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乡下的信仰与启示

2020-11-26 08:45:54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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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尴尬的乡村信仰

在举世关注的美国大选期间,我南方老家一位表伯母去世了,无声无息。从查出癌症到去世,不过短短三个月。

我的这位表亲,信了一辈子基督教。在曾经落后的乡土,人们通常都信一种“三分之一佛三分之一道三分之一迷信”的奇怪“信仰”,基督教鲜红的十字架、受难的基督像、小书上的洋面孔,曾让我觉得十分新奇。尤其是一大堆妇女,每周日雷打不动地聚在她家唱“歌”的集体活动,听上去就趣味十足。

大多数村民对这个“洋教”颇为谨慎,老是“感谢主”也不“感谢感谢祖宗”,看上去无非每周唱个歌,好像也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还影响干活。后来,我们村负责召集唱“歌”的一位妇女,丈夫被蛇咬伤去世,更坚定了大家的“怀疑”——信这玩意儿有啥用?

类似“没用”的案例越来越多。附近村一位虔诚的信教妇女,先是丈夫因病去世,后来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因车祸或因病相继去世,人们都说,“念这个经有什么用,把一家人都念死了”,成为基督教在本地传教的一个巨大负面案例。

得知这位表亲去世,远在上海的我母亲,吐出一句似曾相识的叹息:“读了一辈子的‘礼拜堂’,念了一辈子经,又有什么用呢?”

与南方老家不同,我远在东北的另一个亲人刚投身基督教。

她原先腿不好,几个传教妇女撺掇着她加入教会,说信了教腿就能好。那个教派据说是基督教的分支,颇具东北特色——与祷告时感谢上帝不同,感谢的是“基督的三叔”,同时,祷告的时候在头上蒙一块布,当地人就叫它“蒙头教”。

当地还有一个分支教派,叫“哭教”,特点是祷告的时候会哭出声来。且无需去教堂,而是在成员家里流动,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教友的吃住。乡村缺乏集体生活,这一场景,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坐吃山空怎么办?“放心,半夜神会送米过来”,具体送没送,一直神秘兮兮。

分支发展良好,镇上和附近几个大一点的村都建了漂亮的教堂,费用由上面的教会出,反正不花信徒的钱。碰上圣诞节、感恩节之类的西方节假,还会举办洋气的群众活动。漂亮的教堂、庄重的仪式、丰富的活动,不几年就吸收了大批中老年尤其是妇女群体。

由于人畜无害,又不花钱,还能打发时间,许多本来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甚至能熟读《圣经》,男人们、子女们也都抱着无所谓甚至支持的态度。光我亲戚所在的八百多人的村庄,已经有基督教徒四十多人。而该村共产党员,一直以来只有十来位。

与基督教的丰富多彩相比,当地无论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多年没搞过像样的活动,连国庆这样的节点,也是一片静悄悄。也不知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不止东北,基督教近些年在西北农村亦发展迅速。几位西北朋友、同事纷纷表示,近年他们老家就有不少亲戚、乡邻入了教,先不说有没有用,起码“教堂盖的漂亮——比学校、政府都漂亮”。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缺乏集体生活体验。以往还有家族、宗族作为集体,承担诸如祭祖、请神、节庆、请戏班、教育之类的活动,近现代以来,宗族逐步被各种革命推翻。尤其是文革期间,许多地区的宗族体系与宗祠建筑一起,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农村大集体取消后,除了广东、福建发达地区和部分客家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宗族制度,乡村早已缺失集体多年。此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以其本土化教义、美丽的建筑、庄重的形式、丰富的活动,迅速填补了广大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乡村地区的精神和集体生活空白。

基督教徒缺乏登记标准且流动性大,数量难以确定,结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7100万(2019年1月)及主流推断的数据,中国大陆/内地基督教徒数量在8000万左右,且迅速发展。

中国人有没有信仰?

作为一个民间观察派,笔者并不反对任何正当的信仰,各地自有各地的社会背景,群众自有各自的现实境遇,比如一些南方发达地区,民众一心致富,宗教问题并不突出,甚至社会过于唯“物”,需要宗教信仰的调和。

我曾在斯里兰卡旅行,和一位叫Sagara的小镇青年成为朋友,去他家住,跟他家一起去布施。岛国虔诚的信仰,浓郁的宗教氛围,令我感动和赞叹。同行的老人问我们,你们在中国是不是僧侣(在他们看来,举止“高雅”的人就是僧侣),我只好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啊,不是。

我曾经为了“没有信仰”觉得难堪,只是今天,我要更正一下我的态度——不,我们并非没有信仰!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历史上,中国朝代更迭,不几百年就国破人亡一次,但中华文明一再把异族征服者同化,始终延续,直到19世纪末,为了融入世界,才逐渐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现代国家。

那么,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梁启超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确切地说,就是人类理性开发得早”——人类早期,本来首先要面对的是自然,面对复杂多变、难以解释的自然,西方早早建立起神话体系、神学、宗教、自然哲学,以及与自然哲学相伴的自然科学。

而中华文明,只在神话传说上做过短暂停留,孔子谓“夏道尊命,事鬼(祖先)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奇怪的自然现象、鬼啊神啊,既然弄不清楚,搞来搞去有什么用?不如先供起来,先去研究点更实际的人际关系。

几千年前的国人,还未充分研究物,就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面,还未来得及探索自然,就先探寻起人性。至周朝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人伦、礼序,至孔子,承上启下,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社会伦理体系。

自此,如罗素概述的中华文化第一大差异,“中国只有孔子,没有宗教”。

而孔子的儒家伦理,与其他信仰相比,核心的差异,就在于这浓浓的“务实主义”:与道家相比,不摆弄玄虚;与佛家相比,讲究入世有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他国古文明相比,不耽于鬼神、来世,活在当下;与西方宗教相比,靠什么上帝、神仙,求人不如求己。

但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摆在面前——个体能力有限,世事复杂多变,求不了自己的时候,还能靠谁?

首先当然是血缘,至亲互相依靠自不待言,然后是家族、亲友,团结起来可抵御外人欺负、天灾人祸。

然后是地缘,“地就摆在那,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以及地缘上的宗族、街坊、乡亲;再往后,是各种社会关系,同窗、战友、同事等等。

实在没谁可靠了,还有天可靠,“天道轮回”“老天有眼”“天网恢恢”——即便至高无上的帝王,与民间一样,依靠的也是上述逻辑,差别在于,多了一个“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于此建立起的人伦、天道、以及天与人的关系,便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所在。

简单来说,中国人的三观、伦理,便是从“我”出发,什么对我“有用”、用处大小、成本高低,还不还得起以及怎么还……据此建立起费孝通先生概述的“差序格局”。

而这散发着浓浓务实主义的“有用”,恐怕就是中国人的重要信仰!

因为这个“信仰”,中华文明总能应时应势而变,在保留根脉(如血缘、土地)的情况下,不断根据时势调整自己,“活下去”,繁衍生息。而不管走到哪里,中国人也能凭借这个信仰,迅速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发展壮大。

也由于这个“信仰”,中国人老说“别整那些虚的”,没有点实际好处,或打不到痛点,再如何激动的口号和理念,往往都打不起国人的兴致。

回到第一节的乡村宗教发展,东北、西北之兴,便兴在这“有用”(或无害前提下的“起码有点用”),南方多地之衰,亦衰在那一句不经意间的,“有什么用”。

反思

然而务实并不等同于物质。

儒家的天道、人伦是一种务实,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务实,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也是一种务实。当前发展阶段要警惕的,便是将务实主义等同于唯“物”主义。

在四十多年的经济市场化、社会商品化进程中,民众高举唯“物”主义,将自然、万物、科技、文化、技能、未来潜力,包括作为商品的人,凡是能标价的,都标上了价格。不能标价的,也要通过金融技术、复杂理论完成标价。乃至各种情感、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甚至法规法律,值什么价,许多人心中也有一本账。

当物性一统人性、天性,社会悲剧已日益显露,当市场、商品、科技缺乏信仰指引,社会的割裂就将愈演愈烈(市场分工、定位的内在逻辑,就是将人与物不断区隔、割裂、定价、物化)。因此,不难理解像牛顿、达尔文这样的大科学家,最终都走向神学。

当然,信仰并不意味着神学。

包括本土道教、佛教在内的宗教、神学,在中国一直难以成为主流,但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信仰(譬如基于血缘、土地的对“有用”的信仰),再譬如亿万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也与神学无关。

现实中,宗教始终在孜孜不倦地传道,任何信仰都不能两手一摊、坐等信众上门。尤其是乡村作为广袤阵地,总有各种“信仰”会去争夺,不是共产主义,就会是各种神学,不是神学,就会有各种迷信,不是迷信,也会有黄赌毒。

因此,乡村、基层的信仰阵地,依然是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依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如何竞争?

在市场经济、互联网、民主时代,首先要继续遵循宗教信仰自由。由上而下的口号、操办、任务指标不可取,相关人员尤其是基层党建工作者的消极、坐等更不可取,立足基层的宣传、合法合理的竞争,才是时代的呼唤!

其次,要依赖中华文明的力量,要相信人民的选择。信仰,不是口号,不是形式,必须是“有用”的、务实的,它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并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实际输出。

第三,基层宣传工作,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它不应该是古板、落后、照本宣科的,否则不但竞争不过,还将成为其他信仰传播的负面参照。

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区块链时代,本质上也是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资本、市场、商品对个体的物化、分层、隔阂,实现人类融合、平等互联的,与共产主义共同富裕、共建共享,及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是根本契合的。

因此,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广泛拥抱互联网乃至区块链技术,敢于创新,另一方面,还需要从中华传统文明中不断汲取养分。只有这样,共产主义信仰才能融贯“过去-现在-未来”,也才能不断融合工农、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

一个北方小县城的党建美学探索

第一次访问河南省修武县,感触于其朴素与亲民的美学路径(《)。二访修武,有一些不同的感悟。

在云台山脚下的沙墙村,今年有83户村民集资盖房。以往农民集资,通常盖的是宗祠或庙宇,而这次,盖的却是村委会。

村委会邀请的是北京的年轻设计师。门前是一个宽阔的小广场,群众可以休息、举办各种活动。进门是党建书吧,党员和村民可以在这里阅读、休息,放学的小孩也可以在这里写作业。旁边是开放式阶梯教室,是党员开会和群众集会的地方,还有群众调解中心、上级驻村办公室和儿童活动区等。临河一侧,还建了个开放式餐厅和露台咖啡吧。

二楼挑空设计,开朗、时尚、大气。外墙采用大面积落地窗,窗后有村民健身室、休闲餐饮区、旅游产品展售区,还建有VR智慧党建体验馆等。

大方、洋气的村委会刚刚落成的,首先服务的却是村里的老人。今年重阳节,宫玉香老人和老伴徐开国,与其他8对老人一起,在“大队部”举办了自己的“金婚”仪式。老人难掩激动,“真没想到,一把年纪了,还能穿着旗袍在‘大队部’听大家伙祝福俺,真的太好了。”

值得说明的是,整个沙墙村“大队部”,全部由村民自筹资金建设而成,党和政府没有花一分钱。它既是修武3.0版本的乡村党建美学阵地,又是村民活动中心,还是旅游体验中心。

而村民们集资的底气,除了近云台山景区的区位,更在于遍布修武县各乡镇的二十多个党建美学综合体已经产生的人气和经济效益。

1.0版本的大位村村委,一年多来,已接待河南各县市及全国的参观学习400多批次,人数已超过1.8万。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成为村庄精神文化中心——村民们在这里休息、拉家常,中老年人在这里跳广场舞,广场上还陆续举办了滑板大赛、农民活动月;放学的孩子可以在党建美学里看书、做作业,设计阶梯教室时还利用高差弄了一个滑滑梯,村民们可以自由出入,随时带孩子去玩耍……

与村委会紧挨着的是老年活动中心,不仅有活动,还管饭,菜品丰富,面向本村70岁以上老年人,政府和村集体补贴,每顿饭只需要三元钱(疫情期间临时关闭)。活动中心楼上是村电商中心,陈列着修武本地物产,还建起了直播室,而播主就是村民自己。

80后崔磊磊,曾经在外面做生意,前几年返乡做村支书,“最早县里要落地党建美学的时候,很多村庄都担心,这种既漂亮又没有围墙的村委会容易遭到破坏,老百姓、小孩子砸个玻璃、乱涂乱画在所难免。事实上,遮遮掩掩的围墙让人好奇,反而管理困难,这种开放式的公共建筑,大家反而没那么好奇。又与村民们切身相关,不但不可能破坏,反而充满自豪,都来维护。”

美学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大位村村小虽然远离县城,客观条件有限,待遇不高(许多教师来自周边村民,没有编制,工资只有一千多元),一直缺乏优秀中青年教师,但学校坚持美育,与村委党建美学也连成一片,并经常组织孩子参加县镇各种美学活动。通过先教孩子,孩子再回家“教”大人,村庄的美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正值下午课后打扫校园,孩子们衣着整洁、活泼大方,虽然吵吵闹闹但都彬彬有礼,并非想象中偏远村庄的乡下孩子,倒印证着县委所说的,“修武美学的核心其实是美育,‘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美学,让所有修武的孩子野性而高贵、熠熠生辉”。

与资本主导下失败多过成功的“田园综合体”不同,与行政主导下的“特色小镇”“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同,修武乡村党建美学综合体,设计师由村民自由选择,体现着民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县美学服务中心推荐、指导但不干预。“人民至上,共产党好”的党建美学,聚拢的是民心,汇聚的是民众自发的信仰。

凭什么基督教徒可以在教堂举办婚礼,共产党员就不能在党支部举办婚礼?今年十一,在上海工作生活的陶先生返乡举办婚礼,被大位村党建综合体吸引。以他的眼光来看,大位村村委不仅有设计美感,且集端庄、时尚于一体,他和未婚妻决定,婚礼就在大位村党建综合体办!

尽管父母有些埋怨,“结婚是人生大事,谁家不是在县城的大酒店风风光光办,哪能‘瞎折腾’办到外村、在外村待客?”最终的结果,婚礼受到所有宾客交口称赞,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对在党支部办婚礼的新人!

与中国许多乡村一样,以往大位村党建也只能吸引中老年人,甚至还需要派指标、拉亲朋好友,到今年,大位村已经有五十多位年轻人主动要求入党。最近,还有几位六十多岁的“奶奶级”妇女要求入党,“圆一个搁置了几十年的党员梦”。

修武党建美学,唤醒了基层党员的自信与自豪,重塑着基层党建久违了的光荣与梦想!

信仰的现实路径

时代趋势无法改变,年轻人奔向城市,修武也不例外。修武的例外,在于为空下来的村庄,补上了人性之美、精神之美。

修武还有不少地方,因为集体经济实力不强,或者文化保护限制,无法村村都建党建美学综合体,但也都力所能及地践行着“人民至上,共产党好”的信仰。即便财力、空间不足,它们也会在村委会开辟儿童下课后用来写作业的房间,开设老年人食堂,以及缺乏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应急卧室……这些,即便在民间富裕、政府亲民的沿海地区,也是罕见。

尽管地方财力有限,美学路径也刚刚启动,修武的“人民至上,共产党好”,已经不是一句口号,一个姿态,而是真正的从民众出发,闪耀着信仰的、人性的光辉。

充满人性的信仰,大致若何?

一曰,“有用”。

从唯“物”的南方发达地区对宗教的自动淡化,到东北农村地区宗教的实用主义本土化改造,从革命初期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到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在中国,信仰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鬼神来世。

信仰应当是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也是“有用”的,对提升民众素质、净化社会风气发挥着巨大作用——再怎么样,起码要强于“拜物教”、迷信、黄赌毒。

二曰,美学。

信仰必然是美丽的。基督教的颂歌、如剑般高耸的教堂,佛教的梵音、肃穆金黄的寺庙,伊斯兰的吟诵、朴实高大的清真寺……形式之美(继而是内涵之美),是一切信仰的开端。

即使物质贫乏的红军时期,党建也与美学牢牢捆绑:刮挺的野战八角帽,讲究适合中国人的脸型,配上鲜艳的五角星,精气十足;为方便山地行军的灰布中山装式上衣,特意在领口缀两片红布领章,犹如画龙点睛之笔;下身西装裤,平时宽松舒适,配上绑腿,使红军战士一下子立体挺拔。

时代发展至今,物质颇为丰盛,审美大为进步。然而许多乡村党建,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等着上面的指示,原始、简陋、被动。当然不提倡也无需攀比,但与宗教场所相比,凭什么人民阵地就要灰头土脸?

须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丑陋更不是共产主义。党建,离不开美学!

其三,社会主义普遍价值。

任何一种信仰,要赢得人们的广泛支持,必然与社会主义普遍价值紧密结合。

基督教宣扬的平等、博爱、宽容,佛教的行善与身心解放,资本主义对财富、个人自由、集体民主的追寻,乃至道教的效法自然、修道升仙,都契合着人类某些普世性的价值观。

然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蕴含的普遍价值是什么?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和让人接受。修武“人民至上,共产党好”的党建美学,贴近群众又具备美学指引,且简明、易懂,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信仰建设。

我们常说创新,而需要创新的,不只是科技、各种发明、商业模式,也包含思想和信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信仰之美,方为大美。而我们的信仰之路,依然是人民的康庄大道,但也依然任重而道远!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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