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踏断民族脊梁

2021-01-17 07:44:40 读史12年

1276年,中国人的世界颠倒了:大宋王朝被掀翻,蒙古骑兵的铁蹄一直踏上了海南岛。“夷狄”成了整个中国的统治者。

那时的蒙古人是汉民族遇到的最善于使用暴力的少数民族,“屠城”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战争手段。

虽然蒙古人在东亚进行的屠城要少于中亚和欧洲,但中国史书上关于“屠城”的记载仍然比比皆是:

1213年攻密州,屠之。1216年攻广宁,除工匠优伶外,悉坑之。1219年,屠绛州。“肃州城破,有旨尽屠之。唐兀人昔里钤部请入城救其家族,于是幸免者仅一百零六户。”(《元史》卷一二二)……1229年窝阔台继位后,屠城渐少。但据说伯颜攻宋时仍然屠城二百。

可以想象,在蒙古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人口损失是何等惊人。

蒙古军长驱直入两河山东时,“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鞑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

蒙古攻灭金朝之后,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发现金国境内的人口比战争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川在宋代曾繁盛一时,人口近两千万。蒙古大兵过后,仅剩八十万……

事实上,汉民族能继续存在,是一桩幸运事。与汉民族的征服不一样的是,蒙古人的征服并不宣传什么“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草原民族从不掩饰他们征服的目的,他们一直视汉人为猎物。

征服了汉地之后,蒙古贵族们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打算把汉人统统杀光,把广大中国变为一片牧场,事实上,他们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幸亏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百般解说,说留着汉人以用来剥削他们比杀掉他们有利百倍,才使汉人免遭灭族。

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说过:“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五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都大面积地被消灭。

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和后来精明的满族人不同,粗豪的蒙古人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心态来对待汉人。他们的手段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难以想象的屈辱不由分说地倾倒到活下来的中国人头上:蒙古人将全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北方汉族)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族)居于最底层。四等人之间的待遇当然是不同的: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蒙古王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赵天麟语)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王公功臣。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汉人们每二十家被编成一个“甲”,由北方派来的蒙古人做“甲主”控制,这个蒙古“甲主”的吃穿花用,要由这二十家共同负担。许多家主为所欲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不仅是几十家共用一把菜刀,汉人还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乘马,也不许用马来拉车,甚至不许用马耕地。还有一项十分奇怪的规定: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原因是竹子可用于弓箭。

对蒙古人来说,汉人和南人存在的理由是给蒙古贵族提供劳力、粮食和酒。在蒙古统治者眼中,汉人与牲口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民族歧视粗暴地践踏了汉族人的心灵。

“整个汉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失落了自我,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有着辉煌历史的故土被打入监狱,汉民族和它的心理皆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屈辱对汉人的心理打击是空前而致命的。蒙古入侵中原之初,汉人曾发出“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呼号。

在这样一个屈辱、不公、没有希望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们由被动苟活,渐渐演变成主动的流氓化生存。

流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侠文化。侠以武犯禁,冲破了社会规范之后,侠士分成了两途。一途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另一类则变成了流氓、纵横家和食客,他们在各个权势中心奔走流动,鸡鸣狗盗,唯利是图,什么都敢做,所谓“日暮而途远,故倒行逆施”。侠与流氓的共同点是都蔑视社会规范,纵横于王法之外。不同点则是一个有精神追求,一个没道德底线。至于生存方式,侠客单纯以暴力为生,流氓在暴力之外,更愿意用欺诈、恫吓等所有成本更低的手段。

元代则是社会整体流氓化的起步期,元代流氓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流氓进入了官场。越来越多的汉人走不了正路就走邪路。既然无法抗争,他们就选择了攀附。

有些汉人假冒成蒙古、色目人,来猎取一官半职。他们起蒙古、色目名字,效仿蒙古、色目人生活习惯。

北方的女真人和汉人却经常冒充色目人,更有许多北方部族也被视为蒙古人,得以混入上流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数百年之后,就分不清真蒙古人和假蒙古人了。

汉人冒充蒙古人充当达鲁花赤(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的现象,成了元朝政治中一个难以处理的痼疾。元代统治者三令五申,严禁和革罢汉人、南人、女真、契丹人充达鲁花赤者,反复多次,也没什么明显效果。那些冒充怯薛、达鲁花赤的汉人,大多是市井无赖,本身素质低下,一旦当官,则明目张胆,颠倒黑白,不顾廉耻,拼命捞钱,官场风气更加腐败。

元代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流氓阶层与专制权力高度结合,变成了专制权力的打手和工具。能当上官的绝顶聪明之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攀附于官员和权贵,为他们所驱使,替他们办事,于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土豪恶棍阶层。在他们之下,则是以捞点残渣剩饭为生的充当打手的无赖流氓。

那些最有权势的大户,家里都养着当过官吏或者做过军人的帮闲,还有泼皮凶顽之人。这些人专门以强凌弱,骗人家财,夺人妻女,做尽坏事。

权贵们以流氓打手为帮手,放高利贷,到期还不上,就将人家的媳妇儿女面上刺字,充作奴婢。

他们诬良为盗,私设公堂,严刑逼供,恣意凌虐。因此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元代的泼皮无赖是如此之多,以至元朝皇帝不得不专门命人研究对泼皮无赖横行的处理意见。

如果颠倒的统治只持续二三十年,人们还可以恢复旧有的记忆和风气。

然而元朝统治持续了九十多年,整整三代人的时间。培养贵族需要三代,培养流氓也只需要三代。三代过去后,中国人整体上流氓化了,这就为有明一代之成为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础。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相关推荐

热门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