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伦就像是没人愿意看到的房间里的大象，这是性暴力中最普遍的形式，然而人们谈论得最少。”
今年1月7日《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这本书出版之前，奥利维耶·杜哈默尔（Olivier Duhamel）从未料到自己也会陷入被指控乱伦的尴尬境地。作为法国媒体和政治圈的名人，这位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在公众心里一直保持着完美的知识分子精英形象。
指控杜哈默尔的人是他的继女卡米耶·库什纳（Camille Kouchner），也是《大家庭》的作者。她在书中讲述了青少年时代自己的双胞胎兄弟维克多（化名）被继父实施性暴力的遭遇。
杜哈默尔的公众形象突然坍塌，情急之下他关掉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但社交网络上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浪潮，1月16日，#Metooinceste（我也遭遇了乱伦）成为Twitter法国区的热门话题，仅仅2天过后，超过8万人在下面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那时我8岁，我的叔叔对我实施了性暴力。”Twitter的一位用户写道。下面有人回复：“那是我父亲，从7岁一直到14岁。” 另一条推文写道：“本来是度假，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噩梦。”
而这8万条讨论，仅仅是无数人童年噩梦的冰山一角。
卡米耶·库什纳的新书《大家庭》。图片：AFP
那是80年代末，卡米耶·库什纳和她的双胞胎兄弟维克多只有14岁，他们随母亲和继父奥利维耶·杜哈默尔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母先后自杀给母亲带来沉重打击，在卡米耶看来，是这位“智慧而幽默”的继父给冰冷的大家庭带来了生气。
直到有一天，维克多告诉她，大约两到三年的时间里，继父常常在夜晚造访他的房间对他实施性暴力，并辩护说“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维克多沉重而艰难地讲完，让卡米耶保守“这个秘密”。
卡米耶被吓到了，她听不清他继续说了什么，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咚咚跳。年轻的女孩对这个秘密似懂非懂，但隐隐察觉到事情有多严重。
“愤怒并没有马上到来。”卡米耶在书中写道，“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沉默。”
米耶的经历不是个例。2020年，受法国公益组织“直面乱伦（Face à l'inceste）”的委托，益普索选取了1033名法国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32%的受访者表示认识至少一名儿时遭遇过乱伦的受害者。受害者中78%是女性，22%为男性。而施暴者中96%的人是男性。
调查中表示自己本人就曾在儿时遭遇过家庭性侵犯的人达10%，这里对性侵犯的定义不局限于强奸，还包括性暗示、故意暴露性器官、要求摆出性姿势等行为。随着Me Too运动让受害者敢于发声，近年来这一数据更是飞速增长。
2020年益普索调查，儿时亲身经历过家庭中性暴力的受访者从2009年的3%增长到2020年的10%。图片：益普索
更严重的是“有罪不罚”。专门研究性暴力问题的心理学家穆里尔·萨尔莫纳（Muriel Salmona）表示，由于发现不及时且难以调查取证，对家庭中的儿童施虐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惩罚”，受害者为未成年人的强奸案中只有不到1％的被告最终面临法庭审判。
根据法国法律的定义，乱伦指的是两个有亲戚关系之间的人发生的性关系，并且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较近，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范围，例如兄弟姐妹之间、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
实际上“乱伦”并不是一项特定罪名。只有被认为以“威胁、恐吓、约束和暴力形式”对未成年人造成性侵犯时，乱伦才被定为犯罪，如果已经超过法定年龄15岁，并得到双方同意，乱伦并不违反刑法规定。难以界定“性同意”也就成为这类案件中的关键问题。
2008年，卡米耶·库纳什无法再掩藏心中的秘密，她第一次与继父对峙。杜哈默尔先是否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断言维克多是个“坏孩子”，又辩解说这段关系只是个“爱情故事”，试图以取得“同意”为自己开脱。
“乱伦就像是没人愿意看到的房间里的大象，这是性暴力中最普遍的形式，然而人们谈论得最少。”“直面乱伦”的负责人之一帕特里克·洛瓦瑟勒（Patrick Loiseleur）说道。
奥利维耶·杜哈默尔。图片：AFP
事实上，许多像杜哈默尔这样的施暴者相信自己根本不会被曝光。家庭里发生的乱伦、性暴力被视为一种“家庭秘密”，在家庭成员看来，任何能引起焦虑的话题都可以成为家庭秘密，而保守秘密对于维持家庭稳定至关重要。
规训儿童保守家庭秘密，也就意味着在一些问题上要保持沉默。正如卡米耶在《大家庭》中展现的一样，“家庭秘密”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家庭文化，让未成年人在地位差距较大的“权威长辈”面前无法发声。
推特#Metooinceste 话题下，Mié Kohiyama分享了她五岁时的画，上面是一个没有嘴的孩子，旁边有法语“救救我”的字样，她太小了，甚至将“au secours”错误地拼为“o scour”。
但Mié说，那是她当时对于自己的遭遇唯一能做出的表达方式。
Mié Kohiyama 5岁的画。图片：Twitter
法国哲学家马克·克雷蓬（Marc Crépon）指出，“捕猎者”和他的猎物之间产生了一种沉默。这让前者免于审判和惩罚，他（或她）不会也不想去认清事实、有所行动，而对受害者来说，沉默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它让耻辱变得根深蒂固，有时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摆脱。
克雷蓬补充道，这种奴役儿童或青少年的性行为“严重威胁着他们的未来”，他们感到自己“与世界分离”，因此可能承受多重创伤：自闭、交通恐惧症、进食或睡眠障碍、自我伤害、憎恶人体等等。
据心理学家萨尔莫纳透露，根据她的工作经验，受害者平均需要13年的时间来寻求专业人士的支持，但有三分之一的人最终放弃解决心理问题，任凭自己被社会边缘化。
在2017年Me Too运动的推动下，立法者开始有意识地打破这座“沉默的墙”。2018年，法国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追究时效性从20年延长至30年。
这些法律上的进步仍是不够的。因为从法律角度看，强奸是一种远比性侵犯严重的犯罪。现实中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恳求儿童的“同意”，幸运的话，罪名就从强奸变为“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最高刑期从20年降至10年。
2017年法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性同意”最低年龄的争论。两性平等国务卿玛琳·希帕（Marlène Schiappa）提出《希帕法》，规定15岁以下儿童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不同意或受胁迫，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自动被视为强奸犯罪。该法案在2018年通过后又撤销，因为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此次立法变更与无罪推定背道而驰，有违宪风险。
于是令人愤怒的判决再次发生了，2019年9月，圣马洛法院给一个对4岁女儿进行乱伦的父亲下了“性侵犯”的判决，他受到的处罚仅仅是8个月的缓刑和1欧元的赔偿金。这表明了在当前法律下，一些法官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对乱伦行为的惩罚。
另外，“直面乱伦”组织指出，在调查过程中需要数次向受害者询问是否存在“同意”或其他暗示，这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导致他们不愿开口讲述自己经历的黑暗。“侵略者的审判成为了受害儿童的审判”。
因此今年“直面乱伦”组织发起请愿将乱伦认定为一项具体罪行，要求“对未成年人犯下的任何不道德的性行为，必须被认定为罪行并应受到法律惩罚，而无需问询受害人表示过同意”。
2020年7月5日，法国科西嘉岛反对针对儿童乱伦行为的游行，红色标语“从6岁到10岁，我的父亲（一直侵犯我）”，黑色标语“我们不再沉默”。图片：AFP
1986年9月2日， 伊娃·托马（Eva Thomas）登上了法国无线二台的《屏幕档案》节目，讲述自己15岁遭到父亲性侵犯。
这是法国的乱伦受害者第一次在电视上作证，没有马赛克遮挡或变声，伊娃就这样向观众露出了自己的脸，并向“经历过这种情况的女性们”喊话，告诉她们“我们不要以此为耻”。节目播出后，法国各地有关乱伦的文章和报案成倍地增加。
三十多年后，卡米耶在书中揭露了她的名人继父杜哈默尔对继子的暴行。沉默的墙之外，社交媒体的#Metooinceste 标签为受害者发表言论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
杜哈默尔事件开始发酵后，女权主义团体“我们所有女性（Nous Toutes）”在创立者卡洛琳·德·哈斯（Caroline de Haas）和女性、儿童权利活动家玛德琳·达席尔瓦（Madeline Da Silva）的倡议下，发布了第一批推文。
达席尔瓦表示，决定要做的那一刻，许多问题一齐涌入脑海：我们怎么说？是短还是长？是否要对这些性暴力肇事者专门命名？
于是1月14日，“我们所有女性”的活动家之一Marie Chevenance发布了第一条推文，以此作为基准，不久推文数就超过8万。
#Metooinceste的第一条推文：在我五岁的一个晚上，舅舅弄乱了我的天真，让我余生都变得黑暗。图片：Twitter
看到成千上万个故事，她感慨“我们多年来所知道的一切终于被揭示出来”，针对未成年人的性暴力中，96％的罪犯是男性，而且这不是深夜街上陌生人的暴力行为，这是来自父亲、兄弟、叔叔、堂兄……
“我们的预计是正确的，”达席尔瓦说，“今天人们被倾听的需求非常大。”
与此同时，公众对儿童遭遇乱伦问题的了解有限。“如今估计学校每个班上就有两到三名学生是乱伦的受害者。他们之中可能有些孩子已经向信任的人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感受，也有孩子已经释放出求救的信号，但大都被忽视。在法国，关心且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太少了。”
所幸#Metooinceste 的影响力很快就达到了法国参议院。1月21日，参议院公开了由妇女权利代表团主席安尼克·比隆（Annick Billon）提出的一项法案，她建议将“性同意”最低年龄设为13岁，另外有议员呼吁定为15岁，这个阈值被认为更具保护性。
2020年1月21日，法国参议院公布了关于设立性同意年龄的议案。图片：AFP
在“性同意”问题上法国落在了后面，2017年《希帕法》之前，比利时（14岁），英国（13岁）或西班牙和荷兰（均为12岁）等邻居早已规定了法定年龄阈值。尽管这一次新提案和《希帕法》一样需要经过合宪审查，但这一次，成千上万名乱伦受害者的发声让人无法再忽视未成年人的现实处境。
2017年的Me Too运动中，法国是少有的发出反击的国家。19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在法国产生了持久影响，年长的女权主义者们普遍认为：“
1960年代斗争的一个关键点是要消除任何与女性性行为有关的罪恶感，女性对性的渴望与男人相同。”
影后凯瑟琳·德纳芙等100名女性在《世界报》上联名发表公开信，她们认为现代女权斗争的积极分子实际上在提倡将女性视为“男性欲望的受害者和无助的对象，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她们呼吁要警惕Me Too运动变得过激，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应当被简单地置于公众监控之下。
这次反对成年人对儿童乱伦的Me Too运动也许不会形成世界趋势，但当“个人关系”涉及权威顶峰的年长男性和一个孩子时，法国人终于决定面对这个“禁忌问题”。
就像玛德琳·达席尔瓦所说：“今天在法国，对儿童的保护非常薄弱。一个没有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国家，就是一个糟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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