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曲艺场子捧红“混混儿”李金鳌，百年传承如今郭德纲接棒|李金鳌|相声|评书|郭德纲

2006年以后，中国人重新“认识”了茶馆、书场。

这得益于郭德纲的德云社，全国上下各种茶馆相声、小剧场说书纷纷兴起，经过10多年的大浪淘沙，如今说相声、说书有了固定场所，听相声听书有了“爱豆”。

有片瓦遮头，能耐就会有突出的，比如天津劝业场的天华景，最近有相声对子堪比2006年左右的郭德纲、于谦……这也算是相声大会、评书场子的一种自我更新吧。

一切就像100年前的故事，重新轮回了。

“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站着。”

1920年代，偌大的中国大地上只有四家“正式茶楼”是相声、评书场子——天津的声远茶社、连兴茶社，北京的启明茶社，济南的晨光茶社。而这四家茶社，最早建成的是天津的两家。

除了大茶社，还有小书场。据说当时一进入华界，隔一段地界，就有一处说书场。说书场，有大有小，大的说书场相当于一个小剧场，可以容下百多人，来这里听书的多是体面人物，书场里夏天有电扇、冬天生着火炉，更高等的书场，还设有八仙桌，有茶，有干鲜果品，只是绝对没有女服务员。

小书场，也可以容下五六十人，要喝茶，自己另外掏钱，再如当时有名的宝和轩水铺，虽然以卖水为业，但还开着说书场，听书，是不收费的。

别看可能就是屋里屋外的一线之隔，能进茶园就是做艺人的一道关卡。

那时，天津相声界流传两句话：“苦于撂地度饥寒，仰望寿臣和连安。”当时，也就是张寿臣、常连安、常宝堃等极少数艺人，可进小梨园、大观园等高档园子演出，即使如马德禄（马三立的父亲）、周德山（周蛤蟆）等高于张寿臣一个辈分的著名艺人，也只能在一些中低档的园子演出，更多的艺人则是撂地演出，也因此留下了非常形象的谚语——“刮风减半，下雨全没（收入）”。

马三立大师曾在自己的自传里坦承，当时就盼着能进个茶园“吃包银”，即使在某个茶园被攒底的女大鼓艺人撂台上近俩小时，他还是舍不得辞工不干。

相声艺人做艺辛苦，说书先生更不简单——天津连兴茶社就是说书人拉来的投资，相声大会由此开始。

张寿臣大师的师弟马寿延相声评书两门抱，还曾在明顺昌肉店当小伙计，学会了制作津味酥鱼及酱制品的技艺。有个贩盐的章姓商人，爱吃他做的粉肠儿，也爱听他的评书，二人走得很近。他说了建茶社的事，章姓商人很感兴趣，愿意出资。但是，此人很低调，不愿宣扬。而且还提出，园子建成，就是真能赚钱，他也不要分文。这位商人不但出资，还帮忙找了建园子的地界儿。不到半年，即1930年春，园子建成，起名连兴茶社。

茶社一起，就需要几套大书。于是，马寿延又纂弄（曲艺术语，即创作）成一部可演三四个月的《李金鳌》，又名《沽上英雄谱》，天津人称《混混儿论》，由此一炮打响——马老说书用的名字是马轸华。

天津混混儿由暗转明，洗白身份成为江湖侠义的一部分，马轸华先生有很大的功劳。

建国初天津拍摄电影《六号门》，马先生还在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马先生回来说“这倒霉劲，我还演了一回电影，合着就是去被枪毙的。”

能耐大自然收入就多，后来有人拿说书人抓哏，形容当年他们收入之高：

非常能挣钱，有时一天赶两场，鸟市上白天，三角地再赶个晚儿，天天满座，一场能拿个二十多万块（合二十元），一天下来四十多万，他这钱怎么花？家里养着二十一口，一天光喝凉水就得三缸，都是指他一个人挑费；XXX也不少挣，他这钱怎么花？他老婆养了二十多条狗，一天光吃肝就得吃多少钱的？这钱都这么花了。

天津的书场是凭能耐赚钱，竞争激励程度远超如今的评书场子。

据说，当时最受欢迎的还是成本大套的《三国》《水浒》和各种演义，南市三不管的《混混论》独树一帜。

还有一位评书奇人名叫杨瞎话，此人说书没有“书胆”，就是没有固定内容，每天到书场拿一张报纸，看到哪里说到哪里，报上有一篇社会奇闻，杨瞎话就顺着这条新闻说了起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市井奇谈，直到乌七八糟的种种传闻，说得出神入化。

有人曾怀疑杨瞎话只是民间传言、都市传说，后来从北京说书界元老证实，杨瞎话者确有其人，而且听过他说书的人还健在。

可见，当年天津说书界，说出名堂来的人还真是不少。

说书的有奇人，听书的就让人开眼了。

那时的宝和轩水铺，每到下午三点，评书表演场里就座无虚席，那场景我见识过，也是跟着同学们一起去的，其中一位听书的爷很有看点，这位爷玩扇子，一个人占着一张八仙桌，一壶茶，据说茶具是他自己带来的，桌上放着十几把折扇，听一会儿书，拿起一把扇子，呼啦一下展开，轻轻地扇几下，也不是扇凉风，就是向人们展示他的雅兴，放下扇子，又听一会儿书，再打开另一把扇子，这把扇子更珍贵了，据说是唐伯虎的题画，吓得说书人连词儿都忘了。

这还是听文书，听混混论这种“时事热血”类，就更容易“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