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谷子地」:他想为所有拼过命的志愿者要一张证书

2020-11-26 18:52:05 Figure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骚客文艺

(ID:soulk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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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说,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想替我的兄弟们要一张证书。

证明他们在武汉封城疫情最惨烈的时候,是一名服务武汉市民的志愿者。

2020年11月12日下午5点,大象和纪录片《在武汉》的总导演张悦(非虚构影像机构Figure的创始人)在武汉理工大学见面。

《在武汉》是疫情爆发后第一个进驻武汉的纪录片摄制组,也是大象第一个接受的采访——那还是在2月3日,戴着口罩的大象在片子中根本看不清模样——这部片子里面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都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面目不清,性别难辨,一起被紧紧包裹进去的,还有整座城市对新冠病毒难以名状的恐惧。

志愿者大象

大象走路很有劲,腰背挺直,下颌微扬,步伐迈得很大,且力度十足,每一步踏出去仿佛Duang Duang有声,如果不是眼周细纹展示出来的疲惫,别人甚至难以猜测他的真实年龄。

大象真名王海涛,做过16年的职业商业探险工作,徒步四五十公里对他来说稀松平常,应急救援模拟演练队友受伤的状况,可以砍一根藤子做成担架,持续上坡五公里。长年的专业训练在他身上打造出紧实的肌肉,和干练、健谈的性格。

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第十天,大象就去绵竹的土门镇参加地震救援。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宣布封城,第二天,听做工程的朋友说,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缺口罩,大象就自费买了2000个口罩开车送过去。从此开始了他的“志愿者”工作。一开始,他只是想尽自己的力帮助下班困难的医生,他在一个医护人员的群里面写道:

“我这里志愿者两名,吉普车一辆,可以运送医护人员上班下班,运送以及搬运医疗救护物资,(后排可以坐三名医护人员,座位倒下可以有两平方米的空间),不计报酬,不论生死。”

就这样,大象和他后来组织的“大象救援队”一直坚持到4月8日,武汉宣布解封。

大象救援队的志愿者承诺书

“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从此之后,一半时间在救人,一半时间在哭。”

Figure团队早在策划的时候,张悦就已经想得很明白,“希望呈现出来,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的民间力量维持了脆弱的生命线。”拍到大象的时候,知道他是民间自发的志愿者,也就是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经过官方报名,也不拿工资补贴的那种志愿者——实际上,出现在纪录片《在武汉》中的志愿者,包括武汉送药人吴悠,因为助人被感染的牛志澜都是如此。

据《湖北日报》不完全统计,武汉市当时有几十个车队,至少上千名志愿者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

如今,这座城市日子鲜活如旧,志愿者们也回到自己各自的生活中。只有大象还在继续跋涉——他像秋菊和谷子地一样四处恳求,希望能给那些没名没分的兄弟伙,要一个被承认的“志愿者”身份。

民间志愿者大象,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某个部门能够给他拼命过的兄弟一个承认,他知道的有三个(非官方的)志愿者都牺牲了

大象他们唯一得到的承认就是来自于民间,武汉理工大学以纪录片里面的他为原型设计的小雕像,以及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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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5日,熊文杰去武汉协和医院开药,打算和熟悉的医生朋友打个招呼,走进急诊科发现一个都认不出来:急诊改成了发热门诊,医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朋友说不能在医院和她见面,除非是江边的开阔地带。这位原本新闻感觉敏锐的前媒体人不以为意,还把朋友称为“胆小鬼”。

一周之后(1月23日),武汉下达了封城的命令,没有人知道这对武汉人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虽然大家对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有所耳闻,却“舞照跳、歌照唱”。律师斯伟江当天发了条朋友圈,他决心带着三个孩子安心呆在武汉,选择跟这座城共进退——这里面,或多或少都让人读到了些“悲壮”的意味。

此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每天攀升的病例,这座城市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平时喧闹的武汉三镇鸦雀无声,人类仿佛被一夜间铲走,白晃晃的大马路上空空荡荡,大象开着车在路上,目光所及最多的“活物”是密集出现的殡仪车。

“武汉市殡仪馆的车平常兴许能看到,但是你说什么硚口区殡仪馆、汉阳区殡仪馆、武昌区殡仪馆,平常都看不到,现在就别的车一下没了,感觉就只剩它了……”

这还是那个生活了50年的城市吗?病毒传染的速度和烈度让大象不寒而栗:“一开始说的是老年人,后来说的是身体不好的,再后来连院士都……感觉整个城市都是真空,这是一场人和病毒之间的战争。”

1月22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前一天,武汉第20中学的高中教师,26岁的吴悠赶去药店买了口罩药品,送去爷爷奶奶家。口罩买多了,除了爷爷家存下了些还有剩余,他打算把口罩分给其他人。

1月25日,吴悠发了一条免费送口罩的微博就去吃饭了,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看,留言加点赞就已经过万,还有无数的私信,都是在请求他帮忙送药。

吴悠发布帮忙送口罩送药的微博

“当时还没有到正月十五,周边的厂还没复工,酒精、药物、口罩极度匮乏。当时就感觉大家都很艰难。这种艰难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家庭的。因为很多都是一个人中招全家人都可能陆续感染。大家又不敢出去,怕传染给别人,很无助。当时打电话打社区,并不是说不愿意帮,是真的没人手,而且也没东西,以至于都求助到我这个陌生人这里来了……”

吴悠开始发动他的那辆电动车,街道太安静了,车子发出有些委屈沉闷的吭吭声,他自此开始了他的送药生涯。每天从早上十点,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奔波于武汉三镇,除了垫付上万元的药费,还有持续不断的质疑和误解。

《在武汉》中记录下来一个场景:某社区的一位居民过来领物资未果,因为物资有限人数太多,吴悠的那些物资都是分发给提前在网上预约过的,那位居民勃然大怒,对着镜头说:

“他(吴悠)就是在作秀,骗子!”

这样的质疑每两天就会有一次,即使吴悠早早地就把自己的所有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在网上全部公开。在送药的几个月里,吴悠表现出来的包容、平和使许多受惠的人以为,他有一定的岁数,都叫他“老吴”。但那一刻镜头下的“老吴”声音也有些许颤抖,声调略微提高:“那我不发了,所有的物资都不发了,可以吧?”

“老吴”当然食言了,毕竟运送物资救人更要紧。他的置顶微博说是帮忙送药,但不是免费。有人上来就骂他是药店人员趁疫情发财,有人把他举报给有关部门,派出所把他叫去问话五个小时。走出来的时候,吴悠的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全是父亲打来的——吴悠的奶奶那一天脑溢血复发需要转院,焦急万分的父亲却怎么也找不到他。

3

大部分时间,志愿者们做事都必须瞒着家人。有天正在接送医生,大象的爸爸来电话了。大象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在安静的房间里。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不要到处乱跑,在家里呆着哈。”父亲在那头叮嘱他,因为之前在汶川就“骗”过一次他,说自己出差了,78岁的父亲对儿子的隐瞒多少有些觉察,显得有些啰嗦。

直到几个月过去,三月份左右,也是《在武汉》播出之后一段时间,有人把片子的视频转给了父亲,他才知道儿子又“骗”了自己。

转过头去,大象在家门口遇到了卡点执勤人员的拦阻:“你这样的人怎么没有被隔离?”坚决不让他出去,除非不再回来。隔壁邻居也投诉了他,说他每天穿着防护服出出进进。执勤人员虽然对他们的作为表示理解,但还是要阻止他的进出,毕竟他拿不出来任何作为“志愿者”的凭证。

除了没有“身份”,伴随而来的还有无边的恐惧,新冠病毒肆虐初期,人们对之几乎束手无策。大象在群里问医生,医生都说:“你这样不是专业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十分危险。你如果装备全一点,然后把所有的车窗玻璃降下来,也许感染的几率有50%。”

“我很怕,真的,但我还是想搞,顾不了那么多了。”大象说。

民间志愿者大象,做志愿者早期还没有专业的防护

有天接一位中南医院的男护士去金银潭医院,路上两个人聊天,其实封城之前男护士就已经被调到金银潭医院了,但是他不敢告诉父母。快要下车的时候大象问他,明天要我再送你回去吗?他沉默了几秒,缓慢地回答说,不用了,我们是去支援的,就回去拿一点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来。

大象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炮灰纷飞战场上的战士,把医护人员形容为战友。

“那个时候打仗打红了眼,就像战争一样,你看那些人,战友受伤了躺这里,那个人跑过去,把他背起来。那边有机枪在射,你为什么要跑过去救他?明知道你救他会有危险,但还是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扛着往回跑。”

他一边“打仗”一边害怕,一边害怕一边继续在路上。他给自己划下规矩,除了不去医院里面,其它像运送医护人员,运送病患氧气瓶,快递盒饭蔬菜,什么都做。大象一度觉得自己被病毒感染了,呼吸不畅,浑身发酸,类似喝醉酒一样的晕乎,除了不发烧,别的症状都对得上。

民间志愿者大象

2020年1月28日那天,大象翻身坐起来,无边的恐惧袭来,身体发软,他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拽进黑暗中,于是写下了一首诗:

大象在疫情期间写的遗书

大象说,其实这就是他的遗书,只是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用了诗歌的形式。

4

那个时期,志愿者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就是志愿者被感染。

正月初三那天,51岁的江夏区志愿者牛志澜接到个香港长途,电话那头的人说爷爷奶奶去做检测,从早上去排队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担心他们,问能不能去接送一下回家,因为压根没有车了。

牛哥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电话的,那个人说是从微博上搜到的。

“后来不再问了,因为一个人面对生死,会想一万种办法。”

一周以后,没有任何防护(只有一次性口罩)的牛哥被CT照出来肺部有玻璃状的阴影,被留在了医院。

因为做志愿者而感染的牛志澜

虽然听说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志愿者。但是年轻的吴悠没有时间恐惧,最忙的一天,他在武汉三镇之间奔波到凌晨五点才回家,纪录片里有个场景是黑夜里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问他怎么东西还没送到,自己都下班了,吴悠在不停地道歉。

挂了电话,空荡荡的街道上,吴悠独自推着一辆电动车,如果这时候有个俯视的镜头拉起,他只是苍茫大地上的一只小虫子,缓慢而坚决。

武汉太大,电动车续航里程又太短,为了节省时间,吴悠把没电的电动车推进公共厕所里充电,自己去找共享单车,送完药之后再回来取车。

那一刻,这个90后会想些什么呢?刚刚工作两年的他也不过是个大孩子,武汉的天空既萧索又寂寞,钢筋水泥凝固成了失去活力的景物,夕阳西下,电动车每挪动一点,光线就暗淡一分,所有的无助如同潮水,终将淹没黑暗之中独行的人。

志愿者吴悠和他的电动车

2月初,武汉气温骤降,大象的企业家朋友章智皓捐赠了一批军大衣,需要送到援鄂医疗队伍那里。救援队集合准备出发送大衣,头一天答应好好的队员大白却一直没来,大象赶紧打电话催促他。

“我说你要有事,给我打电话说一声啊,我好安排别人。你为什么不来呀?他不做声。我说我们这不是做生意啊,做生意可以选择不挣这个钱,我们是志愿者,是自己心甘情愿在做啊,他还不做声。我急了,我说你说话呀!他在那边很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就开始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你说呀。他说,我出小区的时候测量体温,38.2度。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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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武汉宣布解禁。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已经是七个月之后。今年的11月未免也太暖和了,太阳还明晃晃挂在天上,汉正街四处都折射着橙色的光芒,几个勇气可嘉的女孩穿着超短裙,于是俗世的光线,便小鱼一般在她们的长发上游弋。

用张悦的话来说,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加缪说:“要了解一个城市,就要去看这座城市的人如何工作、恋爱,和如何死亡。”张悦的团队作为第一支逆行记录者,1月23日来到武汉,纪录了一个城市和病毒的殊死决斗。11月13日和14日晚上,张悦邀请部分《在武汉》纪录片采访过的人聚会,那些在纪录片里以防护服N95口罩相见的汉子们,久久端详着对方的脸,如同劫后重生,大口地吞下暴烈的虎骨酒。

而他们几乎是我平生所见最具备勇气的人:或是接医护人员上下班,运送物资;或是帮助病人,在病毒肆虐的红区里穿行。他们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但疫情永久地改变了他们,至少是部分地改变了他们。如同《鼠疫》主人公朗贝尔,经历了灾难之后,“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他得花好长时间来适应生活的转折和思想的转折。”

或许加缪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看穿了人类和疾病的本质。

吴悠发现,好几个生死边缘徘徊过的病人删掉了他的微信;张悦团队想重新联络当初拍到的病人,他们基本都不愿再见;牛志澜从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的亲戚拒绝接受采访的理由是:“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让周围的人忘记我是个病人,我不想再回到过去的那种日子……”

章智皓说:“已经没有人想写现在的武汉了。”

不想看,大概是因为太过疼痛。如果伤痛还算轻微,人们往往会抚摸着伤疤回忆往事,但那伤痛如果真的深入骨髓,并成为伤者永恒的梦魇,人们就会试图拼命忘记它。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谁也无法忘记过去。

“象哥,我们也能有一个证书,纪念一下吗?”三月底的时候,有几个兄弟问大象。

为了这句话,他折腾了七个月。

大象去找了各种有关单位和有关部门,也拜托张悦帮忙咨询,只是希望“有个纪念”。毫无意外,答复都是不行。

“其实我也能理解,有关部门可能是觉得如果给了这个认证,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我说得很清楚,只要一个志愿者的证书,不要钱。”大象说。

武汉理工大学的陈列厅里陈列着一件“大象救援队”的防护服

6

吴悠说,他什么都不想要。由于媒体的各种报道,吴悠成了小有名气的“武汉送药人”,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微博粉丝涨到了一百万。

然而生活还是需要回归生活本身,而且难过的部分并不停歇,它会随着生活一直向前走。在纪录片里,吴悠的奶奶进了ICU,动手术,又顺利出院;但人们不知道的后续是,奶奶还是在四月份去世了,遇到了万分之一的复发概率。

奶奶和疫情一起,成了吴悠不敢触及的话题。“我现在不想出席什么饭局,因为我能说的就这些,不会有人喜欢听。”

是的,至少从夜晚的热闹看来,这座城市似乎脱离了恐怖的阴影。

但是吴悠过不去,“别人说我是英雄称赞我的时候,我反而很难过,每天都在追问自己,当初帮大家送药,但是没有陪在奶奶身边,这样到底对不对?”

吴悠从小父母离异,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和奶奶感情最好。2020年1月15日那天,奶奶突然半夜给吴悠打了个电话,她说无端地感觉害怕。吴悠安慰奶奶说:“过一段疫情好了,我带你出去玩。你想去哪里呀?”奶奶用特别不好意思的声音,小声地说:

“东湖公园。”

“好人和好报不能划等号。我不想去维护,因为我亲身的遭遇。我是不相信这句话,但不影响去做一个好人。也许这是一个宿命的安排。”

说起这一段的时候,录音资料里面全是沙沙作响的背景声,那天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喧闹的喝酒声有时候会让我分神,或者说我是有意想从八个月前的画面逃出来一会儿,不至于一起跟着掉下去,就好像,这座城市有了一个隐形的深渊,许多人都在凝视,在回望,在徘徊。

“我奶奶最后走的那段时间,我都不在她身边。这件事,于大众来讲,我好像是对的,但是于私,于传统的孝上面,我是不那么称职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特别纠结,挣扎,困惑,我感觉可能中国灾难史上没有哪一个人会像我这样,帮了那么多人却没有帮到自己最亲爱的人……”

疫情过后,吴悠去了云南、西藏、长沙、张家界、重庆旅游,每到一处,他觉得都是在替奶奶看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回来面对那些赞誉和饭局,这样,他也就不会重新回到没有了奶奶的世界。

7

为了一纸证书,大象找到中国志愿者协会;又去找了本地的“生命阳光”医疗公益组织,这个组织脱胎于汶川医疗救援队,和政府部门、民政局、慈善总会、红会、民政局、青年志愿者协会都有联系,透过他们可以进一步沟通相关部门。

回复都是:不行。

张悦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这件事情当作在武汉的最后一个心愿,几乎问遍了所有可能的渠道:公益组织、官方基金,甚至是公益杂志,告诉他们说只需要一个名头,自己掏钱都行。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武汉理工大学“陶瓷梦工厂”的领头人刘志哲博士看到纪录片以后联系大象问“能不能帮忙做点什么?”沟通之后大家一拍即合:给志愿者们设计制作一枚陶瓷纪念章。

“本来希望做一千个,但是每一枚都有四五百的成本,也就是还有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如果说成本有点高,可我认识的这些志愿者每个人都出钱出力,平均花销不会少于五千块,我们队里有个司机三个月就跑了三万公里,比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数据都高。”大象说。

于是,认可了这个B计划的张悦接下来的“任务”就变成了“化缘”。“一开始听到这个陶瓷纪念章的成本,也觉得贵,后来一想,纪念章是工艺品,既有美感又有艺术的价值,而艺术本来就是凝聚人心的。”

大象开始找人张罗钱,张悦也在找人,很多之前各种点赞支持的朋友面对这件事情,略有些犹豫:

“我已经给武汉捐过很多钱了……”

“我只愿意给一线医护人员捐……”

“我对民间志愿者不感兴趣……”

被拒绝了许多次,张悦找到了朋友武汉皇冠蛋糕的老板王秀梅,王秀梅捐了6万块钱,终于把这一批150套纪念品(纪念章和纪念奖杯)做了出来。

杭州最大的糕点可莎蜜儿连锁店(也是武汉皇冠的)老板王秀梅,同样也是值得尊敬的志愿者,在生意遭受重创的疫情期间,在武汉每天送三卡车的物资给医护人员,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张悦,最终赞助了150套志愿者的纪念品

7月26日,大象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武汉理工大学陶瓷梦工厂创业大学生为志愿者颁发了他们制作的“逆行者”陶瓷纪念章。纪念章颁发给了150人,他们都是非官方的,名字从未在册的志愿者。

发明制作纪念章的梦工厂带头人刘志哲博士

武汉理工大学为那些官方没有承认的志愿者做的纪念牌

“我们自己颁给自己,自己奖励自己,也挺好的。”大象说。

而(后来才认识的)吴悠、牛哥,都没有领到这枚纪念章。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忘记不了离开武汉前,大象讲过的另外一个故事:疫情期间有个卖口罩的人混进他们群里。“他一说卖口罩,我忍不住跟他说,你可以正常买卖你的物资,但你能不能把你名字里面的志愿者几个字去掉?志愿者是指自愿进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

当时群里鸦雀无声。

我们聊天的咖啡馆门口估计又堵车了,人声鼎沸的窗外传来城市交通熟悉的喇叭声,十一月的武汉此刻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曾经是一个恐惧得让我陌生的城市,然而此刻我却有种奇怪的羞愧,这种羞愧让我潸然泪下,久久不能平息。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骚客文艺(ID:soulk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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