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

2020-11-30 23:05:19 新京报

11月11日傍晚,背着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门走进旅店,挂断电话,手冻得通红。这是郑秀娟来吉林市的第八天,还是没找到活儿,她瞒着家人住在这家五块钱一晚的旅店。

“来住宿吗?”烫着棕色短卷发,穿着牛仔马甲和黑色绒衣的小个子女人,趿拉着鞋从门口的小屋走出来。

这是旅店的老板孙二娘,今年68岁了,她每天透过小屋玻璃窗打量着每一个进店的女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就交,没钱拉倒。”在住客眼里,这个小个子女人性格泼辣,像《水浒传》里的孙二娘。

开业24年来,旅店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她们中最年长的超过70岁,最小的刚过30岁。

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孙二娘记不清,最多时一晚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以前大通铺上躺满了人。

在过去10年时间里,房费从两元涨到了三元、五元,来这里住的人少了——“干一天活,活一天”。

“避难所”到落脚点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卧的有四个女人。

刘桂兰是高低床的下铺,她倚靠着墙坐在阴影里,身旁放着一只收音机,放着戏曲的调子。

11月13日晚,熄灯前,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唠嗑。新京报记者肖薇薇摄

刘桂兰额头留着两缕黑色刘海,往后扎起的黑发间,显出一小圈白色的发根,她今年77岁,是宿舍里眼下年纪最长的一位。

她已经断断续续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这是刘桂兰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地。老伴患癌去世后,家里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债,两个儿子出门学瓦匠和木工,女儿也在外地打工。十多亩的苞米地,苞米两毛钱一斤,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几个钱。

庄里几个女人进城打工回来时告诉她,城里有活儿干,能挣钱。她卖了家里的土房,还上一部分债,揣着几十块钱,收拾几件旧衣裳去了吉林。

50岁的何芳刷着手机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后,她出来打工,在附近一家饭店上早班,每天从早晨7点上到下午五点。

65岁的郑秀娟则用手机跟孙女视频。她这一趟来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没接到活儿。她个头高,丰腴壮实,力气大,“以前基本上没愁过活儿,有时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儿”。

这一趟郑秀娟出来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来天,她的双手十指被割出细细长长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缝儿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记。她休养了几天才来找活儿。正赶上农忙结束,农村来挣钱的人多起来,“找活儿就难了”。

裹着被子躺着的张清64岁,她头发灰白,面色显得暗黄,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褶皱。在几个女人里,她是被家暴多年后,“净身出户”后孑然一身来到了这间宿舍。

在老板孙二娘印象里,刚开店时,住客几乎都是这样的单身女人。她们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有人还带着几岁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

孙二娘记得,刚来宿舍的女人几乎都不说话,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泪。“没有人问起伤心事,大家都明白,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苦。”

“虽然叫宿舍,其实就是个旅店。五六十岁的女人,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出来挣几年钱,找活儿时上这儿住几天。”

新的住客来来往往,孙二娘很难记住她们每个人的样貌。“现在来这儿住的都是农村来的没钱的女人,比起十几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挣着钱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农村,离婚的女人也没人说闲话,很快能开始新生活。”

从啥都干到“挑活儿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郑秀娟起身,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她拧开水龙头,俯下头张口接水,水流细小冰凉,快速“刷刷”几下刷牙漱口,双手捧水拍在脸上,狠搓几下。 然后从包里摸出梳子,站在门厅墙上挂着的大镜子前,沾点水抹上前额的头发,仔细往后捋顺头发,紧紧扎起。

三两下叠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围巾,刚过6点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侧身往外走。见孙二娘屋里亮起了灯,郑秀娟对着玻璃窗小声说,“今儿肯定能下户干活了,不得来住。”

昨天,家政中介给她介绍了一家保姆活儿,她要去那家看看情况。中介说,这家老人身体不错,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务就成,要合适让她赶紧上工。

郑秀娟在楼下小吃店喝了两碗粥,中介还没开门。十字路口零星站着等工的人,有个五六十岁的女人拿着硬纸板,写上“干零活,刷涂料,打扫卫生”。

吉林市劳动力市场旧址,招工小黑板前站着等工的女人。现在家政服务成为这些女工工作的主流。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每天,郑秀娟和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这家中介的屋子里,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五、六个雇主来招工。这些天价钱压得很低。1500元一个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抢不着的“俏活儿”。剩下的大多是照顾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儿重,工资开得却比往年低几百块钱。

傍晚天色暗下来,宿舍亮起灯,郑秀娟背着鼓鼓的大包推门进来,围巾胡乱裹住脸,头发凌乱,脸冻得通红,眉头紧皱,对着门口小屋玻璃窗,声音嘶哑,“二娘,今晚还住这儿。”

对于郑秀娟而言,没活是没接到好活。她们会挑活儿,待遇好、轻松的“俏活儿”难抢。

但刘桂兰、张清等早一批来宿舍的女人,她们几乎没有挑过活儿,“有什么活儿都去干”。

刘桂兰没识几个字,只能卖力气,她干过工地上的活儿,挑砖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饭店打零工,刷一天碗,从早上4点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挣到十块钱。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黄松甸摘木耳,她坐着摘四五个小时,鞋子都浸湿透,换双袜子又回去继续摘,干几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消炎药膏抹抹。

岁数越来越大,对这些女人来说,找活儿时,首选都是保姆和饭店服务员。

那时还没有家政中介,起初,这些工作对年龄的要求并不严苛。特别是保姆活儿,六十多岁的女工照顾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见。

眼下郑秀娟明显感觉到,六十多岁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儿,等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上65岁就更不好找了,24小时护理老人的活儿干不来了。”

在医院协助护士护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块钱,包一餐饭。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好活”。但对女子宿舍的几个人来说“医院的活儿可不好干。”郑秀娟就说她接不了护理病人的活儿,她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药名都不认识,怕“误事”。

刘桂兰在六十岁以后,头发一点点白了,雇主一看便说年纪太大,招不了。为了显得年轻,她学着宿舍里的人,买来两块钱一盒的染发膏。每过上几个月,染黑的头发里露出新长的白发,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楼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劳动力市场。早上三四点,找工的人就开始聚集,胡同里分成两排,分别站满挎着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着走就行”。

2006年,劳动力市场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里开了十几家家政中介,雇主都与中介联系。

经历过劳动力市场的刘桂兰等人不喜欢现在的雇工模式。“我们那时候才300块钱一个月,中介费得收50块钱,来宿舍住一晚就得2块钱,哪能剩下什么钱。”刘桂兰说,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费,在胡同里站着等活儿,有时站一天,都见不到雇主来问,只能也找中介。

而现在郑秀娟干保姆,一般一个月都能有两千多元。她们更愿意找中介,“第一个月收10%的费用,能管一年的介绍费,有的人干一两个月,不合适了就回来,中介再给找”。

现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证后,染头发这一招也不管用了。刘桂兰只能偶尔接到发传单、清洗人参这些活儿,但今年清洗人参的活儿也被机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为了孩子

刘桂兰花了五年多时间还完家里的欠债。住宿和吃饭的开销之外,她不会多花一毛钱。“能不买东西就不买”,攒下的钱都寄回老家给孩子,冬天时手和脸被冻伤皴裂,她花1块钱买了一瓶雪花膏,后来换成更便宜的袋装面霜,一次挤出黄豆大小抹在脸上。

后来大儿子、小儿子结婚,刘桂兰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孩子。过了几年,小儿子在一次干木工活时伤了手,她再一次感觉挣钱的压力。

刘桂兰说,孙女长大、上学都需要花钱,她继续打工,想着能补贴儿子一点是一点,“不觉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里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11月13日上午,77岁的刘桂兰用酒精锅做早饭。新京报记者肖薇薇摄

刘桂兰在老家的六亩地租赁给了邻居,现在每年收一千多块钱,加上新农合每年的一千块钱,勉强够她在宿舍的食宿费。

没活儿的时候,她会到街上去捡些废品,拾来的纸盒整齐叠好,收在床铺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废品站,几毛钱一斤,能卖几块钱。

她在上铺床板夹缝里塞满塑料袋,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时,腿上裹上塑料袋,再套上棉裤,出了门雨雪渗不进来,风吹着也不冷。

外面的饭菜贵,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饭,用酒精锅煮菜。床铺下堆放着土豆、红薯和一捆大葱。上个月,她遛弯时在菜场看到土豆三毛钱一斤,个头不小,比平时得便宜一半,她赶紧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孙二娘一起去,来回几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郑秀娟老伴身体不好,在农村伺候四十亩地,春秋农忙时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来宿舍住,郑秀娟瞒着家里人。“现在农村的房子修得敞亮干净,瓷砖地面擦得锃亮。要家里知道住这么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让赶紧回家。”

但住贵一点的旅店,她不舍得。比起她之前住过的一些廉价旅店,“这儿干净一点,看着有点埋汰,其实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还有肥皂味儿。”

再来找活时,她基本都住在这里。有时去雇主家干了两天,觉得不合适,又回来住一天找活,像“候鸟”一样。

郑秀娟说,之前有一位70岁的女工,身体硬朗,但雇主一看身份证,年纪太大了,担心磕磕碰碰,心里有负担,自然更倾向年轻保姆。

眼下她正在这个年龄坎儿上,“心里着急上火”。

“孙子孙女都在读书,儿子儿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说我不打工能行吗?”六年前,郑秀娟大儿子结婚,她和老伴给他们拿了20万首付,在老家买了一栋楼房,装修又花了快20万,小儿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给他准备结婚和买房的钱。

这些女人们几乎抱着同样的想法,年轻时打工养育孩子长大成人,攒钱为孩子买房、结婚,补贴家用,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老了干不动了,就跟儿子过。”

要不要找个伴

在宿舍,她们并不避讳谈及男女间的关系。

大概十年前,孙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开了间男子宿舍,经常有男住客过来串门。

几天前,有一对在宿舍里凑成的男女来唠嗑,俩人在一起时女人59岁,男人37岁。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个小男友”。

还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个伴。孙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阳台隔出了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夫妻间”,一张一米二的床占据了全部空间。李琴芳俩人住在这里一个多月了,每天的宿费是按两人收,十块钱。

这样的结伴生活在男女宿舍里不算少见。何芳语气里不无羡慕,说起之前住客里有不少单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结婚了,听说日子过得很好,慢慢与宿舍断了联系。

女子宿舍一角。新京报记者肖薇薇摄

在大家眼里,50岁的何芳还是找对象的年纪。有时觉得有对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开始飘雪。

第二天下午,积雪没过了脚踝。何芳的饭馆打烊早,她从饭馆打包了没卖完的卤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刘大力拎着两瓶牛栏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刘桂兰给切了两根大葱,孙二娘送了一盘烀红薯过来。几个人难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唠嗑。

李琴芳拿他们打趣,“刘哥没歇过两天,干活踏实,脾气也好,你们喝酒也能喝到一起,干脆在一起吧。” 刘桂兰也起哄,“何芳才50岁,正合适找个人。”

听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刘大力直摇头,何芳举起杯子,“刘哥是我大哥。我现在就等我儿子结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张清说,她话少,声音也小,望着床板沉默良久,从黑色塑料袋里又捻起一小撮烟草,用白色的烟纸卷起,靠着床头的梯子抽纸烟,她在床杆处绑起一个铁盒接烟灰,这是女子宿舍里唯一的“烟灰缸”。

张清也曾找了个男人,是干活时候认识的,起初他也肯干活,在工地做小工,时间长了,遇着事便脾气急躁,也会动手打人。后来,张清再不尝试给自己找个伴,“离开他就不挨打了,苦过去就拉倒了,就熬过来了。”

孙二娘起初并不看好这样的结合,担心男人骗女人的钱。但现在看李琴芳两人感情稳定,她也在改变看法,觉得两人“过得还很不错,有个伴”。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

在这间女子宿舍,孙二娘是绝对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孙二娘离了婚,从酒厂下岗后,在路口支了个烟摊,几年后在这栋楼房里买了一套两居室,打算留给18岁的儿子做婚房。看着找工作的女人越来越多,那时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远,她想着干脆开一间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开了起来,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孙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来了1个人,第二晚6个,第三晚10个,很快住满了。后来宿费涨到了两元一晚,过几年涨一块钱,直到现在的5块一晚。

开了20多年旅店,她还是“抠门”得厉害。

在宿舍,什么服务都明码标价。烧一壶热水1块钱,用一次洗衣机2块钱,带锁的柜子十块钱一个月,给没有棉袄穿的工人一件旧棉衣20块钱。有时碰到有住客打包回来一些好菜,她会煮一锅米饭,“要吃的给两块饭钱”。

人一多,睡大通铺难免会产生些摩擦,吵吵闹闹是宿舍的常态。特别是夏天,宿舍里没有风扇,人挨着人更闷热。有人东西乱放,有人说些闲言碎语,争执起来谁都不愿让步。这个时候,就需要孙二娘去主持公道。 “吵什么,有这时间不如自己去找活儿。”孙二娘嗓门儿亮,宿舍里会瞬间安静。

每天熄灯前,孙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个收费。一张5块钱或10块钱的纸币丢在床上,孙二娘拿起抚平。

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泼辣女人,孙二娘常领着宿舍一帮女人去干零活,“宿舍住满了一天也就四十来块钱,可不得多干点活。”给新盖好的大楼做清洁,二十多层楼,能干上好几天;也去水泥厂种树,大冬天给企业发传单,最少时20块钱一天,最多时一天能挣100块钱。

11月19日,旅店老板孙二娘在缝被褥。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宿舍里不管多大年纪都跟着去。天没亮都兴冲冲起来,到地方雇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来,不太乐意。孙二娘赶紧说,都才“五十多,干农活显老。”说了一箩筐好话,雇主才同意。

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来女人们坐床上,孙二娘挨个给大家发工资。“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开支,没有不乐呵呵的。”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遇到几天没上工的,交不上房费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点半熄灯啊,早点睡觉,明天早起干活。”

有人接到中介电话,雇主临时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嗫嚅着问能不能退房钱。孙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钱,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来,再给我就行。”

“她比谁都心软,对我们有操不完的心。”刘桂兰记得,隔天看见有招工,孙二娘跑进来,“这个活你去不去?别嫌钱少,不干一分钱都挣不着。”

过了花甲之年,孙二娘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不再允许她接零活,她才停下来。她开始信佛,小屋里整日传出佛经的声音。

在10年前和记者聊天时,孙二娘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改造这个宿舍,把旧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这些心愿实际却难以实现。又10年过去,这间老房子的地板和墙壁变得愈加黢黑斑驳。她数着很多难处,“没有钱装修,也怕停业了有些人没地方去。”

她尝试做了一些改变。把被褥换了,附近小区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会送来宿舍,她会买来一些红色、粉色的布缝上被套。

她在窗台养上了花,向刘桂兰介绍每一盆的名字,刘桂兰记不住,瞅见其中一盆开了五朵,就介绍给其他姐妹,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开到‘老得动不了’那一天”

虽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实上,这些女人从没有与这座城市真正相关。除了去打工的地点,她们几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没有主动去过城里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这座城市留给她们的回忆,都与打工相关。在吉林大街,她们为吉林市创建文明城市打扫过街道;吉林火车站新大厅,她们几年前做过保洁;附近最大的商场开业时她们接了“当客人”的活儿,那真是最好干的工作,进进出出就能挣钱。

2006年,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戚小光来这间女子宿舍,拍摄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体来进行了报道。

孙二娘没看过纪录片视频和关于宿舍的报道,她戴上眼镜,用小手电筒照着手机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抹布一样的床单……哈哈”。

“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很苦。”她叹气。

但这些报道还是让这间宿舍得到了关注。有好心人给她们送来旧衣服,也有人坚持送一些常用药品和馒头。

年初,刘桂兰回了老家大儿子家过年,电视上放着疫情的新闻,她隔三差五给孙二娘打电话问能不能过来宿舍。

这是二十多年来,刘桂兰和儿女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她说,儿女孝顺,每日炕烧得暖暖的,但她总担心给他们添麻烦。到五月份,有姐妹打电话给她,疫情控制住了,她执意回了宿舍。

刘桂兰说,她们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孙二娘才选择住在这里,不知不觉把这间宿舍当成了家。“有人情味。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家,却给我们温暖的感觉,心里头都热乎。”

操劳半生的岁月还是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记。她们几乎都带着一身的病痛走进暮年。

刘桂兰有高血压,有时会感觉心脏不舒服,她不敢去医院检查,她想着,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就让儿子接她回家。张清走路时双腿僵直,一弯曲能明显感觉疼痛,她的腿上总是贴着几片暖贴。

不久前,宿舍里一位老姐妹被儿子接走,二十几年的打工时光被收进一个塑料袋里,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前几天,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两晚,床铺不够长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对角线上,早上起来对刘桂兰感叹,“还是来这儿睡得更踏实。”

张清已经没有“家”可以回。离婚后,她与孩子联系少,偶尔女儿打来电话,她说,“在这儿都好”。逢年过节,张清也留在宿舍里。孙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饺子,一个饺子半个拳头大,得捧着吃。

“在这儿热闹,自在。”张清说,她做好了在宿舍“养老”的准备,“干一天活,活一天,没活就拉倒”。

孙二娘说,要把宿舍开到她“老得动不了”的那一天。

孙二娘的枕头边放着几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名字和电话,有一本外壳掉了,纸张泛黄。她时不时翻一翻,看到名字时喃喃道,“她现在结婚了,过得挺好”、“她年纪很大了,要活着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会拨通这些电话。她说,“知道她们日子过得好就行,没必要再联系,打扰人。”

有媒体打来电话想来采访,她皱起眉头,手机举到嘴边,“没啥好拍的,现在情况都好了,都没那么苦了。”

(文中人物除孙二娘,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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