的政府官员即便能听到,也是充耳不闻;反过来说,有权势者的政治表达既准确,又能做到相互融贯,决策者很容易就能听到,通常也会照办。”简言之,阶级之间的机会鸿沟破坏着政治平等,并因此瓦解了民主的正当性。

再看第二项挑战。美国年轻人对政治日渐冷漠和疏离,对那些出生在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由此构成了对民主之稳定性的第二项挑战,这是一种更隐微、也更捉摸不定的危险。但对有些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危险却是触目惊心的,比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和社会学家威廉·科恩豪泽就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噩梦以及随后反民主的极端主义的兴起,而陷入最根本的反思。

疏离和冷漠的公民同社会组织脱节,人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整个社会如同消极被动的一盘散沙,在常规环境下,群众对政治稳定仅有微乎其微的威胁,而且这仅有的危害也会因群众自身的冷漠而化解。在这种情形下的政府可能不那么民主,但至少可以保持稳定。而一旦陷入严峻的经济或国际压力,就好像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洲和美国的那种压力,原本“消极被动”的群众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歇斯底里,值此之世,就会有反民主的煽动政客用极端的意识形态来操纵群众。

在《群众社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一书中,科恩豪泽指出,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甚至包括美国本土的麦卡锡主义,这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最容易掌控的公民,正是那些“最无门进入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体生活的那部分人”。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经典名著中,汉娜·阿伦特也有所见略同的论证。“群众人的主要特征并不是野蛮或落后,”阿伦特写道,“而是他的孤立以及缺乏任何正常的社会关系。”即便不因政治噩梦而心悸,我们也要思考下,穷孩子在今天的美国面临着毫无希望可言的未来,社会分裂为互不联系的原子,这种现状是否会在明天造成目前无法预期的政治后果。因此,阶级之间的机会鸿沟不仅会危及美国的繁荣,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甚至是我们的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