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年底,医保局又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

2020-12-30 11:26:19 校长开蒋

邻近年底了,医保局又给所有人送出了一份大礼。

12月28日,医保局公布了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结果,有119种新药首次纳入医保,创下谈判药品数量之最。

更让人欣喜的是价格。

据悉,这119种新药在谈判中平均降价幅度高达50.64%,其中14种目录内的、单药年销售额过10亿的独家药品降价幅度也达到43.46%。

在这次降价谈判中,医保局的专家们又一次发动了神级砍价技能。

医药代表抠抠索索的把价格下降五毛,医保局专家马上就“笑里藏刀”的警告他:

“别挤牙膏似的,这样不容易谈判成功。”

医药代表说,我们给到的价格已经是全球最低价了,医保局专家轻描淡写的回应:

“全球最低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从去年年底医保局专家的“我是代表14亿中国人这个市场在和你谈”,到前段时间把心脏支架价格爆砍90%,再到这次119中新药大规模批量砍价。

强势的医保局,大规模的集中砍价,让喜笑颜开的病患家属人人说好。

而就在短短几年前,医改不力、看病难看病贵,这还都是人人经常提起的话题。

国家在这几年里,究竟做对了什么?

2014年的两会上,钟南山直接向医改开炮:

“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是不是有效得到解决了....近五年来的医改没有明显突破,有些地方甚至做更差了。”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外界给予厚望,国家也雄心勃勃的提出了“一个目标、四梁八柱”的构想,而且投入巨大,光2009-2011年三年间,国家就新增投入超过13800亿元,成本不可谓不高。

但最终取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

国内的医保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一个高度分割的状态,人社部管医保项目的目录,发改委负责定价,卫计委负责招标采购,医保部门只负责掏钱埋单

业内人士对此也有微辞:“花钱的制定不了价格、定价的不管使用规范”。

如此“九龙治水”的局面,是多年来医改推进缓慢的最重要原因。

而就在钟南山怒批医改不力的同一时间,一套行之有效的医保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已经初步成熟了。

福建三明,那里是孕育中国医改新思路的摇篮。

2011年8月,三明市副市长詹积富出任三明市医疗改革小组组长,这是个苦差事。

此时的三明市城镇职工医保基金账户上,已经有超过2亿元的亏损,面临穿底的风险,而其中支出的大头,就是药品和医疗耗材。

詹积富大刀阔斧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实行联合限价采购,压缩药品价格中的灰色空间。

在詹积富看来,全国300万医药代表就是高药价的最大推手。

“医生是白衣天使,他们受过那么多年教育,觉悟能比一般人差?要不是那三百万医药代表在旁边像蚂蚁一样围着他们,贿赂他们,他们会给老百姓开神药吗?”

而要对高药价下手,就必须要把定价、采购、支付三大职责统一到一个独立机构上,才能进行高效而强势的砍价。

在三明市医改小组牵头下,隶属于不同部门的24个医保经办机构被整合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直属于市政府管理。

医保里账户里的钱怎么花怎么省,全都由管理中心全权负责。

药品耗材想要进入三明,医保金管理中心必须得先点头。

詹积富的集权改革立竿见影。

2011年,三明的医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个多亿,到2012年已经做平,其中药价的下降居功至伟——2011年药费9个亿,2012年降到7.5亿,2013年更是只有5.7个亿。

到2018年,三明市医保账户累计结余22.46亿元,人均医疗花费1500元,不到全国的一半。

三明模式的成功迅速吸引来了上层的目光。

2016年6月,三明的经验在全省铺开,福建省成立省级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

左二为詹积富

2017年年底,中央深改组和相关部门,陆陆续续来到三明,调研这里的医疗保障管理体制改革。

18年2月的19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避免政出夺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这也为整个国家的医改工作定了调:必须有一个强势部门全权负责。

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成立,直属于国务院。

一把手胡静林是原财政部副部长,二把手施子海是原发改委副秘书长。

这样重量级的人事任命,国家对医保局的重视程度和改革决心不言自明。

以往四五个部委分管医改,职责划分不明,还存在内耗和掣肘。

比如老百姓抱怨医保不给抗癌药报销,但实际上医保名单里有什么这是人社部的事儿,医保想帮但有心无力,最后事情得不到解决,老百姓只能埋怨国家。

只有把权力全都集中到医保局手里,让医保局真正说了算,医保局才有能力对医保账户里的钱负责,对整个医改的成效负责。

所以,医保局的谈判专家们能在药企面前能有如此的底气,关键在于国家放开了权力。

每一次振奋人心的医保谈判,本质都是医保局在以“团长”的身份向药企拿一个14亿市场的团购价。

医保局的霸气砍价,表面上看是以巨大的市场需求撬动支付端的低价,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大权在握的医保局有能力向整个医疗灰色链条动手。

詹积富早就一针见血的喊出,医改的第一步是药改,药改的本质就是反腐。

詹积富在各地推介三明模式

面向药企做集中采购,是争取流程透明,杜绝中间环节的吃扣拿用;把采购价格做公示,是便于患者监督,防止药企以各种回扣形式抬高实际药价。

2019年,医保基金总支出19945.73亿元,其中药品采购总金额9913亿元,占医保总支出的49.7%。

作为参考,三明市药品支出占医保总支出的28%(2013年)。

当然,全国市场与人口只有300万的三明并不能做直接对比,但能确定的是,整个医改中的药品价格,还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间。

把医疗腐败链中的既得利益者清除,减轻医保和老百姓的负担,不再让老百姓买不起救命药,不再让慢性病买药拖垮一个家。

所以,医保局专家与医药代表在谈判桌上的博弈还会继续,“我是代表整个中国市场和你谈”这样的霸气砍价瞬间,也一直会有。

至于医生群体对收入下降的担忧,其实也大可放心,因为国家借鉴三明的经验,就一定会把其中正确的、有价值的部分都全盘推广到全国。

从2012年到2018年,三明市医保累计节约55.25亿元,医疗机构的医务性收入累计增加18.35亿元。

作为高门槛高强度的职业,救死扶伤的医生理应有一份高收入,药改就是要把医生们应得的收入,从灰色收入变成正当收入。

因为白衣天使,本来就应当是沐浴在阳光下的人。

说回詹积富说的“药改的本质就是反腐”这句话。

其实,整个药改都是中国反腐倡廉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这八年间国家的思路其实非常清晰,先从党的内部开始“打老虎”,让老百姓建立起来对党的信任。

然后我们开始从老虎到苍蝇,保证地方政府的纯洁,保证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可以最大程度的被落实。

这两步走完了,执政党的根基也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对这个社会中其他的既得利益者下手,比如反垄断,又比如医改药改。

这些既得利益者此前吃下的好处,都会一点点让他们吐出来还给老百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最近这些年,在公开场合党的领导经常说这句话,而这句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党的初心是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党的具体任务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建国前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把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买办等势力都从中国清除。

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变成了发展经济,变成了效率第一,我们必须要把中国的制度同市场规律结合,所以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等市场发展的充分了,一些资本力量发挥完自由竞争的活力后,开始露出来一些弊病的时候,国家就要对这些得利者进行修理,保障更多老百姓的利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要任务。不同任务之间在过渡期交接的时候,就是需要大力改革,破除积弊的时候。

改革当然需要缓慢的推进摸索,也需要相当多的人承受阵痛。

但无论怎么做,共产党的初心始终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服务。

这一点,绝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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