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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和周恩来

1988年8月19日下午,七妈又把我找回西花厅后客厅。当着赵炜和高振普的面,让我看了她在1984年改写的遗嘱,然后,语气缓慢但十分庄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在遗嘱中我委托了五个人(遗嘱中是六个人)料理我的后事,今天你们就占了三个人,我要求你们支持我,帮助我实现我的遗嘱的内容。希望在我死后,你们再帮我这一次忙,能帮我实现遗嘱,我就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向秉德说说我的身体情况:

“1980年摔了膀子去住院。

“1981年底胆囊开刀住院。

“1982年得了肺炎,发高烧多日不退,又加上植物神经失调。这种病如常人得了就得了,而我这样的人得了这病,还要保密,不能向外讲,不过当时赵炜已对秉德略谈了此。这个病就像蛇一样缠着我,我摆脱不了它,只有忍受,可就没有办法,它常常要发作起来。发作时我就常想到过去为革命而死难的同志,及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各种刑罚的同志,还有那些特殊时期受迫害的同志,想到他们,我还有什么受不了的吗?想到这,就可减轻我的痛苦。

“但这种病就增加了我老年性的痛苦,解脱不了,我要办什么事就紧张,下午要到大会堂开会,我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早晨、上午都紧张,中午也休息不了,心里装不下事。睡觉不好,常常夜里起夜三次,要吃三次安眠药,仍睡不好。有时两条腿冰凉像冰棍。

“1982年又牙痛,痛得没办法。元旦开始,一个月不能吃饭。韩大夫查出来是牙骨的多年劳损,有破损,控制不了牙齿。韩大夫给我做了牙套才好些,还常常咬了舌头、腮或嘴唇等。现在我上下牙靠不上,嘴都变形了,歪了。这个月2日下午4点咬嘴唇,到8点还不好,第二天又发现了牙神经糜烂,又要治疗。我的牙套一天要拿下来戴上去五次。

“眼睛眼压高,一天要点药四种,点九次,现在是三种药点六次。三顿饭后西药吃六七次,中药两次。一天到晚忙治病忙不过来,眼睛不好就没法看报。秉德,我与报纸隔绝已经有一年了,我只能看他们谁有空时,给我念报。

“有病、疼痛我都可忍受,但就是痛苦在不知什么时候,这植物神经(自主神经)的毛病在我身上什么时候作怪。

“我的泌尿系统也不好,小便常常失禁,常像小孩子一样用尿布。(我问:这是老年性肌肉松弛,扩约肌(括约肌)弹性差了吧?)可能是,但也是因为那个植物神经失调!

“有时我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强压着,有时自己都感到两手或全身发抖。

“遇到事情就会紧张。

“最近17天,小纪大夫统计我接待医生19次。

“近来秉德对我不常让你来看我有意见,我要向你说明,我不是不想你们,不是不让你们来,是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你们。在所有亲戚中,你算来得最多的。我和你伯伯的习惯是生病住院就不要互相看望,又费精力,影响体力恢复,又互相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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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和周恩来

我忍不住说道:“七妈,看望病人,特别是住院的病人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真正的关心。”

“我看这不是个好习惯。我生病就愿意自己安心休养,不愿让人看我。”七妈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伯伯死时,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儿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来管的。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2000元债,我用妇联出版了我一本文章、诗的稿费,补了他1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300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经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个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最近我冠心病又常发作,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我当时说:“这太难得了!七妈在我面前发牢骚。我看该发就发,不要闷在心里。我不怕听牢骚!”

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在流泪。七妈没有至亲,可她老人家为了伯伯和我们周家这一大家人真是没少操心啊!她的牢骚并不是为了生活的清廉,而是伯伯的“大男子主义”!当然,这牢骚其实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摘编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金城出版社出版

作者:周秉德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