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的一场演唱会上，蔡依林说，“40岁是个很棒的年纪，如果你现在还没40岁，我跟你讲40岁真的feel damn good!”
可在很多人眼里，当女性跨过了40岁的槛儿，有些事情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身体机能开始下降，精力变得不如以前，工作的劲头也远不如自己的20岁、30岁。她们被挤压在各种生活的缝隙里，承担着社会的期许，还有家庭的责任。
40岁女性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周前，我们发出了一份征集，想用账本这个侧面来一探“40岁女性的真实生活”。在收到的两百余份问卷里，大多数的40岁女性为自己花的钱变少了，大多数的收入都贡献给了家庭。
但她们也会留出自己的空间。有人从去年开始学习剪纸，从购买、搜集，到复刻、定制和设计，钱花了不少，但很快乐。也有人在疫情期间买了一只猫，“大人孩子都闷在家里，整天大眼瞪小眼地处在固定的空间里，感觉需要新的元素，一方面改变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多关注下身边的实实在在的事物，一方面也缓解下自己对现有一切的疲惫感。”
我们采访了6位40岁女性，在她们的讲述里，能看到一切真实的变化，可无论如何，40岁的自我都比20岁更广阔。
文 |徐晴
编辑 |金汤
运营 |小小
40岁的生活
“把自己当个姑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40岁生日的那天，张嘉迪站在镜子前，用剪刀把一个塑料瓶从中间拦腰剪断，将里面最后一点精华用手指挖出来，涂在眼周。看着自己眼角深刻的皱纹，额头上明显的几簇白发，她意识到从前“把自己当个姑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她是第一批80后，出生、长大、工作在一个东北小城。中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一所公立小学，做数学老师，有了一个“铁饭碗”。19岁上班，26岁结婚，老公是本地的公务员，两个人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27岁，她生下大女儿，40岁又有了小女儿。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是“家庭美满”的典范。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什么叫“捉襟见肘”。自己每月工资5600，老公不到5000，14年前买的两居室贷款还没还完，月供要2700。大女儿一年前上了本地最好的初中国际部，学费一年1万，周末还有英语、数学补习班，一个月1400块。学校在新城区，家在老城区，为了方便女儿走读，她和老公一合计，又在新城区买了一套52平的“学区房”，每平方米12000，每月贷款2200元。一下子，老公的收入全部用来还了房贷。
除去两份房贷，大女儿的学费、补习班费用和小女儿的各项花销，张嘉迪夫妻两人每个月能自由支配的钱只有不到两千块钱，这些钱是“两摊子”生活的伙食费——一摊在新城，张嘉迪的妈妈被请来照顾外孙女；另一摊在老城，自己和老公一边工作，一边接力照顾小女儿。到了周末，老公把大女儿接到老城，一家团圆，老人放假。有时候仔细算算，妈妈每个月还要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倒贴1000多块。
最让她觉得窘迫的不是妈妈的支援，而是份子钱——“怎么到了40岁，要给的份子钱这么多？”家族里的小辈结婚，同事生孩子、搬家，同龄朋友二胎或是二婚……小地方看重人情关系，份子钱没有500、1000块，根本拿不出手。有时候“好事扎堆儿”，一个月就要给出去4个红包。
快要40岁的时候，楠楠也决定把过去的生活拦腰剪断。
楠楠是另一种生活的样貌。她是典型的“CBD精英女性”，身高175，喜欢穿10公分的高跟鞋，擅长“像装甲车一样把自己开进会议室”，作出一副“居高临下、张牙舞爪的姿态”做提案、跟同事battle、见客户。
广告行业最鼎盛的那些年，熬夜、通宵都很正常，每天买咖啡的钱就有72块。她习惯一天喝6杯星巴克的浓缩咖啡，一口闷之后，“心脏在五脏六腑里乱窜”，十分钟后稍微平静了，再继续加班。往往是凌晨三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大家大眼瞪小眼，看似睡着了，其实还在“头脑风暴想创意”。天一亮，提案做好，她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直奔机场。
这样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并没有给二三十岁的楠楠造成困扰，相反，她觉得自己“精力充沛，每天都很有干劲儿”。“干劲儿”既来源于不断提升的职位，也来自隔两年就要涨一次的薪水。离开广告行业时，她的月薪达到了10万以上，每次下班路过国贸商城，看中几百块的香水，几千块的鞋子、护肤品，几万块的包包，都可以任性地“买买买”。
在那时的她看来，买东西并不是对自己的奖励，而是“补偿”，“消费就是最快获得快乐的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别的快乐。”
然而40岁一到，事业已经到了天花板，行业里“能做的事全都做了一遍”，她不再能找到以前的“干劲儿”，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她最终选择了辞职，“去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做。”
她先跟爱人结了婚，然后搬家去蔚县，准备开一家民宿。搬走之前，她在北京的家里收拾出来上百瓶没用过、或只用过一两次的护肤品，其中不乏几千块的SK2和“腊梅”，Prada、香奈儿、迪奥的包包收拾出了十几个，没穿过的鞋快摆满一整个鞋柜。
40岁的一刻，她们告别了“小姑娘”和“女强人”，决心走上一种不同的生活。
高月也在40岁那年选择改变，她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伤痕累累的家，住进了夏天热、冬天冷的出租房，一个月1200。女儿那一年上大学，每年学费5000，每个月生活费1200，对她来说，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她生活在湖北小城市的县城，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工作日里，她早上雷打不动五点半起床，六点骑电动车去公司，六点半准时发车，晚上九点钟下班，一个月能收到4400元工资。
这些钱不够维持她和女儿的生活。于是每晚下班后，她会在公交司机制服外面套上代驾平台的衣服，骑上电动车去一个餐厅门口等待自己的客户。代驾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时一晚上跑三四个距离在10公里以上的单子，可以有100块左右的收入。如果距离比较短，或者只接到一两单，当天的收入不会超过50元。这么连轴转着，每天代驾3小时，她每月会有额外3000元左右收入。
一到月底，高月都会算一笔账：房租、水电，自己和女儿的生活费，再留出几百元应付突然的花销，剩下的钱她全部存到银行。新衣服不必买，公司制服可以穿一整年，高月有一个妹妹，做服装生意，也会送她一些衣服；头发不必打理，永远是齐耳的短发；饭不用吃得太好，顿顿有菜市场买的新鲜蔬菜，更健康。
日子一直紧巴巴地过着，钱一直存着，高月却发现：“怎么总有用钱的地方？”
去年，她得了乳腺纤维瘤，算上手术、住院和其他费用，她要自费6000元。医生让她住院一周，为了省钱，她专门在女儿放暑假时跟公司请了4天假——少了3天住院费用，女儿还可以代替护工照顾她。
做完手术的第5天，刀口还没长好，她开着车经过一段颠簸的路，车晃一下，她的伤口就跟着震一下，“疼得钻心”。两只手把着方向盘空不出来，她只好左胳膊用力，把胸部夹住，防止伤口因为震动裂开。
后来，高月听说公司另一个20多岁的女同事也得了纤维瘤，但“人家请了半个月的假”。40岁的世界与20岁的世界相比，少了的不只是那十几天假期。
40岁，夹心层
生活里什么都有，就是难得有“我”
高月一直有个梦想，女儿出嫁之前，她可以攒钱买下市区的一栋30万左右的小公寓，再存出一份嫁妆。
有了女儿之后，张嘉迪也一直把女儿摆在前面。
大女儿从3岁开始学钢琴，每周两节课，最开始一节80元，到后来变成100、180、300、350。女儿争气，小学读完前就过了钢琴十级，钢琴课不用再上了，她给女儿买了一架13800块钱的钢琴，看着她每天在家里练。除了钢琴课，还有美术班、舞蹈班、写作班，上了初中后，兴趣班没有了，补习班又来了。
女儿穿的衣服也是最贵的，每次去全市唯一的一家万达广场里买，大品牌的童装，一件羽绒服1988，一件毛衣488，一双耐克运动鞋599，女儿一套冬装就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到了自己和老公的衣服，都是淘宝上没有牌子的店随便买几件。之前，她还能穿上年轻时候“臭美花钱买的好衣服”，生完二胎她胖了二十斤，衣服都穿不上了，只好收起来。
随着衣服一并收起来的是过去的爱好。没结婚时，她和老公常常去看电影、溜冰，周末下馆子吃点好的。结婚之后，只有看电影的爱好还保留着，而看的人变成了她和女儿，老公在电影院外面等着。电影结束，三个人一起回家，女儿在路上给老公讲电影的情节。
40岁生了小女儿之后，她母乳喂养，衣服都穿亲戚家孩子剩下的，但纸尿裤、玩具等等杂七杂八的花销避免不了。每个月又多出来几百块，看电影的预算进一步缩减，变成了大女儿自己进去看，老公在外面等着，她在家里带小女儿。等回了家，老公想办法找一个盗版资源，两个人有空了再一起看。
张嘉迪发现，可以把“为孩子花多少钱”类比恩格尔系数，孩子花销在家庭全部支出里占比越多，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越低。
王琳发现，虽然自己家的条件还不错，依旧是给孩子花的钱最多。
她是全职妈妈，一家人生活在广州，老公开了一间小公司，每年的收入在100万左右，大多数时候“想买什么东西也是买得起的”，但是翻翻账本，11岁的儿子一年要花掉十来万，而2020年一整年，王琳给自己的最大支出，是犹豫了两个月，换了一部3000元左右的手机。
除了常规的衣食住行，王琳的儿子也有许多兴趣班：下午4点钟放学到吃晚饭的时间段里，他要去上足球课，一年一万多；周六周日有爵士舞和架子鼓，一节课250，加起来一年也要两万多。这并不是最贵的，到了寒暑假，王琳总想着带儿子“出去看看”，“别人的孩子都出去了”，儿子班上的同学也出去了，如果不去，连家庭作业都完不成——老师会特地给学生布置讲述自己假期经历的作业。
于是，近一点的云南、泰国，远一点的新西兰，儿子都去过。山林里野餐，草原上追羊，价格分别在3到7万不等，王琳从来没有心疼过。有时是她陪儿子去，有时是一家三口去，只要儿子觉得有趣，这钱就花得值。
账本上都是“儿子”，王琳的生活里也都是“儿子”。她每天的日程就是起床做一家人的早饭，开车送儿子上学，准备午饭，下午送儿子去兴趣班，再回来准备晚饭，晚上辅导儿子写作业。
而老公忙于工作，“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候，王琳会想：结婚之后，男性跟女性拿到的剧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剧本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女性拿到的剧本就是洗衣、做饭、做司机、辅导作业。”
20多岁时，王琳每个月都要跟好朋友相约见面，喝喝下午茶，逛逛街，聊聊八卦，但大家相继做了母亲之后，“很难约上”，时间不够用，“大家的心思都扑在家庭上了”，可能要半年才能约一次。
要操心的不只是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张嘉迪的公公婆婆在乡下生活，养老和医疗是个问题。公公去年得了食道癌，她和老公把生二胎请满月酒收的5万多块礼金拿出来给公公做手术。幸好手术成功，农村合作医疗又报销了一半费用。但她心里总是害怕，“万一复发了怎么办？”她每天给婆婆发微信，“一定要监督爸别喝酒，不要吃太烫的。”
40岁的女性，人生的进度条拉到了一半，前面是步入老年的父母，后面是正在长大的孩子，她们承担着家庭和工作的压力，年轻时从来不敢想的“负重前行”渐渐变成了生活的常态。40岁女性的生活里什么都有，就是难得有“我”。
40岁的自我
医美可以让她看起来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岁
但到了50、60岁会怎么样，她并不清楚
互联网大厂高管欣欣在40岁之后，开始逐渐追求“自我”。
去年，她告别了一段十年的婚姻，到另一个城市开启了新的生活。
在上一段婚姻里，因为追求物质上的目标，她和爱人在两年里买了三套房子，为了还每月几万元的房贷，两个人醉心工作，“聚少离多，经常三四天见不到对方的人”。
到了新城市，她没有买房，住公司宿舍，吃食堂或动手做饭，很少叫外卖。交了男朋友之后，她会跟男朋友一起出门运动，打羽毛球或是跑步，也会一起宅在家里做一顿饭，看一部电影。在新生活里，陪伴与沟通肉眼可见地变多了。
不可避免的，她也一直被家人催生，父母、亲友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同一个意思：“不生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欣欣的父母退休后的生活丰富、稳定。妈妈会学做菜，学跳舞，有自己固定的老姐妹。但她隔三差五会问欣欣：“你打不打算要？”她问妈妈，“我生出来你给我带，我周末领回去，怎么样？”妈妈却没有同意。
好在也没有人能强迫欣欣生小孩，这个问题就一直拖着，拖到了现在。
如今在她的账单里，少见的大项支出是医美。美容院的护理每周都去，一年20000多；水光针1000块，一个月一次；除皱针三针6000块，半年一次；热玛吉20000，一年一次。
她也在打瘦脸针的时候发现变化，20、30岁的时候，自己“打了针会立刻变得不一样，瘦了确实会好看”，但到了40岁，“脸上没有肉了，打了针的地方会凹下去，瘦了反而不好看。”
胶原蛋白和苹果肌如同岁月一样，一去不返了。在她看来，医美可以让她看起来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岁，但到了50岁、60岁会怎么样，她并不清楚。
子鱼发现自己到了40岁，身体还是有了变化。她在深圳从事广告行业，月收入在5万左右。从前上班时经常熬夜，她从来没怎么当回事，第二天补一觉立刻精神抖擞。现在要是熬夜，“头一整天晕晕的，基本做不了什么事，一周都废了”。
她家里有两个小孩。生第一胎以前，她不到100斤，生产后胖了30斤，报了健身课程，半年就恢复了以前的身材。但40岁生下二胎后，她发现自己用了两年时间也只减掉了20斤。于是，今年，她给自己花的最大一笔钱是买健身房的私教课，100节课，一节课358元，一年下来3万多。
如果是过去，她会觉得“自己练练就行了还买什么课”，但现在，“真的要买课才能有效果”，并且“必须得买”，运动起来，自己才有精神继续工作、照顾孩子。子鱼每周坚持去两次健身房，“就像一个待办事项，不去心里就觉得有事情没完成，一定要去。”
子鱼给自己和爱人买了保险，同时每年收入的30%被她拿出来投资理财。在她看来，“女性会管钱和理财是必备技能”，为了“财富增值”，更主要是为了抵抗“未知的风险”。
王琳也发现，年龄的增长的同时，每个月要交的保险金额也在增长。十年前，她给爱人和自己买了重疾险，自己的保额20万，爱人的保额40万。30岁到35岁时，每年缴费的基数是2900元；过了35岁，变成了3000多一点；进入40岁，要交的钱跟着变成了“4”打头。这意味着，保险公司认定随着年龄上升，生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还有心里的落差。
同样是第一代80后的王琳，大学在国内的TOP2读的，毕业后在外资公司工作了10年，如果没有回归家庭，她有机会晋升为主管，做一个“职场女强人”。
回想自己的过去，她认为“20多岁的时候更多在意自己，快乐是源自于甜蜜的爱情。到30来岁有小孩了，那时候会想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时候看着旁边熟睡的这两个大男孩，感觉也很幸福的。但是到了现在的话，那种感觉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可能我的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了，以前他是很依赖我的，让我觉得我很被需要，现在好像没有那么被需要了。所以会有一种失落感和挫败感。”
她开始思考，“虽然不再是满足自己的享乐的欲望，但是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时钟一直在走，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尝试的时间和空间了。
楠楠倒是觉得，40岁是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阶段，真正的“向内探索”开始了，以前嘴里挂着的大道理终于落到了生活的实处。
她在民宿里种菜。春种秋收，豆角会在一夜雨后突然成熟，刚掐下来的黄瓜，鲜绿脆嫩，毛刺十分扎手。她第一次感受到，为什么过去的人们总是在歌颂土地。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后，她在洗澡时发现，自己脚趾上因为穿高跟鞋磨出的茧子和疤痕全部消失了，她重新拥有了一双正常的脚，可以在夏天穿露趾凉鞋出门。
生活环境变化的同时，她的消费习惯也随之改变。如今楠楠每个月的花销不超过5000元。在县城里，一斤蔬菜的价格在4—8元之间，一顿饭的成本在40元左右。她也开始断舍离，衣服穿以前的，鞋子换成平底运动鞋，包包换成帆布的，护肤品用两百块一瓶的保湿面霜。
张嘉迪在带小女儿的间隙里爱上了摆弄大女儿闲置的钢琴。练习两个月后，她可以弹出一首圣诞快乐歌。钢琴的声音响起时，小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还会拍着手冲她笑。她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再让小女儿上兴趣班、补习班了，她可以快乐地长大，如果以后有喜欢的事情，到了40、50岁再去学习也不迟。她无暇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活本身填满了生活。
高月也没想过“那些复杂的问题”。她最爱爬山这项几乎免费的运动，每到休息日，她和女儿两个人去爬附近的山。日子依然是难，可两个人会站在山顶上像誓师一样把心里的愿望大喊出来。“爬过这座山，还有另一座。”她希望自己和女儿可以不断地翻山越岭，“只要一直爬，就一直在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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