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领导当街被男子刺死,滥用权力或人情关系让官员成高危职业了吗

2021-01-23 10:29:49 青苗法鸣在线

1月19日,四川渠县,当地县工商联副主席、达州市政协常委吴女士被一名男子当街刺伤,并于两天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具体的案件事实仍在调查之中。

被害人生前热心公益事业,曾获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官,她的遇害让我们痛心不已。

在我国,虽然官员遇刺每每受到广泛关注,然而这种类型的案件早已不是个例,就在前不久,湖南女法官遇害一案就引发了社会强烈注意。

再加上前几年的山西大同副市长被杀、吉林纪委官员被害等案件,官员被害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以于官员在一些人眼中俨然变成了“高危职业”。

与一般的凶杀案不同,官员被害的背后通常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托情办事、徇私枉法也常常惨杂其中。

官员的敏感身份使这种凶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禁想问,导致这种社会问题频发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官员屡屡成为犯罪对象?

从官员的性质上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官员的职业行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职务内容就在于行使国家权力。

而“手里有权”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使得官员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获得了超过普通人的地位,另一方面,权力就像甜品一样引来无数“苍蝇”的围观,这些人希望通过官员手里的权达成额外的“目标”。

如果官员屈从于这种权力交易,引起的将是徇私枉法、滥用权力的问题;而如果官员选择拒绝,那么将容易激起对方的报复行为,由托情不成引发的“情意变恨意”是造成官员屡屡被害的主要原因。

在湖南女法官遇害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行凶者与被害法官系同乡,当时有诉讼案件处于该法官审理过程中,于是行凶者向被害人托情寻求“好处”,在遭到拒绝后怒而杀人。

同样地,2012年的山西大同副市长遇害案中,行凶者作为死者妻子的哥哥,也是在多次请求妹夫为自己寻求公职遭拒后杀人。

罪犯多为死者熟人、曾经存在托情请求......这些都表现了这类官员遇害案的主要特征,背后的根本原因更是在于民众根深蒂固的错误权力思维。

我国有句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形容官员的裙带关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当上了官远远不只是他自己事业有成,这代表着以官员为中心的一大圈人都将受益。

就连稍微沾亲带故的人也会拼命往权力靠拢,妄图在裙带关系的辐射下获得特权,以至于“我xxx是领导”这样的话甚至被当作通行证一样使用。以至于有的官员感慨,当官之后,连“亲戚”都变多了。

这种权力思维往往还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与自己无关的官员,老百姓总是希望他能当个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好官,但如果是自己的三姑六姨当上了官,“好官”的标准就变成了他能不能为自己办点事。自己当上官却不能给身边人带来好处,这种官员往往被指责为“白眼狼”,这个时候,对渴望利益的人来说,他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官”了。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对贪官恨之入骨的人,恰恰也是寻求把自己的亲戚官员变成贪官的人。许多官员的腐败,也往往是从身边人设下的陷阱开始的。

这些人往往对亲朋荣升官位抱有很大期待,期望自己也能像“鸡犬”一样获得好处,但托情被拒带来的巨大落差瞬间击碎了这种美梦。与官员的情谊变成了无尽的恨意,报复杀人也就时常发生了。

可以说,老百姓把“父母官”的思想带到了现代社会中,以官员为高高在上的“青天”的思维仍然盛行。但在“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当下,这样却是行不通的。官员在行使权力之时确实有超越民众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却是来自于人民、受到重重限制的。

不仅如此,现代社会讲究人人平等,官员的人格并不因为官位高低而区别于一般的老百姓,官员只是代替民众管理事务的公务员,而不是古代高悬于上的“父母官”。弄清楚这一点,对减少官员遇害的发生,甚至遏制贪污腐败案件都有很大帮助。

而纵观官员被害案件,还有另一个形态也应当引起我们重视。这就是遭受不公、自我救济引发的杀人事件。虽然托情被拒、激情杀人是主要形态,但自我救济引发的杀人也占着不小比重。

2011年,山西朔州办理拆迁官员在处理拆迁事宜中,与拆迁户产生纠纷,被后者当场刺死。这也是强拆致官员死亡的典型案例。

更早些的2009年,湖北巴东县官员在消费中利用官员地位骚扰女服务员,被女服务员反抗杀死。

与托情类案件不同,此类案件中被害官员是真正的坏官,行凶人反而在道义上更受到支持。官员主动利用地位去获得不法利益,或非法强拆,或持强凌弱,而行凶人因为事出紧急或实力弱小难以得到救济,只能寻求最原始、最直接的手段了。

这类案件与官员不正当行使权力有密切关系,背后的原因仍然是前面提到的错误的权力思维,只不过这次抱有错误看法的是官员本身。

许多人以为,当了官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能够时刻凌驾于民众之上,权力对他们来说与其是人民赋予的,不如说是自己“努力”挣来的,官位也从公务员变成了“私务员”。

同时,制度的不完善也成为了助推剂。权力行使的不透明,使得一些官员获得了暗箱操作的空间,他也更容易在这个范围内利用权力去寻求不当利益。

避免这种“咎由自取”型的官员遇害,主要还靠制度来对行使权力进行制约,避免因为滥用权力导致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冲突。我国已经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这样的行政法进行了具体规定,确立了“程序法定”“罚缴分离”等一系列规范权力行使的制度。行使权力,哪怕是正当的职务活动,也要受到重重程序限制,更何况是非法行为。

而且,各项程序现在也日渐透明化,民众也可以获知作出一项行政行为应该走怎样的步骤。如果认为官员做出的行为违法,可以寻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样的正当救济手段,没有必要极端杀人。

总而言之,官员遇害案频发背后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民众乃至一些官员的错误权力思维。在现代权力观念中,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完全服务于人民,它不属于私人物件,自然也不能用于私人用途。正确建立这种公共权力的思维,不仅有助于减少官员徇私枉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官员本身的保护。只有当权力不被特殊对待之时,官员也才不会被罪犯“特殊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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