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淮军，是晚清除湘军之外的又一支凶悍武装，他们扼杀太平天国，绞杀捻军起义，担负起了内镇神州、外守国防的重任，支撑晚清四十年局面。本文摘自2000年第6期《文史知识》，作者邱瑰华、刘佰合，原题为《李鸿章与淮军》。
淮军进入上海
1862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壮大，并成为扼杀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之后，又成为绞杀捻军起义的主力军。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李鸿章和淮军的崛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出生于安徽合肥。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及第后人翰林院，开始仕途生涯。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挺进。1853年3月，攻克金陵，更名天京，定都于此。清廷震惊，命周围各省在籍大臣举办团练，配合绿营军（清朝中央的正规军）与太平军作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命随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此时，已在长沙举办本省团练的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抓住当时紧张局势，编练成湘军与太平军作战。
湘军在军事上步步得势，人数在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各地主武装中最强大的一支。在皖乡，李鸿章因与太平军作战功绩卓著而受到朝廷封赏，也因此为众人所忌，“无所就，乃弃去”，于1858年投身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湘军的一员。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战败而亡，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羽翼已丰的湘军便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唯一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总揽军权，湘军得以迅速扩充。
是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清政府令曾国藩派兵援驻镇江，而惶恐不安的上海官绅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湘军虽然实力很强，但要应付江南四省的战局，仍感兵力不足。但出兵东援苏沪，既可以造成湘军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可以直接控制苏沪的饷源，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接济湘军，以补军饷之不足。这对湘军的扩张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出兵救援。但在组建援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回家乡招募新勇。李鸿章之所以深得曾国藩的信任，成为湘军扩张营伍的人选，一是他与曾国藩不同寻常的关系。李鸿章之父文安与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同榜进士，又同为京官，结为世交。李鸿章1844年中举后即人曾国藩门下，一直以师事曾国藩。二是李鸿章入曾氏幕府之后，由于他翰林出身的背景，以及他在皖乡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功绩，深得曾国藩的赏识，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认为他“才可大用”，保奏留在幕中，协理军务。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鸿章把组建自己的勇营，救援苏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转机与进阶。他回到家乡庐州，尽心竭力，快速组建了一支由旧有团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十三个营，六千五百人。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勇”以区别于清朝国家的正规军），史称淮军。
1862年4月至6月，上海官绅雇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从此，淮军及其创建者李鸿章开始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崛起。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
淮军抵沪后，一切都按李鸿章的部署进行着。此时，李鸿章已授理江苏巡抚之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日渐巩固。
淮军也在积极扩充，因为十三营的兵力实在难以支撑当时的战局。李鸿章通过回皖乡招募、改编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积极扩充营伍，新增营头达三十多个。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加紧“练兵练器”，全面提高淮军的作战能力。淮军初至上海时，洋人见淮军衣装朴陋，辄“笑指为乞丐”。李鸿章曰：“兵贵能战，非徒饰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清史稿·李鸿章传》卷410）1862年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等地经过苦战，接连获捷，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于是，洋人对李鸿章大加叹服，皆“以拇指示之”。
李鸿章还勾结英法干涉军以及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即洋枪队），与淮军联手对付太平军。他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神奇，不惜重金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淮军。淮军的装备很快精良起来，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李鸿章采取了“用沪平吴”的战略。他首先加强了对上海的防御，使太平军难以挺进淞沪，继而攻击其周围地区，配合湘军作战。淮军从1862年3月创建至1864年7月先后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城池有南汇、江阴、无锡、苏州、宜兴、溧阳、嘉兴、常州、平湖、海盐、长兴、湖州、广德等二十多个府州县，杀戮和诱降了大批太平军将士，大大削弱了太平军有生力量，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封李鸿章为一等肃毅伯，并赏戴双眼花翎。
淮军以十三营的兵力进驻上海，至天京陷落时，全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近一百二十营，六七万人的强大武装。之后，淮军又成为清政府“剿捻”的主力。
捻军是活动在皖北、鲁西南等地的农民武装。起初规模不是很大，1855年，各路捻军会合后，势力逐渐强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捻军成为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抗清武装。1865年5月，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了清朝的主力军队，主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战死。清朝廷大为震撼，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部分已经裁撤了，因此“剿捻”的主要兵力是淮军。曾国藩的八万“剿捻”大军中有六万是配有洋枪洋炮、装备精良的淮军。
由于淮军一直听命于李鸿章，以致曾国藩调动指挥起来不能得心应手。1866年秋末，捻军突破曾国藩的防线，湘淮军一蹶不振。之后，捻军兵分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帮率领的一支，在山东和中原一带作战，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联合回民军在陕、甘一带成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同年年底，清朝廷改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李鸿章亲临指挥，呼风唤雨，游刃有余。他妥善解决了淮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并借鉴曾国藩“剿捻”的经验，实行“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这样，从1866年12月李鸿章领命到1868年1月赖文光被害，仅一年一个月的时间，东捻军就被淮军镇压下去了。
在剿杀西捻军时，淮军遭到张宗禹率部的顽强抵抗，加之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战略上的分歧，一时进攻受阻。然而天公帮了淮军的大忙，五月中旬以后，黄河水暴涨，形成天然防线，捻军受到致命威胁，淮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八月，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投水而死。李鸿章的淮军“剿捻”大获成功。此时，淮军达到鼎盛，兵力达七万多人。
从军事武装到政治集团
根据清代制度和惯例，无论何种军事行动，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汛地，团勇则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帅则各归建制。然而，自僧格林沁战死后，清朝廷已派遣不出领兵大将，而国家正规军又不足依恃，因此，淮军在“剿捻”后虽然有所裁撤，但仍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力量。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更是长期防守北疆的门户，担负国防重任。我们来粗略看看淮军布防与作战情况：
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八年（1882），淮军所防区域为直隶、保定、天津、山东、江苏、吴淞海口、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约四五万人；1884年中法战争时，布防北洋及经扩充分防各地的淮军共有一百三十二营；1894年中日战争时，淮军增扩至一百四十六营。战后虽大量削减，留防南北洋的淮军尚有六十三营。1898年大练新军时，裁为二十营，而这二十营的淮军仍然成为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役的首当其冲者。淮军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之后，保卫国家的重任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所取代，淮军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结。
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而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鸿章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他的戎马、封疆、洋务都与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他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也正是手中掌有重兵之权。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人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统兵大权和才能，能够确保京师安全；二是具有应对外交的经验和能力。李鸿章就任此职后权力极度膨胀，“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随着李鸿章的权势日趋显赫，淮军已从军事武装演变成为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
“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秦钟简《请罢斥李鸿章片》）的李鸿章，积极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巩固淮系集团的政治地位。他“任人唯亲”，重用亲属，提拔部属乡里，“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其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都是淮籍人。又如，李鸿章格外看重的北洋海军，也用老乡丁汝昌作统帅。
本来海军提督必须具有多年领兵经验，并深谙西洋海战者才能胜任，而丁汝昌对军舰、海战茫然无知。这也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之一。李鸿章深知政治集团内部团结和稳定的重要性，利用宗族、姻亲、同年、师生等关系，紧密淮系将领间、将弁间、幕僚间的联系，比如张树声与树珊、树屏为兄弟关系，张遇春与子志邦、侄志鳌为父子叔侄关系等。李鸿章还仿恩师曾国藩建立军幕，使之成为许多人获取政治地位的途径，由此而攀致高位。幕府僚臣中丁日昌、王凯泰、郭嵩焘、钱鼎铭、倪文尉、刘瑞芬、刘郇膏、李元华等都官至巡抚，而郭柏荫、周馥位至总督。
李鸿章还想方设法笼络当时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士，扩展淮系集团的政治影响。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后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用他与奕譞联手来牵制奕訢与李鸿章的势力。李鸿藻和他的老乡直隶人张佩纶、张之洞都是当时有名的“清流派”的头目，他们议论时政，左右舆论。当张佩纶因马江战败，被夺职遣戍三年回来以后，李鸿章把爱女菊耦许配给他为妻。时菊耦刚过二十，而他已年满四旬，且系三娶。李鸿章择他为婿，表面是用其才，实际上是想借他疏通李鸿藻。
淮系集团的影响力还渗透到晚清的外交、文化教育、工业经济等许多方面。“李鸿章生平事业，就其个人而言，以淮军为重要；就国家而言，则以外交为最重要，其次则为海防设施，又次则为工业建设”（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84页）。在文化教育方面，李鸿章为首的淮系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建立新式学堂、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工业经济方面，淮系洋务派除了发展军事工业外，还积极兴办民用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奏设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中国最早的电报、铁路也是淮系最先倡办的。
在外交事务方面，“李鸿章主持外交海防，一身系国家安危，所承担者是国家的大利大害，亦即清室政权的命运”（同上）。李鸿章早在淮军抵沪后就开始与外国人接触，在以后的戎马和政治外交生涯中，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洋人、了解洋人。他被公认是当时最能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具外交能力的人，以至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曾出使俄、英、德、法、美、荷、比等欧美国家，多次代表清政府主持与外国侵略者的谈判。1900年7月，已近八旬的李鸿章又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谈。是擅长外交也好，丧权辱国也罢，李鸿章无疑是当时国际外交上的风云人物。
当然，淮系集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淮系集团本身，而在于通过淮系集团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汉人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在清政府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之见，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官员在文化上利用，在政治上可能也予以尊宠，但绝不授以左右时政的权位，更没有让汉人掌握过兵权。直到太平天国革命时，赖以镇压太平军的绿营军主力瓦解，清朝廷才不得不借助当时势力正强盛的湘军去镇压太平军，于是湘军的统领曾国藩才成为第一个掌握重要兵权的汉人。之后，清政府赖以“剿捻”的领兵大将僧格林沁战死，才使得淮军成为清政府可以依恃的力量，李鸿章也才可能成为又一位掌握重兵之权的汉人。
曾国藩、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勃兴，标志着满汉之间矛盾的淡化，标志着清朝的权力中心由朝廷而向官员大臣尤其是汉族官员下移。但曾国藩因病故而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李鸿章“坐镇津门”达二三十年之久，其影响自然是曾氏所不及。“凡所指置，足奠邦基……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赏戴其三眼花翎，这是汉人享受到的最高尊宠，即便满族大员也仅三四人获此荣耀。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崛起并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为康梁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淮系的晚出者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凭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变法”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都是李鸿章和淮军影响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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