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变化。
以前，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温州人天生就和商业、老板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为了做大企业还愿意吃上很多苦，由此还延伸出让老一辈津津乐道的四千精神、三板精神，许多温州人也因此摆脱贫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而即使在外界流传的温州人负面故事里，温州人也是以老板、富商的面目出现——比如置办江南皮革厂的黄鹤、或是民间集资最后生意失败跑路的温州老板。
而现在，年轻一代的温州人似乎对商业不感兴趣了——他们或是在长辈的压力下，或是出于种种考虑，主动选择考入体制内。
2021年温州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工作圆满完成 来源：温州人力社保局
稳定的编制
“编制真的有那么好？”我这样好奇地问陈璐。
在我心中，陈璐的所能达到的成就应远远不止于此，她是我见过最聪明，最有毅力和责任心的温州人之一。几年前，她就凭着超人的自律、敏锐的思维能力考上了浙大。
目前陈璐在浙大文学院读研究生，已经研三，计划毕业后就回温考公务员。
“我考编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稳定。”陈璐这样说。
“稳定”两个字，几乎是我所有采访对象提到的答案之一。不过这种稳定的背后也指向不同的诉求。
比如说有的人说“大环境不好，企业生存艰难，所以来考公”；
也有的人说“考公务员可以让生活和工作取得一个平衡”；
也有的人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大家都说不错，所以就考公了。”
总之，这种稳定生活，虽然不会大富大贵，但也足够让人活的体面、安心。
前阵子，拼多多一位23岁员工在加班回家的路上突然猝死，把拼多多推上了风口浪尖的同时，也让陈璐坚定了考公的决心。
陈璐目前在杭州的网易实习，耳濡目染之下，她很清楚互联网公司高薪的背后意味着无休止的加班。
当前，加班不是拼多多一家企业独有现象。大部分企业也以能加班、狼性文化为荣，马云甚至曾自豪的谈996，声称这是修来的福报。
“拿命换钱”是这些企业员工的共识。
“在体制内，你至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不会被异化。而在企业，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拼，但是35岁以后，年纪大了拼不过那些小年轻了，又该怎么办？”
陈璐读的是中文专业，她认为这个专业天生就“钱途渺茫”，现在她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中文系某种程度上还和公务员专业对口，所以找个她能做的好，待遇也有保障的公务员，已经是最优解。
六年前，刚考上浙大的时候陈璐也曾雄心万丈。
她打算做学术做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或者是去企业做出一些成就，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伟大，让人尊敬，和别人都不一样的人。
但是随着在学业、工作方面的认识增长，她逐渐修正了对自己的认识——她只是一个普通人，除了擅长学习这个动作以外，其他的没什么出挑的。
陈璐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出人头地，做出一个伟大事业，她认为自己首先做好一个人，一个积极的人，能够幸福快乐就足够了。
如果在生活工作中额外再对人民有所贡献，那再好不过。
另外，进入公务系统也是陈璐父母的想法，或者说是大部分温商家长对儿女的心愿。
一些做过企业的温商家长在完成财富积累后，普遍想方设法的让孩子进入体制：
“我们做过生意，知道做生意有多苦多累，不愿意让孩子走我们的老路。我们也有钱，不求儿女有多大出息来孝敬我们，孩子能够幸福安慰的生活就足够了。”
和普遍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同，这些温商家长基本处于各行业的金字塔上层，没有什么额外要求，只是希望孩子过得开心健康，而公务员能完美满足他们的要求。
不过，部分家长让子女选择公务员也有出于实用的考虑：
他们认为如果儿女进入公务员或体制内，最能护佑家庭财富和地位，完成财富的传递。
这些草根出身的温州人，在商业社会浮浮沉沉，摸爬滚打，得出了一个朴素但不失深刻的认识与经验：
家族成员进入到体制内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耀，更可以增强他们对政策的了解，补足商业短板，为家族财富或企业保驾护航。
人山人海的公务员招考
温州精英在体制
实际上，陈璐的大部分同学，除了打算读博继续深造的以外，都计划着去考试或者通过选调，进入公务系统。
换句话说，现在智力最超群，最优秀的一批学生，都选择了公务员。
温州政府对此也乐见其成。
1月13日下午，温州市政府宣布继续推进人才引进计划，召开会议宣布引进高层次人才，名牌大学的优秀本硕博都可以参加。部分单位岗位甚至无需笔试，将在候选人报名完成后直接组织面试。
陈璐补充说，早前她的一位学姐就是博士毕业后，由人才引进回到了温州。
温州精英，多数回到体制。
1月13日人才引进新闻发布会现场 刘伟 摄
目前，公务员招考竞争激烈，一些热门岗位的报录比，甚至达到了500:1。也就是说，在500个报名者里只收1人，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而和年轻人热火朝天的报名公务员对应的，则是大部分企业面对的人才难求的问题——至少在企业，你不会看见几百个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情况。
大部分老板都在为没有合适的员工发愁。
有一位温州的叔叔感慨，自家朋友的孩子研究生毕业后，他完全有能力在企业里做出点成绩。即使他拿到了一些企业offer，还是铆足了劲要考银行，又回到无限的内卷和考试当中。
而在这样重重激烈的招考笔试、面试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即使仅仅是一个基层公务员，也绝对称得上素质良好。
无一例外，他们都有着优秀的口头表达、逻辑思维能力，综合素质能在当地排入前30%。
而这前30%，不仅仅意味着超越同侪的素质，也意味着收入和社会地位是当地前30%。
根据温州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万元左右。而公务员的收入大部分在十几万以上，是这个数字的2倍有余。而公检法系统的公务员，收入则更高。
也由于远超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有不少年轻人选择辞职在家中备考公务员。
因为全职备考，他们自嘲是“家里蹲”，出门聚餐时也受到不少亲戚、邻居的指点和白眼，成了他人口中的笑话与谈资：
“都快30岁了，还没个正经工作，以后你千万不要跟他学！”
不过这种质疑往往会随着他们考上公务员而烟消云散，并且还会被树立成励志典型在亲戚街坊中流传。而考公成功的消息一旦传开，说亲的媒人也会踏破了门槛。
因此，不少年轻人将成功考上公务员戏称为“上岸”，而上岸前的学习复习过程，则是一场艰辛的泅水。
不过只要上岸，一切的努力都值了。
考生在考试
体制，一座围城
相较于陈璐进入公务系统的热切，周悦则对体制的感情复杂。
她更愿意将体制称作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周悦比起陈璐要早两年进入体制。大学甫一毕业，她就考上了温州地区的教师编制，从大学生变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不过经历了两年的时光，她开始怀疑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周悦不讨厌教书的工作。恰恰相反，她认为给孩子教书上课是一天里最开心快乐的事。
真正消耗她精力与热情的，是其他琐碎的事与管理。除了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之外，学校方面还存在更多隐性的琐事。
比如每个学期老师都要迎接上级部门的检查、开不完的可有可无的会议，以及参加各类评比并撰写心得报告等等。这类工作往往是分配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之后，需要老师下班后自行完成，占用了他们大量的休息时间。
即使是资深的行政管理老师也承认：这类工作可能过于冗余，占用了老师太多时间，把时间留给教学可能更为合适。
因而，周悦认为编制老师的生活和公务员往往都会遭到很大误解：常常是外人看着光鲜，而辛酸苦辣也只有自己知道。
现在公务员和老师，加班也是普遍现象。如果年轻人到了两办，忙起来的时候，甚至会达到比996更恐怖的007。
此外，周悦认为在体制内生活的要点更在于不出错，遵守其他人的规定。她说有时候明明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工作也已经完成，却还要被教导主任强行留下来坐班发呆，仅仅是为了彰显教师的奉献精神。
有一回下午，周悦狠下心到点下班，打了卡就回家，结果第二天就在教师大会上遭到校长的批评，害的她又羞又恼。有的时候周悦会觉得：
“明明是无意义的东西，大家也一直去做，是不是不太对？在这样的体系内，多少会有点沉闷的感受。
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找不到一点成就感。”
不过这个故事在其他人看来，更像是不知足：
在业界，其他工作也一样琐碎，甚至会遇到更不合理的管理，收入也更低，这种抱怨，显然是没遭过社会毒打的女孩子的无病呻吟。
不过，尽管有人会将这种抱怨认为是不知足、无病呻吟的表现，
也应当承认周悦的感受确实存在，特别是对刚毕业就考上的新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真情实感，有待进一步引导和成长。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概念，以及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满足了自身的温饱生存需要之后，普遍会去寻找更高层次的存在价值。
而这也是一些体制内的年轻温州人的真实困惑。他们在满足了生活需要后，很自然地生发出思考：
这种生活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如果对从政和公务没有热情，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的逃避、或是生存原因而考公，是不是一种错误？
对于这个问题，同样出身温州，一位已经毕业了十几年的浙大老学长对陈璐的告诫或许可以解答：
“你要确定好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喜欢安稳，为人民服务，可以去体制内；
而如果你天性散漫，喜欢折腾和创造，做一个体制外的散兵游勇也挺好。”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温州，甚至在整个中国，编制已然变成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符号：
他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工作或者事业，更是年过半百父母的殷切期望、还是对阶层稳固、上升的安慰与想象，以及对未来美好稳定生活的承诺与期许。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无数温州年轻人奔向体制的热切景象——但有的时候我们仍然对这种场面感到吃惊和无所适从。
毕竟，我们曾经有着那么辉煌的经商传统。
曾经激励无数温州人的温州精神——那种抓住商机就上的敢为人先；那种面对不确定未来，仍然敢于拥抱挑战的昂扬斗志，在当下已经黯然失色。
某种程度上，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当地青年的选择息息相关。在大部分回温青年选择流向体制的当下，在温州精神逐渐失落的今天
温州，又该成为怎样的一座城市？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温州百晓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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